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危機和創傷是人類生命周期的一部分：阿潑談《創傷與復原》

編按：《創傷與復原》是精神醫學與創傷研究的經典之作。新譯的中文版近日推出之際，左岸文化與女書店、島呼冊店合力舉辦系列講座。首場講座主講人是曾就政治與國家暴力進行專欄書寫，耗費十多年深入調查、研究亞洲災難地區的阿潑。她以「談論創傷，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為題，向聽眾揭示過往見證與遭逢災難傷痛現場的個人經驗及觀察。本文是活動菁華。

原活動主題：討論創傷，本身就是個政治問題
主講：阿潑（《日常的中斷》作者、轉角國際專欄作者）
整理：蔡竣宇（左岸文化行銷企劃）

身為時常進入事件現場採訪當事人的文字工作者，阿潑對於碰觸他人苦難與內心傷痛，竟往往不知如何適切反應，事後也難以消化黑暗的感受。因此，選材時她傾向巨觀的題目，不料後來發現，即使層次宏大如家國敘事，也都是由不同人的生命經驗所構成。既然迴避不了受訪者的傷痛與苦難，阿潑時常自問：究竟應該以何種姿態靠近，才不會造成當事人二次傷害？

➤生而為人，難免會遭逢創傷

《創傷與復原》作者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將「創傷的核心」定義為「權能喪失」（disempowerment）和「失去連結」（disconnection）。書內案例多為退伍士兵和性侵受害者，其痛苦源於一種深刻的無力感，導致社會連結、安全感都被摧毀，無法正常生活。 

而在講座一開始，阿潑則對「創傷」的意義做了歷史文化的界定，好讓自己的表述與醫學、心理學拉開關係。阿潑與讀者分享，從古老的歷史遺跡中，已可見到戰爭爆發後，人們痛苦失眠的紀錄，就連《荷馬史詩》也描述過戰爭創傷的後遺症：「歷史上對於創傷的理解，總是與戰爭脫不了關係。」

阿潑表示。從上個世紀開始，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創傷後壓力症。）都是針對戰爭如何影響人類心理狀態所做的研究，在越戰時期，PTSD正式進入精神醫學領域，延伸出評估創傷的指標。一個人是否具有PTSD是需要透過醫學診斷，甚至進一步治療的。

然而，早在醫療化的創傷診斷出現前，人類學家早已觀察到原始社群中的創傷。阿潑說明，原始人類需要頻繁狩獵或面對戰爭，當有同伴從瀕死狀態返回人世，部落的其他人普遍相信，倖存者從此擁有超越一般人類的經驗，將被賦予特殊的智慧與能力，甚至得到關於人類危機內在運作機制的知識，並以此治癒他人。

阿潑強調「創傷，不是精神疾病」。人們見到血腥災禍後不免都會產生創傷，並不是現代科學、醫學出現才被界定的「病症」。倖存者處在難以為人理解的中介狀態，但現代社會往往立下「正常／不正常」界線，也僅止於立下界線，並不重視那些可以幫助創傷倖存者，再次過渡到日常生活的整合儀式。不過，不同文化中，自有對應創傷的方法。阿潑以台南殺警案（註）為例，列舉媽祖神轎與城隍廟帶來的訊息，如何給予受害警察同僚安撫。她也提到太魯閣號事件（註）發生後，身心狀態異常的警消人員被帶至宮廟拜拜，以求心安。

然而，記者不是心理師，這份職業在工作現場無法依照《創傷與復原》作者的建議，做到聆聽且陪伴當事人。阿潑忍不住就記者這份必須「掠取他人傷痛故事為業」的工作內容，提出自我批判。

註：台南雙警遇襲命案發生於2022年8月22日上午11時，警察凃明誠、曹瑞傑追緝遭竊普通重型機車時，先後在臺南市安南區北汕尾附近的第1公墓被監獄逃犯暨竊盜嫌疑人林信吾持彈簧刀以食鶴拳與刺槍術進行攻擊，兩名警察均送醫不治殉職。兇嫌林信吾犯案後，奪走警察配槍、子彈、彈匣逃逸，途中偷竊另一輛機車並搶劫便利商店。

註：北迴線太魯閣號列車出軌事故。2021年4月2日上午，北迴線太魯閣號列車，在花蓮縣秀林鄉脫軌，造成49死、213人輕重傷，是台鐵近60年來最嚴重的意外事故。

➤當記者前進災難現場

記者是很粗暴的職業，必須快速地進入、快速地產出，沒有充裕的時間由著受訪者重建個人敘事、宣洩痛苦情緒。「就像觀眾常見的那樣，記者會把麥克風塞到受訪者眼前，問他：『現在心情怎麼樣？』他們只要一句能放進報導的回答。」阿潑無奈地說。

即便了解記者工作的種種侷限，阿潑也沒有把握自己能做得更好。因此，她不傾向以天災人禍為報導題目，寧可以志工或協助者身分進入現場，也因此有機會從旁見證更真實的情感。久而久之，阿潑也就不覺得有「立即進行採訪工作」的必要。

2008年，中國汶川地震（註）發生後，阿潑在朋友帶領下前往災區幫忙。當時，她們搭上一位當地女性駕駛開的車，從都江堰直往汶川而去。地震災情嚴重，山路斷裂亟待搶修，這位倪姓司機在一片暗黑中，又走又停，險險送阿潑與她的夥伴上山。半路下車休息時，阿潑卻見到司機情緒幾近崩潰，不斷發抖。透過同車乘客轉述，才知道此地就是震央汶川縣映秀鎮，這位司機的家鄉。她的兩個女兒因地震在此喪生。

註：汶川地震發生於北京時間2008年5月12日，震央位於中國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縣映秀鎮附近。根據中國地震局的資料，此次地震的表面波規模達8.2、地震矩規模達8.3，破壞地區超過10萬平方公里。地震震度可能達到11度。

阿潑聽完，只從旁關注這位倪姓司機對餘震的反應。離開四川後，阿潑透過朋友得知司機丈夫因過度傷心而酗酒家暴，司機肝腸寸斷﹑罹患顏面神經失調。這段時間，她未曾多問倪姓司機一句，只是傳訊問候，進中國時順道去四川看看。

直到震後第6年，自覺走出傷痛的倪姓司機，才在阿潑到訪時，帶她造訪地震博物館、女兒遇難的學校，細述個人經歷，也拿出自己在災後泥濘中撿拾集成的照片，一一向阿潑訴說。司機表示，自己之所以能走出傷痛，是因為阿潑與另一位記者來自遠方的支持與陪伴。於是，她想對阿潑說出內心儲放的點點滴滴。

聽她說完，阿潑終於起頭問了第一個問題：「看著這些照片，你現在有什麼感覺？」

「有人陪，就很好。」倪姓司機回答。

➤災民沉默的背後，是渴望有人傾聽痛苦與恐懼

阿潑將這名倪姓司機的故事，寫進了《日常的中斷》一書。但她沒有寫出來的是，在倪姓司機自述經驗故事的那晚，共同朋友卻朝著阿潑咆哮：「記者就是要挖人的傷痛！我什麼事情都不會問倪阿姨，也沒有必要知道這些事情。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在幹什麼？」

對此指控，阿潑無法接受，大吼回去：「你知道對倪阿姨來說，把這個痛苦說出來有多麼重要嗎？你是在阻礙她復原的機會。」

阿潑如此回應其來有自。那年是2014年，311大地震發生後3年。她剛重返日本海嘯重建區，傾聽當地人傾吐哀傷與委屈的心緒。

2011年，311海嘯3個月後，阿潑隨慈濟志工團前往日本東北災區。當時，透過媒體傳播所建立的災民印象是：性格堅忍壓抑，總是很有秩序、安靜地領取救濟物資，以沉默抵擋命運，以無聲捍衛尊嚴。還沒啟程，阿潑就感到任務艱難：「如果他們不接受採訪，我還可以寫什麼？」

但一到現場，阿潑才發現，自己從媒體上認知的「沉默剛毅」東北人並不存在。相反的，她看到的是爭相湧來的訴苦與心情宣洩，不論是說著自己抱狗逃難的故事，或見到誤以為喪命的獨居老人，或是輕聲對外人說明媳婦如何救了自己的老太太，以及媳婦終於得知婆婆的感激，於是撕心裂肺地號哭出海嘯襲來的恐懼。還有190公分高壯漢對著阿潑與慈濟志工怒罵，罵著罵著哭了出來，彷彿一切都過去，並成為阿潑田野的報導人（informant），帶著她在「外人勿近」的避難所穿梭。

幾天下來，阿潑終於了解，原來災民並非「沉默不說」，只是不想示弱。其實他們渴望有人能聽他們傾訴自身的恐懼、痛苦與失去。向阿潑與慈濟志工這些外國女性分享心情，並不會損及災民的尊嚴，遠道而來的陪伴也令他們深懷感激。

「進入災難現場後，我才真正明白——沉默很重要，可是，讓受害者說出來更重要。」阿潑說。

➤復原創傷之路漫漫，行動與重建連結至關重要

災難若出於人禍，尋找原因和究責就至關重要。阿潑透過近年來引發國際關注的東亞重大社會事件，討論加害者、受害者、旁觀者不同角色位置，其中滋生的傷害與後續效應。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之痛苦》書寫現代科技如何把戰爭帶到人們眼前，同樣的，現代科技也讓大型災難現場看似沒有邊界。「災難以一種新的形式，強迫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旁觀者，」阿潑說。「但，創傷療癒的範圍，可以到哪裡？」

韓國黎泰院踩踏事件（註）發生後，有少年因自責、受批評而自殺。負責此案的消防署長在公眾面前發抖，乃至出現幻聽。從當事人、警消人員乃至於觀看過人踩人影片的觀眾，共同遭遇了社會性集體創傷，因此讓韓國官方採取相對應的心理治療行動。

同樣是發生在韓國的重大人禍，還有發生在2014年的世越號事件（註）。

註：韓國首爾龍山區梨泰院洞梨泰院的嚴重群眾事故發生在2022年10月29日，當晚正值萬聖節前的週六，且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解除口罩佩戴令後的首次大型活動，大批民眾前往梨泰院參加萬聖節活動，因而導致事故發生。

註：世越號事件為2014年4月16日的一起韓國船難，發生在世越號客輪自仁川港駛往濟州島途中。發生事故時載著476人，其中325人是安山市檀園高等學校的高中學生。共有304名乘客和船員在這場事故中罹難，是韓國1970年底以來最嚴重的渡輪災難。

阿潑以《謊言：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潛水員的告白》書中，報導人潛水員金冠灴的自殺，討論「旁觀者的創傷」。即使是非直接關係者，只要從新聞上知道世越號事件的韓國人，也都有創傷反應。導演朱炫淑以此為出發點，拍攝紀錄片《再見世越號》，透過與死者同年齡的高中生、高中老師、咖啡店老闆、漁民等人對話，讓他們描述事件後的震驚，及無能為力的內疚。

創傷，得透過實際行動療癒。有人將沉船事件受難者家屬聚集起來，在學校傾吐心情。有人未來想就讀檔案學，挖掘整理更多相關資料。有人自主送餐與咖啡，給要求公告真相、呼籲總統朴槿惠下台的集會參與者。這些行動皆讓創傷者不再感到孤立無援，而能重新建立連結。

阿潑表示，朱炫淑根據《創傷與復原》而生的拍攝理念，其實已經透過《再見世越號》片頭圖卡呈現：「復原始於記憶、哀悼與確立安全。／復原的最後階段是重新連結現實。」紀錄片內容也呼應了這兩個句子。

阿潑接著以廣島、長崎的原爆受害者為例，討論二戰後日本人複雜多重的尷尬身分：既是加害其他國的人民，也是美軍無差別轟炸的受害者。原爆倖存者在戰後美軍暫時託管時，承受白血病等輻射遺留症的折磨，卻沒有適合的發聲位置，只好保持沉默。直到有人心想：「不可以再讓下一代遭受一樣的痛苦」，才行動起來，集結發聲，反對核能和核武器的擴散。這樣的社會訴求直至現在仍持續著。

「當你面對災難，你在復原之路最重要的狀態就是行動，你要靠這些行動帶來的正義和秩序來平撫傷痛。」阿潑說。

➤面對創傷者的心態

2015年夏天，台灣發生八仙樂園塵爆案。受害者畢生需要面對重度燒燙傷後觸目驚心的傷疤，也要捱過被網友批評「愛玩活該」的譏諷。當時阿潑出於專題設計需求，固定每周與受害者會面了解身心狀態、醫療與復健進度，也記錄他們想說的話。阿潑的受訪者當時正攻讀心理學研究所，很有正義感，也極具行動力。即使明顯看得出來身心傷痕累累，卻還是打起精神成立支持組織，讓受害者能彼此支持安慰，且進一步提出告訴，試圖奪回生活主導權。

談及這位受訪者，阿潑表示「她個性真的很好強。」回想初次見面時，阿潑見受訪者走路緩慢，忍不住想伸手攙扶，手卻被撥開：「人們總以為是在幫我，卻不知道碰我，我會很痛。」對阿潑來說，這句話也蘊含了另一種提醒：面對他人傷痛時，不該太本位主義，太自以為是。

一如《創傷與復原》作者赫曼在結語部分，感激地以創傷倖存者的見證人與盟友身分所述：

從創傷中痊癒必須整合身體、大腦與心靈：感到安全、回想、悲傷，然後和社群的重新連結。要從人為暴行所留下的影響中痊癒，必須有一個由對人的忠誠與善意所構成的人際環境。心理治療與社會支持是復原的基礎。絕對沒有任何新的方法或藥物能夠改變這些基本原則。
在我即將迎來八十歲生日的這個時刻，我想這會是我最後一次修訂本書了。我希望這本書能清楚表達一件事，那就是沒有一個人能獨自見證「難以啟齒」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感謝那些信任我的創傷倖存者。謝謝他們在復原的過程中，讓我當他們的見證人和盟友。
                                               ——《創傷與復原》〈結語〉(2022)

現場無不從阿潑真誠的分享，感受到採訪現場的複雜情境與樣態，還有她承接當事人而來的創傷情緒。她以人類學的素養和報導記者的經驗，將災難發生後的創痛，轉譯給了身處不同時空的我們。

面對創傷，或許可以從受害者及倖存者的人際網絡、與社會的連結，及是否能重拾安全感來檢視與評估。沉默或許是經歷創傷後必然經歷的過渡階段，但是，要走上復原之路，必然要有合適的支持環境把自己的痛苦說出來，讓痛苦被社會理解和接納，進而重新建立起與現實的連結。促成這樣的環境存在，讓當事人能自在、信任地發聲，或許就是倖存者以外的人可協助的部分。●（原文於2023-05-04 在Openbook官網首度刊載）

創傷與復原：性侵、家暴和政治暴力倖存者的絕望及重生 （30週年紀念版）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作者：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
譯者：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
出版：左岸文化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
心理創傷研究先驅、哈佛大學精神醫學榮譽教授、女性心理衛生輔導中心（Women’s Mental Health Collective）創始成員，同時也是一位擁有多年暴力創傷臨床經驗的專業心理工作者以及女權運動者。曾獲國際創傷壓力研究協會終身成就獎（1996）、美國醫界女性協會傑出女科學家獎（2000），也是美國精神醫學會的傑出會員（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