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

克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第二分卷的标题是黄金年代。其中至少有三层含义：首先，随着德国正统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成为一支可自行发展的思想共同体，获得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生命；其次，作为欧洲思想共同体一员的马克思主义在这段时期和欧洲哲学的主要思潮互相渗透，作为一个整全学派爆发出很大活力；最后，在这个年代的落幕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作为现实政治势力，以惊人的政治勇毅一举夺取、巩固了一个强大领土帝国的统治权。

马克思本人无疑是同时代最好的黑格尔主义者之一。他哲学气息最为浓厚的《巴黎手稿》本身就一篇是精彩的《精神现象学》读书笔记。但是黑格尔哲学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1848年后迅速衰退[i]。在马克思去世的1883年，已经不存在他青年时风行在知识分子圈子的各派黑格尔主义氛围。因此 恩格斯和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派”对其理论进行了更加符合“常识”和时代精神的处理，对其中的黑格尔成分采取公式化、简单化甚至机械化的解读。许多后人熟悉的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之类的“规律”都是这段时期的产物。这些解读并不能说“背叛”了马克思本人的意图，毕竟他的写作本身就充满了杂糅和矛盾。不过如是一来其思想中精微和观念论的成分一直到葛兰西为止都不会重见天日了。

具体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考茨基、拉法格、罗莎·卢森堡这些死硬正统派尽可能地维护“经济基础”对其它社会要素的决定作用。除了地理因素之外，考茨基拒绝在历发展中加入任何“生产力”之外的原生要素。但更多思想灵活的人——如葛兰西和克罗齐的导师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不得不接受人类社会的现象是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多种因素互动的产物。当总体上持正统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引入”一些修修补补来让刚硬的单因果决定论变得柔和时，他们把整个体系变成了一锅意味不明的大杂烩。他们或许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在于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最终极的意义上”决定了历史走向，但鉴于那么多独立要素都已经被囊括进历史分析，到底这个“终极”是何等意义上的“终极”也就成了暧昧不明的隐喻。

当然，德国正统的思想发展并不是经院里的口头争论产物，它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社会民主运动斗争现实的深刻影响。现实中在德意志帝国运作的是一个具体的、有型的政党。这个党有自己的活动家、组织领导、政治目标。它如何处理自己和工人、和更广泛的社会、乃至和德意志国家的关系，是迫在眉睫的实际问题。这些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没有现成和清晰的答案。比方说，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意识”是一种在历史辩证运动中实现的工人阶级的自我理解，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这种玄妙的辩证法分析很难实际应用到现实政治。德国社民党及其理论代言人们很快就把党的核心任务之一设定为组织、教育、训练无产阶级，让他们在斗争和运动中成为马克思设想中的历史的创造者。这是一个自诩为代表某群体中最先进部分的组织最自然的自我理解。

另一个更重要的例子就是所谓“修正主义”的争论。德国社民党并不是一个自上而下、中央集权的体制。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没有扼杀它。在俾斯麦下台、反社会党立法被废除后，党更是迎来大发展。大量拉萨尔主义和工联主义传统的工人活动家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羽翼下发展本地工人活动，争取具体的、渐进的改革，这扩充了社民党的阵容，但也增添了它分权的、联盟的性质。社会民主党从初创期一个半地下的全民公敌政党，逐渐成了一个有瓶瓶罐罐需要在意，有成就也有羁绊的庞大组织。显然，贸然准备、发动一场不太可能成功的革命会毁掉德国无产阶级艰苦奋斗得来的一切。这样的现实也影响了德国正统派眼中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含义。考茨基的结论是，既然按照“历史规律”资本主义发展下去自己就百分百会完蛋，那么社会民主党就既不该发动革命，也不该“主动”寻找革命的机会（这是万恶的主观主义），而应在革命自行“成熟”以后带领工人阶级摘桃子。在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发生变化之前，人为催生革命的做法无非是徒劳无功。考茨基从来没有放弃革命话语、放弃资本主义未来会自取灭亡的预言。但他的“不作为主义”、“[资本主义]越糟糕就越好”的口号事实上冻结了有组织的革命活动。这种纲领主导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口头上的革命政党和实践上的改良政党。

修正主义的官方创始人伯恩斯坦指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不断贫困化的预言并不准确、党应该在现有体制下渐近改良，并提出“目的无关紧要、运动就是一切”的口号。这种表述公然背离马克思本人最清晰的立场，不出所料引来考茨基的强烈反对：恩格斯和考茨基并不是在实践上反对无产阶级代表参加议会、鼓动社会立法，他们只是在理论上坚持这些都是无产阶级为革命所做的准备，是对无产阶级接管社会所做的预演和训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着质的区别，因此不可能通过量的改变一点一点建成。

把晚期恩格斯归于“修正主义者”行列是误解，但修正主义和所谓“正统派”的实际差距，在德国并没有他们口头上显示的那么大。伯恩斯坦或许冒犯了考茨基在最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感，但修正主义只不过是在给党早就事实采取的路线提供理论基础而已。修正主义者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不止在实践上，也在理论上承认：“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下，社会主义可能渐进和平的建成，“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也可以为工人阶级服务。

德国正统主义者的解读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生产力单方面决定上层建筑、 客观规律单方面决定历史的行程。离开黑格尔哲学的语境，这种强硬的解读必然产生各种常识意义上的两难。决定论是否抹杀了个人自主性？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能不能推导出这是道德上正确的事业？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是具有普遍性的科学？这些理论问题在德国正统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

然而这对于正统派来说似乎并不是什么重大的问题。所谓正统并不单单是组织和人事上对马克思-恩格斯直接的传承关系（法国的正统派拉法格是马克思的亲女婿）。更为重要的是，正统派的形成代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体系最初的封闭：马克思主义被理解为一个完善、自足、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任何争论都可以通过援引体系内部的思想资源加以回答，而不需外假它求。而这种回答在外部视角看来是否足够融贯和正确是次要问题。德国正统的这一特点几乎原封不动地被列宁继承下来，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重要特征。

然而不满意正统派教条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回答种种矛盾，目光转向了更广阔的思想资源。他们的重要交流对象是以马堡学派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以及初具逻辑经验主义雏形的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这两支哲学流派随着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革命，外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成了哲学史上的失踪者，如今鲜有人问津。但在其影响力鼎盛的时代，新康德主义曾经统治欧洲大陆的哲学讲堂半世纪之久。

受到上述思想影响的“奥地利马克思学派” 相对于正统派更不拘泥于马克思著作的文本含义，他们认为从外部思想资源补充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完善。

麦克斯·阿德勒等新康德派试图利用康德的伦理学框架，将无产阶级事业奠基在普遍的道德基础和统一的“人”之观念上。阿德勒的“社会先验”理论试图从马堡学派的角度去解读马克思的“人不过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观点，并从先验主义出发，从方法论上反对“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式解读。在新康德主义者看来，社会民主运动具有普遍的道德内涵，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也可以奠基在康德先验认识论的一般框架内。

奥托·鲍尔从双元帝国复杂的族群现状出发，探讨了社会主义和民族之间的关系。与马克思倾向于把民族感情和民族主义都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欺骗”不同，鲍尔认为各个民族的文化多样性有其内在的价值和合理性。因此他主张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经济和公共事务上集中统一，文化与地方事务按照各民族特色高度自治的联邦-邦联主义构想。

鲁道夫·希法亭则是世纪末马克思主义者中唯一试图认真对待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对《资本论》毁灭性打击的经济学家——或者说是唯一仔细阅读庞巴-维克以后还对马克思经济学有基本信念的人[ii]。

这种交流之所以可能，部分原因是站在19世纪经济学范式革命前沿的奥地利经济学，本身也是新康德主义方法论的产物。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影响直到米塞斯和哈耶克身上都有浓厚的痕迹，让20世纪之后的奥地利经济学逐渐走向和瓦尔拉斯-马歇尔的当代实证经济学不同的发展道路。

话说回来，希法亭对庞巴-维克的驳斥虽然可说是基本不得要领，但是这位后来的奥地利共和国财政部长在另一个领域作出的贡献则不容小觑：他第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内分析、总结了帝国主义高潮对经济和阶级矛盾的影响，让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跟上了最新的世界发展。

组织最成熟、继承正统名号的德国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及理论上具有丰富创见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都在思想土壤相对贫瘠、发展相对落后的俄罗斯帝国产生深远影响。

俄国马克思主义基本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从思想谱系中来说从属于西化派。俄罗斯各派马克思主义者最初的批判目标，是民粹派神话前资本主义的俄罗斯村社的空想。普列汉诺夫、列宁这些俄罗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与后来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司徒卢威等人在站在同一个战线，致力于利用马克思的理论粉碎民意党人的土地和社会纲领。他们坚持认为，从经济和历史的客观规律出发，俄罗斯不可能建立现代社会的同时，又拒绝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当俄罗斯帝国的工业化与农业商品化在19世纪末进入起飞阶段，民粹派的纲领现实可能越来越低，俄国马克思主义潜在的分歧就再也无法弥合了。

司徒卢威接受庞巴-维克对《资本论》中价值理论的批判，政治上、经济上逐渐和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成为自由派立宪民主党的重要人物。别尔嘉耶夫走向宗教，成为布尔什维克在西方最知名的早期批评者。还有一些政治上倾向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亚历山大·博格丹诺夫则接受了马赫主义。

列宁和以上所有人都势不两立。对列宁来说，哲学争论从来不是一个单纯追求所谓真理的理论问题。他在大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iii]里指出，哲学分“党派”：要么是唯物主义的、要么是唯心主义的；要么坚持心先于物，要么坚持物先于心。这两者之间没有中间地带，凡是宣布中立的，都是唯心主义者。哲学上的党派是政治上党派的反映。各种反对“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都是伪装的宗教信徒、唯心主义者、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康德主义的普遍道德观坚持存在跨越阶级的伦理原则，显然是在鼓吹阶级调和，掩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经验主义拒绝物质实在的第一性，试图抛开唯物主义的本体论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出发构造现实，等于是认为客观世界不能独立于主观认知存在，是最恶劣的贝克莱式观念论（话说回来，唯心主义除了贝克莱之外还剩下什么呢？）唯一正确的哲学当然就是马克思（经由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传递）已经彻底阐明的辨证唯物主义。它真实性是如此明显、清晰，反对这一真理的动机必定来自于纯粹认识错误之外。因此，哲学上的错误必定是政治上反动的表现，如果不对之以坚决的驳斥，会对俄国的革命事业造成很大危害。

一直到1905年，列宁都自称是考茨基的小学生，对这位德国大导师的教导言听计从。当考茨基等主流社会民主党支持德国的战争努力，给战争预算投赞成票后，这位偶像轰然崩塌。从1914开始，列宁最为顽强和天才地表现出自己无情的政治决断和行动力。

国际社会主义者中只有他不但反对第二国际政党支持本国政府的“背叛”，也反对任何恢复大战前国际秩序原状的和平努力。冷酷的政治计算与坚定的革命信念危险混合才能出“变帝国主义国际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这样看似疯狂大胆的结论。没有人会支持本国政府战败，没有人会愿意担上卖国贼的名声。列宁并不打算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他支持一切反对俄国政府的抗争活动，不管是自由派、小农、还是分离主义者，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些立场本身有所同情，而是因为他们可以促进沙皇政权的崩溃。

列宁对民族问题的理论看法是对奥托·鲍尔的重复，但他的马基雅维利直觉让他看到帝国边疆的离心势力所潜藏的巨大潜力。这让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时掌握了针对白军的巨大优势——那些顽固的军官和贵族最大的口号就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如果世界革命迫在眉睫——和后来斯大林指控托洛茨基不同，列宁本人至少在相当长时间内也是不断革命论者——，允诺乌克兰从帝国分离又有什么关系？在全世界的苏维埃联邦中（欧洲无产阶级将很快加入俄罗斯），民族国家将丧失他在帝国主义秩序中旧有的意义。他对帝国主义的分析的原料是希法亭和霍布豪森，但是敏锐的政治嗅觉让他主张从帝国主义秩序的边缘开展革命，从最薄弱处打击国际资本主义秩序。这一战略改变了无数亚非殖民地世界的命运，其余波至今震荡世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充满学究气的分析，在列宁手中变成利剑和武器，这也完全符合他对哲学之用途和目的的看法。

目的是永恒的，手段可以不断变化。只有列宁本人钢铁的决意外加他对布尔什维克铁腕的控制，才能最大程度抓住战败的混乱中转瞬即逝的机会，在各种矛盾的立场中转圜。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掏夫斯克承认战败，掀起巨大的反对浪潮。然而没有这场豪赌以彻底退出战争，布尔什维克就会像临时政府一样倒台。面对内战后一片残骸的苏联，列宁咬牙切齿、毫不迟疑地推行了新经济政策，他不会允许“工人反对派”之流的“左倾幼稚病”断送苏维埃俄国的前途。与《国家与革命》中浪漫的描绘不同，专家经理的特权地位、红军严格的军事纪律、契卡别动队的搜捕逐一到位，一个未必理想但确实可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即将成型。

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的黄金年代就这样在世界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隆隆炮声中落下帷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成为苏联官方的哲学正典。思想和地缘政治的一大块版图在当代西方哲学革命的眼前关闭了对话窗口，其影响延及整个苏东阵营。当它们从封锁中重新浮现，世界早已今非昔比。

[i] 在英国，新黑格尔主义在19世纪最后十年占据显要地位，并成为新兴的分析哲学最主要的学术靶子。参考SEP词条黑格尔

[ii] 下一次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正面对奥地利学派发起挑战要等到不幸的尼古拉·布哈林同志写作《食利者政治经济学》了。

[iii] 本文写作于1908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的两派在1906年形式上恢复统一，随之在1912年彻底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