書評 - 董啟章《地圖集》

不久前，當我去參加一份編輯工作的實習面試時，需要由屯門出發，搭乘港鐵指示圖上棕色的屯馬線，於紅磡轉藍色的東鐵線，在沙田站下車後，再坐小巴抵達目的地——一座我不知名的半山腰處。面試結束，對方問我找到公司地址是否困難，我不假思索地給出否定答案：因為我在谷歌地圖上能夠搜索到，並獲得詳盡的路線提示。還有一次在九龍城，我清晰地記得獅子石道或是侯王道上有一間麥當勞——我曾路過並注意到它，店內有著兩塊自助點餐屏幕、進食的顧客和立於櫃檯後無人搭理的工作人員。可是由於谷歌地圖上，此地的麥當勞被標註在上述兩條街道之間、與二者平行的一縱無名小徑上，當天的我就再也沒辦法找到那家我曾目睹的快餐店。這些經歷使我不禁發問：我是否還能抵達，那些地圖上未標註或者標註有誤的現實之地？比如一條被遺忘的道路？一座被野草花木吞噬的界碑？如果一件事物的符號不再存在於地圖上，敘述不再描繪於故事裡，如果意符和意指被有意曲解、替換、抹殺，虛構的力量是否會染指現實，令人們終於也不能觸及那些過往，只落得風化、彌散在某處縹緲的時空？

我想，董啟章的《地圖集》便是探討了上述問題。在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之際，董啟章書寫下四個篇章，五十一則短文，調用“地圖”這個特別的意象，回顧了香港的歷史身份、空間建構、權力角逐、文化認同等主題，以及這些主題背後的虛構與真實。而本文將會分為三個部分，再此探討有關上述內容；雖然是《地圖集》的評論文章，但筆者希望做到的、能夠做到的可能也儘是藉助董啟章的筆力啟發，寫一些自己的話、不同的話。

地圖、鏡子、異托邦

福柯（2006）在討論“異托邦”時指出，在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中，存在許許多多被社會、文明、文化有意或不經意間規劃出來的斷斷續續的空間，比如監獄、墓地，人們將這些位置從城市中心剝離去郊外，好像我們其他的生活、衣食住行就可以四平八穩地進行了。福柯還舉例到，花園也是異托邦，因為花園是世界的象征；地毯是花園的複製，故而地毯也就成為了異托邦。類似的，異托邦還可以是時間的積累，比如博物館與圖書館。

由此，我們似乎也可以總結說，地圖同樣是異托邦。地圖是符號化、圖像化的世界，是比花園更具體的世界的象征。地圖和我們的日常生活彷彿沒有聯繫，而當我們在手機上打開地圖時，我們卻通過和這個異托邦的作用，完成了由所在地至目的地的現實空間位移。地圖是某個時刻的世界的縮影，在地圖上，空間與時間的對應幾乎完全對稱。地圖甚至能夠將不能並存的地方聯繫在同一個平面，比如我可以同時看見地底的地鐵線路，和地面的建築佈局。我們彷彿習慣了隱藏在一個小方格應用程式背後的地圖，卻仍然可以通過福柯的理論，思考並質詢其司空見慣的意義，發現它的異質性。

董啟章的《地圖集》似乎是對地圖的“異托邦”身份的絕佳註腳。在第一個部分“理論篇”裡面，董啟章借用科學式的語言，通過誤讀和虛構地圖學知識，分析解讀“對應地”（counterplace）、“共同地”（commonplace）、“錯置地”（misplace）、“取替地”（displace）等概念，旨在揭露地圖的虛構本質。

地圖通過平面上繪製的圖形反映現實中的地方，這讓我想到鏡子。我們可以在鏡子裡看到自身和周圍空間的投影，光線經過鏡子反射，平日感知到的三維空間就變成了平面鏡中不存在的二維圖像。當我們改變自己的樣貌，比如眨眼睛、梳頭髮、化妝的時候，鏡象和現實發生同樣的改變；當我們拿走鏡子前的牙刷放進旅行箱，鏡子裡的牙刷也不見了；當我們關上門，拖走行李箱離開家中，家裡的空間和鏡子裡的家中空間便同時不再描繪我們的身影。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總結，鏡子是一個完美的、一比一比例尺的、時間同步的地圖。反過來說，雖然地圖想要做到包羅萬象，模擬真實的地方的每一處細節，卻是不可能實現的。

在“理論篇”〈地上地〉一文中，董啟章（2017）這樣介紹地圖：“是以所有地圖上的地方也是地上之地，是超地方，是架設在大地之上的，比大地更井然有序，更易於搬弄、修改、塗抹、粉飾的地方，是人類的理想居所（這就像在閱讀售賣樓宇單張上的家居單位平面圖的時候，所獲得的難以名狀的幸福感一樣）。”（頁45）這就是說，當我們用“地圖”這個工具記錄“地方”，我們同樣受限於工具本身。就好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樣，我們可以依照“地方”製作“地圖”，但“地圖”出的“地方”，也就不再是“地方”，而是董啟章筆下的“超地方”、“地上之地”了。所以，地圖不是鏡子，地圖可勉強視為一面哈哈鏡，反映的是現實，卻不是實像。地圖上的空間是虛擬的，而且是可“搬弄”、“修改”、 “塗抹”、“粉飾”的虛像，如同哈哈鏡中可笑的變形人影。

然而，即使地圖的客觀性充滿想象的、虛構的爭議，它對空間的記錄天然的不可靠，為什麼我們依然需要地圖呢？從讀圖者的角度而言，我們同樣可以用鏡子類比作答。看地圖和照鏡子一樣，可以建立我們對現實空間的認識。我們在鏡子上看到自己的臉才可以化妝、剃鬚，也只有閱讀了地圖才可以快捷抵達旅人的目的地、面試公司的半山腰。而作為製圖者，這個問題就可能帶有不可告人，或必須昭示天下的目的了，這一點我們會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詳細討論。重要的是，當質疑完成時，地圖不再像日常那樣人畜無害，而是被寄託了偽造、虛妄、陰謀，其異托邦屬性也就暴露無遺了——地圖是值得深思，可以被顛覆的。《地圖集》的副標題正有此意：一個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學。在小說中，敘述者閱讀、考究、闡釋了許多歷史中實有的地圖，例如《廣東沿海圖》、《新安縣志》，引用了英治時期的地形圖、填海規劃圖、工程圖，還有葉靈鳳的香港掌故、魯金和吳昊書寫的街道傳奇舊聞。這使得《地圖集》為“地圖”的異托邦屬性做了絕佳的註腳，也使小說成為了一個異托邦的異托邦：它以書本的形式，儲存了關於各種香港地圖的文字描述。這些地圖的內容不外乎現實中大家認識、居住的香港，而地圖的製作卻帶有不盡相同的目的，具備各式各樣的功能。董啟章通過講述這些已有的歷史，再加上小說家獨有的誤讀、虛構技巧，為讀者展開了一個又一個不同宇宙裏的香港的面貌。它們都是虛構的香港，也都是真實的香港；整本小說是一場精妙的遊戲，也寄託了誠摯的感情。

本土、殖民、權力的遊戲

以“界限”為例，我們不難發現，地圖的製作就是權力的體現。董啟章在“理論篇”〈界限〉一文中這樣寫道：“在傳統科學測繪派的地圖學家眼中，地貌的繪畫是有其實存之對應的，但界限卻是一種只會在地圖上出現的東西。地區與地區、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界限，並沒有實存之對應物作為證據。因此，我們可以說，界限是一種虛構的權力行使。”（頁38）界限是人為的虛構。虛構出界限，地方才會成為地方，才會有領土和疆域。從這個意義上講，虛構具有改造現實世界的能力。隨著英屬香港的界限在南京條約（1842年）天津條約（1858年）、北京條約（1860年）的地圖上逐漸北移，英國旗幟飄揚的地方也逐漸向當時的清朝領地靠攏，而這一系列虛構的具象化、世界臨摹地圖的最典型例子，當屬九龍半島北部的一條大路：界限街。界限街修建於二十世紀初，對應北京條約裡的中英邊界。

界限街的修築還體現了命名的權力行使，和街道對歷史的記憶。“街道篇”〈通菜街與西洋菜街〉也講述了一個類似的故事。通菜街、西洋菜街如今是旺角區的兩條平行的姊妹街，而在早期，它們分別是同一條街道在夏季和冬季不同的名字。原因是當地居民夏天種植通菜，冬天改種西洋菜，所以他們在夏天把街道稱為通菜街，到了冬天改叫西洋菜街。這為政府登記資料和郵遞系統帶來了不便，導致信件的遞送往往會落後半年送達。於是當局將此區域重建，通菜街和西洋菜街重新分配給兩條不同街道命名。然而，居民們卻不約而同地在夏天遷進通菜街居住，到了冬天再將生活場所轉移到西洋菜街。這種和政府的對抗可被視為民間本土意識的體現。在這個故事的結局，時間解決了令政府頭疼的市區規劃問題，因為新一代的通菜街與西洋菜街居民，不再抱持當年的“內部團結力量”和“獨特身份認同”（頁119）。我將這個故事視為，命名、亦即虛構，具有改造現實的力量的又一例證；而命名，仍是權力的行使。

命名的權力掌握在政府手裡，放在香港的語境下，則始終帶有一層殖民文化和本土文化對抗的色彩。“城市篇”〈東方半人馬〉一文就展示了香港作為殖民地，中西混雜的複雜面。文章溯源了中環和上環街道命名的歷史問題，舉例在一八八九年的街道地圖中，兩地的命名已經出現中西分化，表現為中環的街道無一例外以英文取名，如砵甸乍街（Pottinger）源自第一任總督，德忌笠街（D’Aguilar）命名採用早年駐軍總司令的姓氏；而上環的街道卻多用中文名，如普慶坊、普仁街、永樂街等。包括前文提到的界限街，空間的虛構和改造使得符號實踐了統治者的特權，殖民的歷史便以命名的方式長久地保存在城市的記憶中，消解了本土原有的文化、風貌。所以“中環一面是英式樓房，上環一面則是中式屋宇。從海港眺覽，必然察見雙方歧異並存的形態”（頁81）。董啟章的敘述保留了本土的力量，殖民與被殖民的文化在香港的街道和地圖上分庭抗禮，虛構與虛構的交鋒似乎永遠不會停止。直至今日，Hong Kong和Xiang Gang的命名問題又一次糾纏不清，命名與記憶、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民間，權力的遊戲仍在進行時態下發生。

“街道篇”〈洗衣街〉借比較文化學者的口吻，運用“水”洗淨“衣服”的比喻，更加接近本質地探討了這個問題，態度卻趨於絕望：“衣服就算洗濯乾淨，也永不再是洗濯前的衣服。是以洗衣作為地區文化符號，暗示了集體潛意識中一種反向的自保，以及此自保的不可能。”“水的暴力則是持久而潛藏不露的，並且帶有清澈、涼快和滌淨的感官作用。”“受洗物的光潔明麗，是以施洗者的手段的污穢為代價。”（頁121）在二零二一年的今天，閱讀九七年董啟章寫下的《地圖集》，我們或許對其中的寓意有著更深刻的理解，也能夠對這部作品本身投射更多共同的情感。

虛構、真實、身份認同感

一九九五年，押井守執導的《攻殼機動隊》描繪了一個賽博朋克世界，技術手段可以令人對虛構記憶信以為真，而主角草薙素子則依賴一隻從小戴到大的手錶確認自我的身份。那塊手錶在電影裡被稱為“外部記憶裝置”，是每一個面臨被植入記憶風險的人所必需的物品。雖然技術上的植入記憶在現實中尚未發明出來，人們還不用擔心記憶與情感旦夕之間慘遭塗改，但是虛構對歷史、現實、記憶的侵蝕卻是亙古不變、跨越中西的現象。“三人成虎”、“眾口鑠金”的成語就是語言上的例子；喬治·奧威爾的政治小說《一九八四》裡的名言也早已應驗，“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草薙素子利用空間與自己的關係確定自我身份在時間上的同一性，這可以被視為空間塑造認識的正面例子。與之相反的是，當空間的同一性無法保證之時，生活在空間裏的人又怎樣自保原先的身份認同呢？又或是說，身份認同本身更應該被視為一種虛構，一種敘事？當它和歷史、地圖、故事、國家擁有對等性質時，發生任何相互作用似乎也不再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反而有種“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平等。

關於這個問題，“街道篇”〈堅拿道東與堅拿道西〉一文透露著董啟章的思考。這個篇章介紹了堅拿道東和堅拿道西兩處地名隨著時間流逝，符號（sign）和指涉（reference）失去了聯繫，街道名不能追溯到起源，只暗示了建設中的城市不斷自我解構的過程。在文章的結尾，董啟章這樣解釋在這類地方興起的“打小人”習俗：“在一個地方、名字與意義無可避免地趨向分解的城市，沒法不進行一種意義重建的反策略，也即是把毫無關係的符號（“打小人”中使用的紙人）一廂情願地當作現實的所指（“打小人”中被打的現實對象，通常是令人討厭或憤恨者），並在虛構的交涉過程中（“打小人”中以舊鞋重複而猛烈地打擊紙人的動作，通過輔以最陰毒的詛咒），獲得最真切不過的心理排解和安慰。”（頁109-110）我們不難看出，即使身份認同可能是虛構的，人們因其所持有的情感卻“真切不過”，以至於“打小人並不是偶然的”。這一習俗正是源自空間的重塑、歷史的丟失，由於現實中造成結果的人無法被打擊，居民不得不依靠“打小人”的虛構過程排解這種空虛，重新模擬一種現實的活動並習俗化，已達到還原、共享群體內部的共同記憶之目的。

雖然人們產生情緒的條件（身份認同、空間、歷史等）可能是虛構與真實的複雜結果，情緒作為人的感覺本身仍是真實的，而且需要現實中的儀式抒發、宣洩、排解。為了準確描述這種情緒，我們不妨稱之為“身份認同感”，旨在強調它是一種感覺、情感。我認為，正是身份認同感構成了一種原初動力，驅使本土居民的虛構，和殖民者、掌權者的虛構持續對抗。這種對抗不存在“天下大同”這一欺詐話術式的美好幻想，只有溺水者掙扎一般的求生。身份認同感就和求生慾一樣，使得原有文化、本土文化的生命傳承下去。而過程難免發生衝突、融合、此消彼長，這可能也是香港文化獨特性的建構歷程。我們在《地圖集》中亦可發現這樣的特征，比如文字裡隨處可見的中英文雜糅；比如街道命名，以及後人對當初命名背後掌故的闡釋權的爭奪。

“街道篇”〈詩歌舞街〉就是對這個現象的具體詮釋，文章詳述了關於詩歌舞街名稱由來的眾說紛紜。有說是先有英文名，後有中文名的：“詩歌舞”來自英文“sycamore”一詞的音譯，由於原意指無花果，與中國傳統“開花結果”的美好願望相悖，故改用音譯，符合“歌舞升平”的安樂祥和。這個說法的問題在於“sycamore”一詞指向何種植物且無定論，於是便有了先有中文名，後有英文名的傳說：詩歌舞街在十八世紀是各種本土文化的集聚處，“曾設有宗廟、書齋和戲班，分別負責祭祀、教育和娛樂等各種社會職能”，而後便有本地的一位秀才借用《詩經·毛詩序》的典故命名這條街道。及至英國人開發此地時，音譯為“sycamore”，“實乃漠視華人傳統、淡化本地文化氣息的舉動”（頁116-117）。這樣一來，命名也變成了殖民化的過程。不論是哪種方式，都無法逃離文化與文化、虛構與虛構的角斗場，彷彿最後只有虛構的過程是可以確信的。董啟章在結尾又提供了另一個解讀命名的版本，詩歌舞街曾經種植無花果，所以得名“sycamore”；後來政府改種市花洋紫荊，才失去了地名與原指涉的聯繫。董啟章依然不改對本土文化的擔憂，我們卻不難讀出其中堅定的身份認同感。他如是結束這一章：

“無花果雖無花，但有果；洋紫荊雖有花，卻不育。”

結語

董啟章的《地圖集》結合了真實與虛構的力量，以“地圖”為起點，質疑了時空、歷史、城市、日常生活的確定性與客觀性。雖然董啟章採用一種科學式的口吻書寫，內容也混淆了虛構與真實，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背後屬於作者的情感，那份扎根於香港本土的，對於身份、文化、個人歷史、日常經驗的反復發問和確立，以對抗來自官方權力的改寫。

當我們無法認識到虛構和真實，單純地為表象所塑造及利用時，危機就潛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每個角落。如果要說小說有什麼功利的作用，《地圖集》或許提供了這樣一個偉大的答案：它能夠帶領讀者認識自己，認識空間，看透隱藏在大地之下、地圖之上的虛構，讓我們能夠辨別其中的真實，把握自己情感的受體，將操刀掌故、建構與解構的力量歸還於每個讀者的內心之中。

參考資料：
	M．福柯[法] 王喆（译） (2006). 另类空间 世界哲学, 6, 52–5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4318.2006.06.006
	
	董啟章, 楊智恆, 安維真., & 安維真 (2017). 地圖集 = The atlas archaeology of an imaginary city (二版. ed.).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