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来建立起的两大政治共识

今天之中国当然与百多年前的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但如果将当今中国人的政治理念与“辛亥革命”前中国人的政治理念加以比较，又如何呢？我不敢说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确实可以说，也有了重大变化。

当今中国人的与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其政治理念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以为有二个重大的不同之处：一是当今中国人认可国家的政治权力不能世袭，这是“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二是国家领导人不能搞“终身制”，这是改革开放的政治成果。这与“辛亥革命”前相比较，就一目了然。“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人仍然认可“家天下”，认可国家政治权力可以世袭，认为国家领导人可以任职终身。而现今中国，这两个政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得到普遍认可，成为了国民的政治共识。如果出现有违这两个政治理念的行为，便会受到广泛而强烈的反对。可以说，这两个政治理念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的宪政惯例，是对权力一定程度的限制。即使不写进宪法文件中，也不会被违背。任何违背这两个政治理念的企图，都会受到各个阶层的一致反对，而不会得逞。

一、“辛亥革命”建立起“权力不得世袭”的政治共识

关于“辛亥革命”，惯常的说法称“结束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但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后，中国并没有完全真正地实现“共和”，专制主义仍然没有被根本摧毁。但值得肯定的是，“权力不得世袭”这一政治理念却在“辛亥革命”后却得到了确立，成为了中国人的政治共识。

这一变化是无数仁人志士努力奋斗的结果。“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为了推翻皇权专制，积力倡导传播“共和”思想。“共和”的思想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深入人心。虽然当时人们对于“共和”思想的认识非常含混，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共和”是皇权专制的对立面，共和体制绝对不能权力世袭。

如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写道：“为守旧之说者曰：以国家二千余载一姓相承之统绪，苟创为共和，不知将置主上于何地？”。这里，黄遵宪将中国二千年多年的政治制度归结为“一姓相承之统绪”，所谓“家天下”，而共和制则必将废除“一姓相承之统绪”，废除国家权力世袭。

又如孙中山所言，“可见从前的政权完全在皇帝掌握之中。那么，人民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中国自革命以后，成立民权政体，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做主的。所以现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换句话说，在共和政体之下，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还说道，“专制时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业，虽然没有能干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没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权”；“比方在专制皇帝没以有发达以前，中国尧舜是很好的皇帝，他们都是公天下，不是家天下。当时的君权还没有十分发达，中国的君权是从尧舜以后才发达的。推到尧舜以前更没有君权之可言，都是奉有能的人做皇帝，能够替大家谋幸福的人可以组织政府。”可见孙中山对共和的认识明确包含这一政治理念，“共和”绝不能搞“家天下”，不能权力世袭，“共和”意味着能者为王。

“共和”的内涵在于按法律进行统治，将国家视为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公共载体，谋求社会的整体利益。“权力不得世袭”当然是“共和”的应有之义。虽然“权力不得世袭”不等于是“共和”或完整地实现了“共和”，但如果违背“权力不得世袭”，显然就不是“共和”。因而，当袁世凯恢复“帝制”，想重搞“家天下”时，就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强烈反对。蔡锷不久就在云南通电讨袁，包括袁世凯的老部下段祺瑞和冯国璋都不支持甚至反对他恢复帝制，后来正是冯国璋联名北洋诸将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给了袁世凯致命的一击。在国内外强大的反对声中，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同样，张勋复辟的闹剧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下，也未能得逞。

我们看到，自“辛亥革命”后，“权力不得世袭”的政治理念不断得到巩固，成为国人牢固的政治理念，形成了政治共识。在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后，就再也没有类似事件发生，以后的政治领袖都不敢违背这一政治共识。虽然权力世袭的因素在“辛亥革命”后仍然大量存在，但已不是一种政治制度。在台湾，蒋经国作为蒋介石的儿子成为台湾最高领导人，并不是中华民国政治制度之必然；而是在蒋介石的栽培下，蒋经国具有了足够的能力，并按中华民国的政治程序而产生的。这一政治程序与过去的“家天下”下最高领导人的产生程序是不同的。在大陆，毛泽东曾三次选定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这三人都不是他的亲属。即使毛岸英键在，毛泽东如果想让其接班，那毛岸英也需要具备足够的能力并通过规定的政治程序来运作。

二、“改革开放”建立起“权力不得终身”的政治共识

虽然“辛亥革命”终结了权力世袭，但权力终身仍然没有得到终结。国民党至到结束一党执政后，才同时结束权力终身制。在此之前，蒋介石和蒋经国事实上都是权力终身，担任最高领导人直到逝世。在大陆，也是如此，毛泽东长期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直至逝世。

权力终身制无疑会导致权力高度集中和领袖崇拜，而这进一步会导致一旦做出错误的政治决策，就得不到及时纠正。在毛泽东长期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期间，正是这样。他犯了的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如发动“大跃进”和“文革”等，但由于其拥有集中的权力和极高的威望，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和纠正他的那些错误决定。这些错误决定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只有在他逝世后，他制定的那些错误政策才得到纠正。

“文革”结束后，中国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等老一辈政治家吸取了毛的沉痛教训，以身做责，逐步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其目的一是为了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二是防止干部队伍老龄化。在1982年通过的宪法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每届任期五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后来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也明文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退、离休。”并相继制定了若干具体规定。虽然中共党章并没有对党内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做出明确规定，但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来，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在连续任职二届总书记后退了下来，已在事实上形成了总书记任期不超过两届的惯例。这被普遍认为已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总之，“权力不得终身”在改革开放时期也逐步成为限制权力的另一大政治共识。

我们知道，“任期制”是选举政治所采取的限制权力的手段。因而，权力交接下的“任期制”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政治安排，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过，世界上也少有。虽然如此，但总的看来，自中共十四大以来，为防止权力终身而实施的国家领导人“任期制”运行良好，二次权力交接都顺利完成，说明“权力不得终身”的政治理念已得到巩固。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而宝贵的政治实践，为政治制度的多样化提供了一个样例。

为何权力交接下的“任期制”能顺利实施呢？这只能依靠政治信任。前任和后任之间的政治信任是权力交接下“任期制”能够实现的前提。没有相互的政治信任或丧失政治信任，权力交接下的“任期制”就无法实现与持续。

但是权力交接下的“任期制”存在内在的冲突。一方面，它会扩大和助长垄断利益集团和食利阶层，加重腐败。这会减弱与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还会形成权力分化，同时又缺乏民主政治有序有效的决策机制。这就会造成执政能力的下降。而为了提高政权合法性而反腐，为了提高执政能力而集中权力，都会无形之中损害政治信任。

综而观之，“权力不得终身”的政治理念以权力交接下的“任期制”来体现，还会受到不断的考验。如何化解权力交接下“任期制”的内在冲突，似乎无解。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如何，“权力不得终身”的政治理念可望变得同“权力不得世袭”的政治理念一样牢固。

三、中国实现高度的政治文明尚需建立更多的政治共识

“权力不得世袭”和“权力不得终身”两大政治共识是中国近百来所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前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应当得到积极肯定。但我们当代中国人却不能停步不前。我们要认识到，中国要实现高度的政治文明仅仅拥有这两个政治共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建立诸如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政府权力由公民授权产生、法律至上等政治共识，才能够实现更高程度的政治文明。

目前，这些政治理念只是为少数人所认同，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它们中的一些虽然写进了我们国家的宪法，如言论自由，但并没有在人们的心中牢固树立，没有成为人们心中不可违背和牢不可破的信念。因而，并没有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的兴起与普及，信息的交流将变得越来越充分和密切。这会给不同思想的竞争提供相差无几的地位，信息的控制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先进与落后的政治理念中，除了既得利益者和政治投机者，没有人愿意选择落后的政治理念。无论有多大的阻力，这些先进的政治理念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必将越来越多地付诸于实践，最终成为政治共识，成为对权力的限制，成为宪政惯例。

中国当然有其特殊性，历史文化传统悠久，国体庞大，国情复杂。因而任何新的转变都异常困难与缓慢。但是，特殊性并不是拒绝改变的理由，特殊性并非不能改变。宪政民主制度当然也会因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在宪政民主之外不应当有特殊性。对比今天与一百多年前，中国已经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改变，过去我们认为不能改变的东西，现今也已改变。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没有什么东西能长久阻挡中国继续前进的步伐。

2014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