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视障者的草莓音乐节漂流

一、“我在草里非常隐蔽”

从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到万科魅力之城中央公园约12公里。步行5分钟搭乘311路，到袁家岭后换乘321路，刘龙听着公交车播报，在心里默数着过站次数，16站后，公交汽车停靠在雨花区托溪小学站。再步行近20分钟，就到了草莓音乐节的入口。

约1个半小时的路程对普通人来说已略带疲惫，对全盲的刘龙和仅有一点残余光感的秋池来说，更是置身荒漠般的四野茫茫。

参加音乐节的其他人是以怎样的心情走向眼下这个下午的呢？秋池不得而知。这是秋池第一次和全盲视障者一起出行，与所有独自出行的盲人相似：不安、焦虑、担忧和胆怯，以无限放大的姿态黑洞洞地体现出来。不确定性伺机蛰伏着，隐藏着，和看不见的世界一样广袤，一样辽阔。

湖南图书馆门外，人行道上盲道破损，共享单车的后车轮半压在盲道上，人行道与车道的边缘伫立着13个路墩。袁家岭公交站附近，电线杆和香樟树长进斑斑驳驳的黄色条状砖块。刘龙和秋池走得谨小慎微，刘龙的手臂上，搭着斜后方秋池的手。两根盲杖在路面指指点点，敲击着引路，带着他们躲避过单车、电线杆，护栏、路障。

看来灵巧的熟练以藏在长裤里的各种伤疤为代价：撞上路墩和电线杆的淤青，脚蹬子、车支子、树枝剐到的刮擦，被撞倒的自行车砸伤。往往旧伤还未痊愈，新的红肿破皮又被印在腿上。

但总有盲杖识别不了的障碍，刘龙的上一根盲杖戳进了车轱辘里，断了。不过，再崭新的盲杖也顾及不了来自半空的危险：刘龙曾被电线杆上倾斜45度角拉向地面的线迎面勒住脖子。

搭乘公交车是另一个难题。2016年，“长沙公交出行”APP还未上线，在公交车站台只有无尽的等待，停靠的车是几路，等的那辆车什么时候来，一无所知。刘龙能做的是听到引擎声靠近时立即凑近，大声询问眼前的一团黑色，“请问是这是226吗？”有时引擎“轰”地一声接一声，公交车拥挤着一辆辆驶离，刘龙只能感受到残存在脚面上的、公共汽车温暖的尾气。可能要等的车就在其中。能怎么办呢，只能接着等。

这种情绪随着公交车的抵达稍被抚平。正是正午，涌向中央公园入口的人流微微发烫。这是不会出错的指示，公园内传出的调试音乐的声响，人们的讲话声和脚步声汇聚成一道明确的地图。刘龙和秋池沿着马路牙子走在边缘，被这股暖流携拥着向前。人流慢了下来，应该已经到了安检口，一个男声有力地喷在耳边，“喂！不准带旗杆进去！”

尴尬，夹杂着一丝愤怒和好笑，正不知怎么解释，身边有个年轻女孩清脆的声音回应，“人家拿的是盲杖，你认识不认识！”

好在进来了。 而穿过的那两道安检，只不过是进入更广袤、更无边世界的入海口。万科魅力之城中央公园面积逾20000平方米，草莓音乐节在这片草地上设草莓舞台，爱舞台，和RELEASE电子舞台三大舞台，从下午一点到晚上9点半，19个乐队按次序在三个舞台上演出。

盲人摸象，这里真的是一个大象。感官不再能带来信号：人群四散开来，人们走动的方向错综，声音芜杂，旌旗哗啦啦地响，到处都是叫喊声、笑闹声。脚下的人造山坡并不平整，甚至有些微陡。上了这个坡是什么？拐弯拐去哪里？怎么从一个舞台到另一个舞台？谁会出现在哪个舞台？最想听的张玮玮和郭龙在哪里，在哪个时间演出？搞不清。转吧。顺着最强壮的那股声音划拉着盲杖，就这么转吧。

刘龙的世界没有东南西北，将走的路沿“左”“右”分叉，勉强延伸出一小幅地图。而在一双双可视的眼睛里，本届草莓音乐节舞台设置并不算复杂：长方形草地视野开阔，餐饮街在观众入口附近，入口处正对最东边的草莓舞台，北边一排是啤酒饮料区、洗手间，爱舞台和电子舞台在南侧。

印着“摇滚”字样的大旗高高举起，年轻的男孩女孩穿着短裤背心，红领巾系在身体任何部位。他们手里拿着水枪，嘴里嚼着鼓鼓囊囊的槟郎，顶着大太阳，晃来晃去，时刻准备着去人群冲浪。

去往主舞台的人最多，混迹在人群中，秋池和刘龙来到主舞台前。与耳机里或室内不同，音乐在户外变得暴烈，“声音的冲击波能给你冲一个跟头！”秋池感叹。音乐有了具体的形态，它从四面八方冲撞过来，与第一次参加户外音乐节的刘龙、秋池狠狠相撞，几乎像是一场攻击。“砰砰的，鼓的气流震在身上了，心脏也随着砰砰跳。”刘龙说。

“哭啊喊啊，叫你妈妈带你去买玩具啊。快，快拿到学校炫耀吧。”是草东（草东没有派对）！巫堵的声音沙哑、干燥，秋池立刻辨认出来。等到主唱嘶吼声喷薄而出时，人群开始跳跃，秋池能感觉到四周人们的手臂向四面八方挥舞。

“我刚开始不敢蹦，我怕大家觉得我神经。”在此之前，刘龙不知道什么是POGO，从未感受过POGO。有人撞上来了，另一边的人又把他撞回去。人群暴躁了，迫不及待地冲喊。刘龙不自觉地扭动着身体，因为这股不可抵抗的浪潮，因为音乐和呐喊。

“大家都蹦，我不蹦我才神经呢！”刘龙转念，身体早已跳起来。悬空，又落下，踩实脚下的草地，再腾起。秋池感到刘龙的蹦跳，想到他手里正拄着的那根收不利索的盲杖，大笑起来。

下午两点钟，秋池和刘龙随着人潮起伏。阳光落在皮肤上，像是燃烧，铺张而有力，在跳。气息热烈连着热烈，体温摩擦着体温，快乐漫漶起来，眼前的这片黑暗似乎都亮起叮咣叮咣的光芒。然后有水落了下来，集中，不均匀，不是雨，浇在身上，刘龙打了个激灵。这种激灵和平时走在路上，肩上突然落个飞虫他都要吓一跳的激灵不同。它安全，畅快。秋池反应过来，这是人群太躁动时工作人员喷洒的水。这股凉爽让他想起真正的水。

“我不是一个要被照顾的视障，不是一个焦点。我是海洋中的一滴水，和大家一样。一样的涌动，一样的快乐。”秋池想着，突然动容。

二、“有一个孩子九岁时失明，常年生活在盲人影院”

和全盲出行这么远的路程，在从未踏足过的草地上蹦跳，这样的体验近乎于探险，对秋池来说还是头一次。秋池形容，“自由”。“这种自由是我们特别向往的，特别棒的一种状态。”与自由相对的，或许不是禁锢，而是既往无数个重复、延续的日子。

2014年，秋池从长春大学针灸推拿系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在苏州的一间小儿推拿按摩店，然后又去了南京高淳区的一家按摩店，接着是江西。辗转多个城市，生活却囿于按摩店和家两点一线：不到1000米的直线距离，走路20分钟以内就能到。

这与大多数盲人的生活状态相似。在《推拿》里，作家毕飞宇写道，“盲人是很容易养成规律的。他们特别在意培养并遵守生活上的规律，一般不轻易更改。规律是他们的命根子，要不然就会吃苦头。随便举一个例子，走路时拐弯，你一定得按照以往的规律走，——多一步你不能拐，少一步你同样不能拐。一拐你的门牙就没了。”

在学校时，秋池与同学相跟着上课，去食堂，回寝室。工作后，和秋池合租共同生活也都是健全人。 在限定的区域里反反复复走同一条道路，过同样的生活，这让秋池感到安全。

“是黑，又不是完全的漆黑。似乎有光亮，却不是真正的光。”刘龙这样形容先天盲人眼里的世界。在湖南益阳沅江郊区，刘龙度过了他的童年。

郊区街道混乱，鸣着喇叭的小汽车总是毫无预兆地出现，治安也不好，为了安全，刘龙被父母关在家里，打小霸王游戏机打发时间。玩冒险岛和超级玛丽这种过关斩将的游戏时，他记忆着每次game over时与障碍对应的音乐，听到音乐时就跳起，勉强能过一两关。玩得最多的是足球游戏，场地固定，前进路线固定，拐弯的时刻固定，只要规规矩矩地按照指令前进，就能闯关升级。每天一个人坐在游戏机前，握着手柄，从车声、人流声苏醒，鼎沸，玩到渐渐平息，陷入寂静。就这么过了5年。

直到13岁，父母打听到特殊儿童上学的学校，这才把他送去盲校。而往后的人生，也不过是一场场稍大型的足球游戏：读盲校，学推拿，面试过保险公司业务员和客服，碰壁后只能进按摩店，每天按固定的路线从家走到工作的地点。

对刘龙和秋池来说，声音是一道缝隙，世界从这道缝隙中挤进来。不打游戏的时候，刘龙最喜欢的就是听歌，边听边唱，越唱越大声。“一个人在家，总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最先是家里黑白电视机的点歌台，然后是收音机，爸爸见他喜欢听歌，又给他买了个能装磁带的复读机。从韩宝仪，孟庭苇，刘德华，听到Beyond，张蔷，再到周杰伦，陈奕迅。

秋池也喜欢收音机，他最喜欢山东广播经济频道的《小凤直播室》。通过这档访谈节目，秋池知道了摇滚乐队唐朝，谢天笑，左小祖咒，知道了作家韩东，诗人西川。2004年，在《小凤直播室》，15岁的秋池第一次听到了周云蓬。一个住在北京香山乱坟岗6平米房间的人，一个诗人，靠卖唱游历十几个城市的人，一个写歌唱歌的人，更重要的是，一个盲人。

“盲人也可以离开按摩店，不被规则收编，可以这样地生活。”透过这个缝隙，秋池看到有什么温暖、发着光的东西钻了进去。周云蓬之后，是小河，张玮玮，郭龙，李志。李志被封杀前夜，秋池抢救性地下载了他所有的歌，用当晚能用的所有钱——2000块钱，买了4张李志的专辑。

天天听，时时刻刻听，听到从青岛盲校毕业，听到读大学。秋池觉得有什么东西正在改变，听着音乐，哪怕他在记忆着人体肌肉组织，哪怕他在练习着推法和拿法，他也仿佛拥有了某种广阔。秋池想，他因此不同。

三、“最温暖的那个晚上，我们为你朝南而去”

下午5点钟，阳光的温度开始衰弱，这趟旅程流露出疲惫。到了张玮玮和郭龙的表演时间，秋池和刘龙需要从草莓舞台走到爱舞台。2016年，歌手陈粒正大火，多数人停留在草莓舞台前等待着“全民老公”的上场，不再有强壮的人流声作指引，秋池和刘龙划拉着盲杖，穿过乐迷们“老公”的阵阵呼喊，穿过RELEASE舞台锋利躁动的电子音乐，在揉杂的声音中辨别张玮玮的手风琴和歌声。

“最光明的那個早上，我們为你沿江而來。可是你的愁云萧森，我们迷失在白银饭店。”刘龙和秋池站立在空旷之中，人群的味道，人群的声音，人群的体温，和张玮玮细腻真诚的声音，都从远处飘来。

他们停留在了错误的地方。在爱舞台的背面，刘龙和秋池静静站立着，慌张的两根盲杖停歇下来。他们在沉默中，听完了张玮玮和郭龙的表演。

“这算不上失落，不足以让人委屈，只是不足挂齿的、非常小的一点遗憾。”秋池说。身为先天的视障者，为数不多的独自顺利出行，自己往往“像个快递”：被一个人接上，再被送到另一个人眼前。类似这样的遗憾太多了，多到不会有任何呼天抢地或艰苦卓绝，只剩下萦绕每时每刻、挥之不去的无力感。

2003年，周末学校放假，因为父母有事，秋池自己一人坐汽车回家。汽车停靠的地方并不准确，下车后，秋池才发现这里不是车站。没有手机，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找不到接自己的叔叔在哪儿。左敲敲，右敲敲，四周甚至找不到一个人。那一年，秋池14岁，耳边罡风浩荡，他第一次感受到出行的恐惧。

“是心理上的恐惧，对未知完全没有概念和掌控感。可能前后左右都是一马平川的大路，但还是害怕下一脚就会掉进大坑里。”最后，是终于遇到一个人，借手机给叔叔打电话，让别人帮忙描述自己的位置，这才被顺利接回家。

对一些盲人来说，带着盲杖出行意味着尊严的丧失，意味着变成人群的焦点，承受他人的躲避和“看猴”的眼光。从决定出行的那一刻开始，面对这些不可避免。刘龙记得自己刚学着独自出行时，有时不小心在路上和他人相碰，那人留下一句，“看不见就别出来瞎逛”后，便随着脚步声远去了。

带着盲杖，除了帮秋池躲避障碍物，还能减少一些麻烦。秋池没有明显的“盲态”，眼睛粗看上去和一般健全人没有任何区别。有一次，刚从小区出来走了10来米，在路口遇到一个骑着电动车的大姐， 刹车声急促，秋池以为她是要让他先走。意料之外地，秋池听到疑惑的女声，“真的看不见吗？”又好气又好笑， “这个东西还有造假的吗！”秋池回答。大姐留下几声尴尬的笑，骑着电动车走了。“我是一个真正的瞎子。”这话任谁也说不出口，带着盲杖，盲杖帮他说。

在音乐节上，没有人在意两个盲人。天渐渐黑了，秋池残余的一点光感也彻底消失。“窜来窜去，真的很有意思！”刘龙说。两个疲倦又激动的人，渐渐找到了如鱼得水的自在感。晚上8点半，谢天笑在草莓舞台压轴演出。演出前的空档，刘龙和秋池一边蹦，一边慢慢向前凑。盲杖不再发挥作用，人挤着人，他们拨开一个又一个肩膀，向音乐走去。“现场太神奇了，没有人介意你挤到我了，也没有人说你踩到我了这种话。”

人群激烈，却也宽容，两个盲人，竟然穿过人群走到了栏杆前的第一排。在距离舞台最近的地方，刘龙和秋池摇摆着，淋漓的汗濡湿T恤，又被晚风吹干。舞台上灯光亮如白昼，秋池的眼前光点荧荧闪烁。

演出结束后已将近10点，人们鱼贯而出，去往不同的出口，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流动着。人似乎分成了两波，一波人在广场那里叫车，去停车场开车，另一波人去了其他地方。刘龙和秋池随便挑了一边，跟着人流走。遇到障碍物，绕一下，遇到障碍物，绕一下。走着走着，就与大部队脱离了，人们的谈话声和脚步声渐渐被夜的静谧一口口吞吃，整片草地似乎只剩他们两个人。

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在路上，他们遇到了三四个草东的歌迷。有个女孩问他们，“需要帮助吗？”，秋池和刘龙接受了善意。“我很少在马路上看到视障，真棒，你们太棒了。”女孩说。

这是一个好听、真诚的声音。刘龙和秋池却在心里嘀咕，“嗨，这有什么的呀，为什么我做一个很普通的事情，大家就会这样表扬我呢，我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回家的路上，路上不再有乐迷的呐喊，不再有喧嚣的音乐，拥挤之后的安静，突然有些冷清。在空旷的自由世界，寂静的傍晚流淌过秋池和刘龙的耳朵，心脏，双脚。秋池说，“那种感觉和所有人是一样的。这么美好的一天结束了，我有点开心，有些留恋，还有一点儿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