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宪法百年：俾斯麦的遗产与阴影

本文首发于四季书评 标题为《俾斯麦与魏玛共和国百年》

（一）

二战后西欧的经济奇迹创造了舒适的物质条件。整个德国社会得以对晦暗的过去闭口不谈。这一“去政治化”的默契在60年代纳粹屠杀的细节逐步公开后愈发难以维持。德意志民族如何面对自身的历史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

彼时，俾斯麦在联邦德国仍是受人敬爱的帝国缔造者和社会政策开创者。他是未受纳粹污染的、更高贵的德意志的象征。这一形象随着战后新一代历史学家的崛起受到日益批判性的审视。这批新一代学者坚持，并不存在一个纯粹和无辜的德国可以和纳粹的第三帝国一分为二。当德意志走向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的特殊发展道路（Sonderweg）时，就已注定要落到这般下场，而俾斯麦对此负有特殊的罪责。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和他的《德意志帝国：1871-1918》是这一史学思潮的代表之一。在该书中，韦勒运用比勒菲尔德学派的结构方法批判性分析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和俾斯麦的所作所为。他的结论是，威廉德国存在无法克服的结构弱点，为一战的军国主义和二战的种族清洗铺平了道路。虽然已出版近半个世纪，本书仍是学习德意志帝国乃至魏玛共和国历史不可不读的典范之作。

美国犹太裔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和韦勒属于同一个知识传统。他出版于1977年的大作《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聚焦于俾斯麦和他私人银行家盖尔森·布洛希罗德之间微妙的关系。由于在纳粹阴影下生活的特殊经历，斯特恩这一代逃亡美国的犹太学人比起德国本土学者更容易接受“特殊道路论”的主张。斯特恩在自传中写到，虽然自己“只在纳粹德国下生活了五年，但那段短暂的经历还是向我提出了一个让我在整个学术生涯都试图回答的迫切问题：邪恶的普遍可能如何在德国成为现实？”

斯特恩与韦勒的两本书从体裁到主题都迥异，但他们透视俾斯麦德国的方法与视角是一致的。将《德意志帝国》与《金与铁》两本差不多同期出版的经典参合阅读，很容易观察到互相呼应之处。在他们看来，近代德国历史发展的根本问题就是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社会中，政治阶级与经济阶级之间权力配置脱节所导致的扭曲：当德意志帝国变成工人愈发脱离土地涌入城市，经济上逐渐被大工业资产阶级和大金融资产级把控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政治权力还掌握在“准封建”的土地贵族手中。政治精英维持权力的努力，阻隘了德国朝向“正常”工业民主国发展的转型，也是德意志走向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之“特殊道路”的根源。

（二）

韦勒的《德意志帝国》从宏观视角出发进行抽象分析，斯特恩的《金与铁》则以两个具体的角色为透镜观察德意志和欧洲半个世纪的变迁。

两本书都开始于1848年革命后一片狼藉的中欧与普鲁士。彼时，变革的火焰已经熄灭，法兰克福议会上德意志统一的热望沦为幻梦。民主势力在退却，保守与反动已巩固阵地。1848年的濒死体验在普鲁士的容克贵族，更在俾斯麦个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统治权不再是封建秩序下的理所应当，只有永久的谋划与警惕才能保证政治生存。德意志邦联中的两强普鲁士和奥地利龃龉不断，两者为争夺德意志世界的领导权而斗争不断。

青年贵族俾斯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在外交界度过不甚愉快的几年后，一次危机为他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挑战。1862年保守派的军事改革提议，引爆了普鲁士议会中的自由党多数派和政府之间的严重冲突。俾斯麦临危受命进行斡旋，但没有人指望他能成功领导普鲁士渡过难关。然而一系列大胆冒险之后，俾斯麦不但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还把自己的祖国推向了陆地霸权的高峰。在他的领导下，普鲁士先是和老对手奥地利联合，挫败丹麦对石勒苏益格-赫尔施泰因两个公国的企图；又在和奥地利闹崩之后把哈布斯堡帝国打垮，建立普鲁士主导的北德意志邦联；最后在色当战役击败法国，成立德意志帝国。德意志统一的夙愿在俾斯麦手中成为现实。自由派对这巨大的三级跳感到目眩。普鲁士议会回溯批准政府在战争前寻求战争资金的行为合法。宪法斗争宣告终结。俾斯麦用“铁和血”给自己开出了一条活路。

在俾斯麦卓有成效的政治操作下，新建立的帝国议会中形成保守党与国家自由党的稳定多数，这既是宰相和自由主义者的合作成果，也是对资产阶级顺服的报偿。德国高速发展的经济被法国的战败赔款添了把火。到处都在新设立工厂和公司。铁路运输、冶金行业遍地开花。自由主义者输掉了统治权的斗争，却几乎赢得了一切。他们有了统一的德国民商法与国内市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开放的贸易体系。自由派与俾斯麦联手对天主教和梵蒂冈在德国的代理人中央党进行毫不留情的围剿。这场战役将会以“文化斗争“（Kulturkampf）为名被历史铭记。

（三）

韦勒详细分析了德意志国家如何通过官僚机构和军队实现对社会的制度化控制。经历帝国内政部长普特卡莫的清洗与改革后，普鲁士高效的官僚与司法制度在“行政中立与法治国（Rechtsstaat）的掩盖下成为保守利益坚实的堡垒。贵族出身的军官有相当可观的数量与影响力。普鲁士的尚武精神透过退伍军人协会和陆海军协会等组织渗透进社会生活。为了防止“不可靠的社会成分”影响普鲁士军队的忠诚，普鲁士战争部和总参谋部限制扩张常备军的规模以保证军官都有政治上合格的背景。他们也对普遍义务兵役制抱有深深的疑虑，担心征召兵会推翻现存制度。一言以蔽之，资产阶级或许日益掌握金钱权力，但军事贵族的原却把握了政治社会生活中更核心的部分。

斯特恩《金与铁》的8、9两章所描绘的景象，是韦勒笔下俾斯麦的阶级同侪们为维护权力所采取的手段的具体展现。他围绕布莱希罗德在人生走向巅峰的这十年间与柏林高层社会的互动，着力描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强大实力与政治上的奴颜婢膝。

盖尔森·布莱希罗德是俾斯麦的亲信、德国首屈一指的银行家。在很多时候，他也是首相的私人特使与情报来源。1866年普鲁士政府为对奥战争经费忙的焦头烂额时，布莱希罗德牵头出售政府在科林-明登铁路中的权益。这笔宝贵的资金让普鲁士的战争机器可以继续运转，俾斯麦的豪赌不至一败涂地。这场关键的胜利奠定了德意志帝国的基础，也让布莱希罗德一跃成为俾斯麦身边最受信任的亲随。

普法战争后布莱希罗德出任普鲁士顾问，在凡尔赛宫参与法国战争赔款的谈判。对一位靠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当代理人起家的德国犹太人来说，这实在是堪称新星爆发的崛起。他深晓自己的成功离不开俾斯麦和德意志。除了对首相本人无尽的忠诚与孝顺，他也毫不吝啬的支持公共事业，赞助退伍军人的生计。俾斯麦曾自豪地说：“每个波美拉尼亚地主都有自己的犹太银行家，我是个波美拉尼亚地主，我有布莱希罗德。”

犹太人在迅速变迁的德国社会中扮演的复杂角色集中于盖尔森一人。他既是爆发的金融新贵，也是政治上可靠的保守派；既是普鲁士解放犹太人的法律进步的产物，也是最后一代传统的“宫廷犹太人”。普法战争后，伟大的“帝国缔造者”俾斯麦受封为亲王。在他的口头推荐下，德皇威廉一世将盖尔森·布莱希罗德封为世袭贵族。他现在可以被称作尊敬的冯·布莱希罗德阁下，名义上可以与蓝血贵族们平起平坐。盖尔森在自家举办的晚宴是柏林社交界最高端的场所之一，宫廷要人频频出没其间。

德国的军事-土地贵族们也许热爱决斗和荣誉，追求自律和简朴的价值观，但他们也需要钱。在这个愈发工业化和资本化的社会，上等人要维持自己的体面生活不得不仰仗他们所鄙夷的银行家，其中不少又是布莱希罗德这样的犹太人。他们所投资的股票和债券主要涉及德国蒸蒸日上的巨大工业与各类国债。俾斯麦更向往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的田园牧歌，厌恶柏林杂乱无章的土鳖气质和工人聚集区。可是离开德意志工业化的火车头与股份有限公司制的天才创举，亲王的钱袋很快就会空空如也。在“铁血宰相”形像之下的俾斯麦像个斤斤计较的英国小店主：他在乎钱。成为帝国首相后，俾斯麦得到大块土地赏赐。他像个地产商那样对庄园进行商业开发，甚至把自己庄园里一眼泉水打上“俾斯麦牌矿泉水”的标记罐装出售。他不断地咨询布莱希罗德应该投资哪些股票和债券，为自己被纳入较高额的纳税等级而向政府写信抗议。

布莱希罗德和柏林权贵之间的关系就是德国阶级权力结构的真实写照：上等人有求于布莱希罗德，但都耻于和他公开扯上关系。老爷们在求助的信上极尽恭维，背后却咒骂他不知好歹，是个浅薄贪婪的犹太人。布莱希罗德作为一名大资本家、也作为一名犹太人（这两者在很多人眼里是一回事）要努力学习容克贵族的规范与准则，获得上流社会的首肯与接纳。他把自己的儿子送进近卫军预备役军官团。那是想有前途的年轻人都会争取的职位。

斯特恩笔下的布莱希罗德就是韦勒所说的“软弱的资产阶级”的一员。他们无法承担起德国进步和改革的重任，对民主和议会制最多有三心二意的支持。这就让俾斯麦之流可以轻易把他们拉进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统治阵营中。

（四）

然而这个不平等的联盟缺乏稳定的基础，在工业资本主义商业周期的浪潮中经不起多少打击。帝国初年的乐观情绪很快被1873年的经济萧条一扫而空。自由放任经济学在德国名声扫地，国家自由党的左翼和右翼分裂，社会民主党登上历史舞台。俾斯麦开始寻求新的政治支持。

俾斯麦善于通过打击选定的敌人来团结大多数利益集团。帝国初年这个靶子是天主教中央党人，拉拢的对象是民族自由主义者。1873年后自由主义的势力陷入分裂和衰弱，俾斯麦开始想办法和中央党人和解，把矛头对准新崛起的社会民主党。1878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通过标志着德意志帝国政策的大转弯。随着来自北美和俄罗斯的廉价粮食开始入侵国内市场，俾斯麦决定遵从游说集团的建议大幅增加农业进口关税，保障农业集团的利益。这当然缓解了农村地区的生计困难，却也极大增加了城镇工人的生活成本。

1873年的经济危机极大促进了反犹主义在德国社会中的蔓延。布莱希罗德和俾斯麦处在这场风暴的核心。反犹主义者除了宣传固有偏见，还用阴谋论混淆事实和谣言，以想象力颠倒资本家阶级（犹太人）和政治精英真实的权力关系。他们主张犹太人已经控制德国的经济命脉和传媒舆论，摧毁普通德国人的生计。数不清的小册子作者们号称德国政府内充斥犹太人的代理人，连首相本人都已被犹太人收买：谁能否认布莱希罗德明智的建议让亲王赚了大钱呢？

这位大金融家、帝国枢机顾问、俾斯麦的私人特使一次次恳求亲王和宫廷中的要人保护他和同胞免遭反犹主义侵害。帝国宫廷开除了热切宣扬打倒犹太人的牧师施托克，但也不愿意走得更远。德国社会颇有一批受尊敬的人鼓吹所谓“犹太人的威胁”，人们并不会把它们和一般宵小联系在一起。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曾轻蔑地说：“反犹主义是白痴的社会主义。”这当然低估了反犹主义的号召力和广泛性。但他的话精确的点明，德意志新反犹主义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反犹主义的蔓延和社会民主党的崛起一样，是德国政治制度无力吸纳转型社会的阵痛与经济周期的动荡所激发的政治能量的体现。

德国的政治精英对社会民主党唯恐避之不及，却选择绥靖反犹主义。社民党公开的革命修辞和他们对独立工会的影响让体面社会想起了1848年的混乱。第二国际的存在更让人质疑社会民主党对德意志祖国的忠诚。俾斯麦在1879年帝国政治转向后不再对犹太人摆出同情的姿态绝非偶然。在新的政治计算中，天然倾向反犹的各种政治势力（包括前对手天主教中央党）成为更加用得上的盟友。他们会和社会民主党争夺同一批群众，打击宰相最痛恨的敌人。 如果一定要靠发泄仇恨来抒发针对社会秩序的怨念，犹太人是比“资本主义”安全得多的目标。哪怕底层群众所指的往往是同一个对象。

（五）

俾斯麦在1890年与年轻的德皇威廉二世冲突后黯然下台，结束他对普鲁士和德国政治将近30年的统治。布莱希罗德继续享有他的财富。晚年的他面临反犹主义愈发猛烈的攻击，荣誉和诋毁同时占据他的生活。

留给俾斯麦的政治继承人和布莱希罗德子孙的是个极不安分的世界。俾斯麦的继任首相卡普里维很快因为经济政策触怒农业集团下台，德意志帝国权力结构的顶端形成可怕的真空。普鲁士精英为了把持权力而做的努力没有俾斯麦精明审慎的控制，一步步走向地缘政治灾难。在俾斯麦去世后不到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毕生努力想要维护的秩序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就已经面目全非。

布莱希罗德的后代没有继承他们父辈的勤勉、警惕和经营天才。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曾不可一世的私人银行与金融家族，逐渐被更为现代的银行机构代替。罗斯柴尔德们的时代落幕了，只在反犹主义阴谋论中继续掌控世界。富裕的犹太人一度是“爱国的新贵”，现在则要作为叛徒承受国家社会主义的怒火。小布莱希罗德们继承了他的贵族爵位和名字中的“冯”，和受尊敬的普鲁士贵族联姻。他们最终难逃被纳粹毒手。

斯特恩的故事中有对德国、乃至对犹太人自身苦涩但含蓄的反思，韦勒的指责就更加明白清楚：如果不是俾斯麦极其成功的政治操弄，德国统治阶级本应在压力下学习英国放弃垄断权力，建立更为公平和包容的政治体制与财富分配，一战和二战的灾难或许就可避免。他们笔下的威廉德国一度成为其标准画像：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的故事就是德意志民族的故事。如果我们完全服膺上文的总结，斯特恩和韦勒如下的结论就显得顺理成章：直到二战结束，联邦德国建立为止，德国人走的是一条曲折、辉煌但却最终误入歧途的“特殊道路”，俾斯麦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六）

“特殊道路论”对德国的诊断要想成立需要两个前提：其一是确有一条西欧和北美工业民主国所走的“正常”道路；其二是德国对这一“正常”道路的偏离也有其独特性。

更加广泛和细致的比较历史分析对这两个论断都构成很大挑战。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什么人再秉持严格和毫不妥协的特殊道路论，在俾斯麦的德国和希特勒的大屠杀之间划一条直通线了。

克里斯托佛·诺恩出版于2015年的传记《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比较清晰地反映了这几十年的学术进展。以韦勒为代表的历史社会学路径是他写作本书的重要对话对象。诺恩书中并不怎么反对前辈学人对事实的描述和分析，但他将更多国家和地区引入横向比较的视野，德意志帝国和俾斯麦的经验因此变得相对化，不再和所谓英美经验形成黑白两分的对比。在诺恩笔下，俾斯麦和威廉德国的历史少了一些“结构决定论”不容逃脱的必然性，多了一些偶然和可能。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所谓结构弱点是当时欧洲的普遍现象，而德国在处理这些问题上获得了不容小觑的成功。

俾斯麦自己或许在回忆录中把自己塑造成按部就班通过“铁与血”铸造出统一德国的武装先知。同时代的德国人也愿意相信这个神话。但诺恩指出他与奥地利、与法国开战的决定都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计划好。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强固然不能在德意志邦联中共存，可南德的巴伐利亚等小邦还是有可能自立，和两大强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他们加入普鲁士，完全是普法战争的结果，俾斯麦对此不可能未卜先知。如果中欧没有成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是否一定会发生就会打上大大的问号。

拿破仑三世动用胡萝卜加大棒，联合天主教和保王党打击激进共和派，却又采取公投和民粹主义为执政增添合法性。这种做法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作“波拿巴主义”，也是贴在俾斯麦身上一个常见的标签。但为政治目的联合原本利益矛盾的势力，在 1848年后并不罕见。意大利统一的功臣加富尔首相，同样精通此道。英国保守党人利用选举权改革打败他们的自由党对手也可归入这个模版。相似的政治环境下成功者会发展出相似策略，未必是对路易·拿破仑的有意模仿。无论多不情愿，旧的政治秩序必须适应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改变。普鲁士和俾斯麦德国的成功放到欧洲的背景下并不格外特殊。

与民族自由主义者“调情”的举动，也让俾斯麦付出了不小的政治代价。他和更为正统的保守派间的关系愈发紧张。普奥战争中，俾斯麦废掉了汉诺威王国的威尔夫家族，吞并了汉诺威。这让坚持正统主义原则的老保守党人十分不满。而宰相本人则抱怨到自己的阶级兄弟们并不感恩。如果不是他随时代潮流而动并窃取了对手的立场。普鲁士保守派将会陷于远为被动的局面。在现实利益面前，老欧洲反动派所坚持的原则无法转换为政治成果。

英德议会制度之间的对比也不支持普鲁士的特殊性。帝国议会一开始就引入成年男子普选，经历三次选举权改革后的不列颠仍然只有很少数成年男子拥有选举权，和德国比较之下竟显得更为保守。俾斯麦毕生警惕英国的“议会主义”进口到德国的政治，掩盖了两者实有不少相似之处的事实。英国的当权政治阶级同样是土地贵族和大工业资产阶级的联盟，两者主导的英国议会并没让英国成为一个拒绝改革的反动国家。

晚熟的德意志议会也并不是首相的橡皮图章。帝国议会的影响力在半个世纪间逐渐扩大。俾斯麦几次试图削弱帝国议会对帝国财政的控制权，不惜利用政变手段。他在1890年下台的真正原因是其拒绝废除《反社会党人法》，打算破坏宪法重组议会。威廉二世皇帝自负且冲动，但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打算附和顽固年迈的亲王。两人的紧张关系终告破裂。诚然，德国发达早熟的官僚机构和庞大陆军缺乏议会的有力控制无疑是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巨大差别，但这种差别是否让德国社会格外军国主义或反动则可打个问号。

回顾第二帝国期间历次议会选举，德国的保守党（德意志帝国党）和自由保守党利用现代动员手段稳拿12%左右农村选票。天主教徒则基本上投给中央党，左右派自由主义势力陷入长期分裂，无法形成统一势力。社会民主党1890年后迅速扩张，在1912年战前最后一次选举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即便如此，他们和左翼自由派加起来也无法形成稳定的执政多数。

德国政治精英诉诸的收买和联盟策略或许瓦解了激进变革的动力，但也成功地在政治势力极度碎片化的情况下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政治稳定。在一个假想的议会制德意志帝国中照样会充斥政治危机和风险，用对内对外的斗争来凝聚共识无论对怎样的政体来说都是难以拒绝的诱惑。毕竟共和制并不是进步与和平的天然保证：拿破仑三世退位后法国政坛各种政治势力不断重组，无法形成稳定的政治联盟，世俗共和派与天主教势力一直争斗不休。第三共和的费茹里总理同样利用帝国扩张在国内积攒政治资本和教权主义者斗争。

不管怎么说，德英对比表明，社会阶层之间经济与政治权力不成比例的分配并不能充分解释德国缺乏议会和强有力政党的现象，也无法解释德国一二战特殊的政治发展。拥有政治上强大的土地贵族不等于国家注定走上军国主义和拒绝改革的道路。和一般人对保守势力的想象不同。普鲁士土地贵族并非抗拒进步的僵化分子。拿破仑战争后的司法改革让农民多少摆脱了传统体制的束缚和保护。封建领主们随即转化为“农业资本家”。直到1870年代，他们都是普鲁士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在自己的领地上试验最新的农业技术与林业管理思想，开办多种工矿企业。19世纪前半叶普鲁士农林产业经历爆发式增长，支撑了本国方兴未艾的工业化。这和英国工业化的模式有不少相近之处。同样，消灭大地产和大资本也不能保证必要的改革可以施行或长期的政治稳定能得到保障。法国大革命废除了大地产，但过度分割的小农化农业极大阻隘了集约化生产和技术创新，部分导致法国工农业的发展长期落后低地国家和德国。

（7）

俾斯麦和威廉德国形象的变化和德国人自我理解的变迁有着密切联系。1960年代是反叛和决裂的时代。新一代德国人需要和自己的过去做总的清算。俾斯麦就是这种过去的代表。1990年两德统一后，欧洲一体化愈发成熟稳固。德国包容于欧洲的旗帜之下，德国人也可以更多发掘自己历史和整个欧洲的共通之处。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人们才会重新发现“俾斯麦首先是一位普鲁士政治家、其次是一位欧洲政治家”这个被长久忽略的事实。

确实，德国精英沉默的合作要为希特勒体制的巩固负起重大责任。塑造这个精英群体的是俾斯麦和威廉德国留下的传统。从这个角度来说，俾斯麦和希特勒之间确有一条隐隐的线索相连。然而，德国容克地主和军事集团尽管强势，却并不万能。近年的研究表明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在当时实属进步。假如德国1919革命真的是“保守的革命”，没有根本触及德国社会的结构，那么反过来说，威廉德国也必然不是个极端反动的政体。多样的利益交织塑造着德国内政和外交的演化，既造就了结构性脆弱，也杜绝了任何单一因素主导（遑论决定）事态发展的可能。在比较视野的审视之下，俾斯麦从一个无所不能的阴谋家变成一个优秀但却有限的人类。他不再是半神，也就因此从一个人类无力背负的责任中被解放出来。从魏玛共和国到纳粹德国的蜕变需要更多关注同时代事件和环境的影响。甚至连纳粹德国的激进反犹主义也并不直接通向“最终解决”的人间地狱。要理解这一骇人听闻暴行为何发生，还要考察国社党人自身如何在“犹太人问题”上愈发激进——这就超越了本文所要探讨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