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男性，当我初学女性主义

• 编者按

Allan Johnson在《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中提出，父权社会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了一条最容易走的路，作为男性，只要顺遂父权社会的期待，即可获取自己享有的性别特权。可是，这一条最容易走的路，却是建基于性别压迫之上。闹钟是一位女性主义初学者，近年发生的性暴力事件让他受到触动，促使他希望更进一步地了解女性的真实处境。然而，在关注性别议题、学习女性主义的过程中，作为男性的闹钟，也体会了一些矛盾，产生了不少困惑，但却仍然试着走一条质疑父权社会的不容易走的路。在此，他向我们分享自己的感受与反思，如果读者希望与闹钟对话，可以在本文下留言。

身为男性，当我初学女性主义

文/闹钟

在社工机构实习时，我曾经和同事们聊到一个问题：“女性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我当时想到的内容只有“月经”“生育”“职场性骚扰”和“退休养老”等从报纸和书本上读到的词汇。

之后的另一次讨论中，我们谈及家务劳动，一位专职在家照料孩子的女性朋友告诉我们，常年独揽家务劳动的生活让她感到“自卑”、“与社会脱节”、“过得很没劲”。尽管这些话让我受到莫名的触动，但是当时的我尚未意识到，女性的真实社会处境于我而言是多么的陌生，我认为自己需要做的不过是多关注几个追踪性别议题的公众号，读读文章补补课就是了。

直到后来，在共读《性别打结》、《厌女》等女性主义著作的女性朋友谈到了她们的诸般见闻或经历时，我才意识到，性骚扰、出门在外的不安全感、性别刻板印象、对身体的言语侮辱等现象远非一些媒体报道所讲述得那么轻描淡写，反倒比我想象的普遍和严重得多。

当我走夜路时，我不必出于担心遭遇性侵犯而时常回头看看与左右扫视，当我这么做时，我要么是在过马路，要么在留意有没有抢手机的人；当我坐公交车时，我不用时常忍受一些男性的“毛手毛脚”，当我与其他男性朋友讨论“如果自己被女生强奸会作何感想”时，我们不会把这视为很严肃的甚至性命攸关的事情；我也不用害怕因为穿得过于“暴露”而惹人非议乃至侮辱。

我才发现，原来自己作为一名男性，对当代女性的日常处境是多么的陌生与自负。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间歇性社交恐惧者”，我也一直在经历对亲密关系的反思。当我和喜欢的女生聊天时，经常有“怎么找话题”、“万一聊尬了怎么办”的焦虑感。在读了有关“反PUA”、“如何开启话题”等内容的许多文章后，我发现自己要学习的是如何区分“带有控制欲的单向讲话”和“倾听型的互动”，即在主动的倾听中充分了解对方的想法与感受。但问题在于，从理论上了解这一区分不是难事，但在现实生活与女性聊天的过程中，我有时仍要刻意压制对谈话的控制欲。不能做到自发地区分，意味着我并未发自内心地换位思考，并未真正地把对方视为平等的交谈对象。

当我阅读一些女性主义读物时，我意识到，一些有控制欲的聊天经历也许反映出我长久以来有一种将女性视为附属物的潜意识，例如想着“女生应该这样”、“理想中的女朋友应该是这样”、“如果喜欢的人遇到不好的事情，要怎么保护她”，或者想着“总有适合我的女生”，从而忽略了坏习惯的改正。

这些认识既阻碍了我将女性真正地视为平等的主体，也阻碍了我去了解对方的需求。有时候，对方并非要听我讲道理，而是想倾诉自己不舒服的感受，但我要么为了增加对方对自己的好感，要么为了“帮助别人”，而向对方讲一些道理。事后想来，我才意识到自己不该预设女性处于柔弱的内心状态，在还未认真倾听与详细了解对方需求的时候，就自以为是地“讲道理”。因此，也许比较功利主义的是，我对女性主义的学习兴趣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希望去反思宰制性聊天的思维根源，练习如何培养同理的习惯。

但是，在刚接触女性主义理论，看见“男性性别特权”、“男性原罪”、“对女性不友好的社会环境”等说法与描述，听见真实环境中女性朋友的经历口述时，我偶尔会有一种不舒适感，这可能反映出我的思维惰性与自负。作为男性，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未曾了解女性的生命经历与需求，不加反思地接纳而非主动地质疑一些性别刻板印象，例如“女大当婚”、“不要孩子会不会不幸福，或是低估女性遭遇的不公正现象，辩解称“男性也活得不轻松”。

在N号房事件曝光后，虽然我不是参与围观者，也不屑于用“厌男症”来挖苦女性的自由言论，但我也不能否认，当看到女性对男性的“不信任投票”时，自己的内心会有被冒犯的感觉。这可能是由于我认为自己“是男性”，所以感觉被别人针对了，但为什么我会这么认为，我现在仍旧还没想明白。

为了省力而非在当下去挑战自己的固有看法，我会选择合理化自己躲避反思的行为，而“制造自己的不舒适感”是一种很“有用的”合理化的办法——告诉自己说，“因为不舒适，所以不要再去学习女性主义了，否则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嘛。”同时，“女性被隐形”的现状造成了我对社会现象认知的视错觉，看不见在升学、考公务员或在求职的过程中，女性受到的刻板印象与蛮横要求，如“女性念书太久，到时候当大龄妈妈吗？”，“女生没有做学术研究必需的理性思维”，“她在这个年龄段来求职，估计也快要孩子了”。因此，我也看不见反思自己“被动受到特殊优待”之经历的必要。

这样的一些感受会不时地让我质疑自己是真的在支持性别平等，还是在作秀而不自知，是不是“忽悠着、忽悠着就把自己给忽悠进去了”。

在这种内心冲突中，我尝试了一些比较有效的调适方法。

首先告诉自己，这种不适感确证了自己长期以来对女性群体的刻板印象与忽视。正因为自己一直以来有着偏见、误解和冷漠，而女性对真实处境的讲述与怒喊掀去了我那用以逃避与遮掩的幕帘，不得不赤裸裸地审视自己，审视自己在父权社会中享有的特权，这样的不适感才会如此地强烈，否则为何要对真实存在的事物感到不适呢？一方面对自己说要坚持学术求真的底线，另一方面却对真实感到不适甚至任由思维惰性的滋长，这于我而言也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也看见了自己的不适是有来由的，而非无端的。同时，如实记录我在学习女性主义时的经历、感受或思考，例如本文的书写。在此过程中，我尽可能不对自己内心的想法过多地做出“对与错”的评判，而是把原本的想法如实地写下来。

此外，在学习女性主义时，我也在不断反思自己的收获。其中一个收获是，我对“男性原罪论”有了不同的认识。 在过去，我认为“男性原罪论”是一种过于简化地看待现实的概念，因为男性确实享有的特权，未必纯粹来自于“他”的男性身份。例如在同一次面试中，用人单位由于得悉女性准备结婚生孩子的愿望，而选择了与之竞争的男性应聘者；这种可能被称作“男性的求职特权”不仅是源于“男性身份”，也离不开资本对利润的考量。所以我当时的想法是“男性原罪论”是否会过分地凸显“男性身份”，而忽略了性别议题中同样不可或缺的的分析要素，例如阶级。

但我后来意识到，“男性原罪论”的潜在意义在于能促使男性更坦诚地去认识与了解女性自出生起就要承受的种种性别压迫、性侵害或者性别刻板印象。男性如果纠结于评判这个概念的“正确与否”，反而容易矫“枉”过正。“原罪”作为男性反思与行动的推动力未尝不可，好比有自身另一套“原罪论”的基督教徒群体中也有不少热心于社会疾苦的人。关键在于那些支持“男性原罪”的观点能否引导我们准确地勾勒出性别议题背后的社会结构，对与之相关的物质经济、法理与文化进行真正地了解和批判性思考。不过我个人更偏向于用“亏欠感”来替代“原罪”的说法。例如当我过去看AV的时候，是在投票支持将女性身体商品化的做法，无论我当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因此而有了“亏欠感”，于是需要去弥补自己的过失。

另外一些收获也是发生在了解性别平等议题的过程中的，例如：

学习视角的延展。以前读俄国史时，我不会有意识地去关注“社会变革中的女性群体”、“革命女性的历史”等内容，但后来当我阅读“俄国女性史”的论著与文章时，有幸惊讶于俄国的阶级解放和性别解放先是一度出现割裂，后又一度紧密地交织起来。当我再去了解当代国内外的女性主义时，就能意识到要历史地理解阶级与性别的联系问题。

反思“蟑螂厌恶”与“男性气概”。我对蟑螂的厌恶主要不是因为害怕，而是觉得这种生物带有很多细菌，脏得很，而且我对一团高速运动的黑色东西有种本能的抵触，所以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它宰杀，因此在旁人看来就是“手忙脚乱”、“乱蹦乱跳”了。不过因为在公共场合似乎要遵循“这么大个男人怕什么蟑螂”的训诫，所以遇到要打蟑螂或者蟑螂乱窜的场合，我得保持岿然不动的凛然气势。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点好笑。

虽然我从接触“女性主义—女性史”和女性社会议题的过程中得到不少启发，但我尚未为推动性别平等付出什么努力，我总认为这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是一种索取、而没有奉献的关系；而且，这些收获仅仅是考虑到“个人层面的收获”，而未能考虑到“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在推动性别平等时的收获”，例如“女性社会地位的实质性提高对男性工薪者、对同性恋等群体的社会地位会有着怎么样的积极影响？”

再者，当我去和身边的一些要好的男性朋友聊起职场中女性遭遇的不公正对待，例如同工不同酬、招聘时的生育歧视时，也有人会觉得我夸大其词，而有时候为了不让聊天伤及友情，我也只能点到即止。因此，怎么在具体的场合让身边更多的男性朋友发自内心地意识到性别不平等的现象是真实存在的，我还没有多少经验。对我来说，女性主义的课程还有很多尚待学习，而我想上述就是我下一步要去弥补或者去探索的。

文字：闹钟

排版：阿青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