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远处，涅瓦大街上人声鼎沸。”

我受不了黄昏、落日、夕阳。随便是个什么词儿，就是天彻底闭合、收走所有颜色和可能前的那段时间。一簇簇楼房被笼上奇异的光彩，美得冷峭，美得轻易又隆重聚合。让人想着再多活一天，想着将要拥有某种泪光闪闪的期待。一个多月前，每天的这个时候我都会和阿柴在楼梯间抽烟。楼下的操场还没开学，跑道和国旗都寂静，寂静滑落到马路上，被闪烁的红色车尾灯照得七零八落。我知道我在22楼根本什么也听不见，可我就是觉得自己能看到那种童真的、脆生生的愉快，它爬进我的舌头，钻进我空荡荡的龋齿。北京的楼房一簇簇，一簇簇地开始响亮，从高处看骏豪楼体是黑色的一颗心，要与城市里所有的命运相杀。

这一阵短暂的时间被夹在我们的食指和中指间，那时我担忧着要不要把这种心满意足称之为友谊。

我经常会想起师姐，想起师姐，赤道的黄昏一定是要更美一些的。每天下班，我跟着她的声音坐上公交车，不同皮肤的人们用同一种疲惫但令人安心的气味包裹着我们。我告诉她，我太害怕这个时候，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很想死。窗外蓝紫色的光摇摇晃晃，窗外桥下是茂盛的海水，海水岛屿上是璀璨的绿色，是日照一般的MarinaBay。光在交错的瞬间把一位女士的苍苍白发变成粉色，这种景色几乎颠覆我对日落的看法。有她在，我就不害怕了，只要有她在我觉得自己能活很久。

到现在我仍然对师姐充满歉意。过了这么久，我才觉察到这种歉意让我不敢主动找她，这种歉意跨过南北航线大把大把地飘动着，变成日落时即将消失的光束，我不敢主动找谁，约谁一起吃个饭散个步。阿柴和琨琨离职后，那种感觉又回来了。楼下的保安总是很大声地呵斥着外卖员，“谁让你进来的！”快递员，闪送员，外卖员，他们经常匆匆把摩托停在隔离带外，一手拿着塑料袋，一手撑着钢铁栅栏跳进人行道，然后更匆匆地跑进写字楼。北京已经太冷，有一次，我在光线消失前摸上光洁的钢铁护栏，我想着他该有多冷啊，寒气几乎变成冰碴逼进眼睛。

我想我们都有各式复杂的惑与痛，有相似的让人无法割舍的善。城市的黄昏拒绝辩解，那巨大僵死的结构难以击破，它随意指向我们中的一个，献祭庆典需要的响亮。我想我们都曾有五颜六色的幻觉，它避开了我们。我读人文社科，我矫情，自私，毫无责任感，唯一的优点似乎是的地得能用对，但估量一下我是不配死的那一类人。

已经有三年，我没有过过北方的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