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现代挖掘：基于文本而超越文本

由于独立地理的阻隔，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和社会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原生性，经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国的思想流派众多、思维开阔和思想资源丰富，但从二千多年的思想史看，思想流派以儒家为主流，儒家思想中则以其政治思想部分为主体，“政治思想是传统思想的主干和归宿。”（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所以，要反思中国传统思想，从反思儒家思想开始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儒家师承孔子，弄懂孔子思想即能掌握了通往理论大夏的密钥。

从孔子创立的孔学理论，到历史上各儒家对孔学的解读和理论建构，在各历史朝代推出不同的儒学理论形态，从先秦时期的古典儒学、西汉到唐代的经学、宋明理学和心学、最后是清代的朴学和新儒学，这些儒学理论使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经历漫长的历史浸透，儒学“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民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之孔子再评价》李泽厚认为儒家思想已经由思想理论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虽然经历时代的变迁，却保有某种形式结构的稳定性。正是这种超稳定的民族心理结构，一方面造就了稳定的政府架构和统治模式，虽然历朝历代的王朝更叠，从兴盛到衰落、再到动乱后重构，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似乎变成有规律可循的“恶性循环”。要走出这个历史循环，我们需要重返去考察孔子生活的时空和孔子活动人生轨迹，探讨孔子个人活动的重点和思想演变中，用逻辑理论思维一一审视，以发掘孔子真实的思想，以对儒学的错误解读进行纠错和纠偏。

一、孔子不是在神坛上供奉的圣人，而是充满智慧的先贤和政治活动家

说起孔子，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戴着“至圣先师”光环的教书先生，二千多年来，在历史社会中，孔子被供奉为是圣人，除了在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建立了最大的孔庙，全国各地上至太学下至私塾学校，都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孔庙，最差的也要挂个画像来供奉，每年政府都举行盛大的祭孔仪式，童子入学的首个仪式也是在孔子牌位或画像前举行拜师仪式，可以説历史上的孔子被神化了，已经把他当作了神、或者是最接近神的偶像崇拜了。

很多人首先对圣人这个概念进行辨义，从词源和古代典藉中追索，会认为圣人只是有智慧的人，没有神化的含义，最后仍然得出结论说，孔子就是圣人。但这只是一个脱离社会现实的辩解，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历史上的孔子被当成无所不知、绝对正确的化身，记录孔子思想的《论语》成为学生或学者不可怀疑、也不能随意解读的圣经宝典。

但是，在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里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孔子出身武士世家（先祖为殷商王族的士，受封为宋国贵族），身材高大魁梧、相貌堂堂；在《论语》中弟子记述：孔子是一个有血有肉性情中人，性格上有喜怒哀乐，教学上对弟子温和耐心，总体可概括孔子的气质为：“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

在历史上，中华各朝代却基于各种理由将孔子神化，一步步奉上神坛，把他的思想捧上至高无上的尊位，最终是有害无益，只会导致思想自由的堕落和毁灭，是时候恢复孔子的本来面目了，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他那个时代，他是有伟大智慧的人，但他的认识仍然受时代的限制，许多认识是有偏颇的，有些是没有沿逻辑深入发展的，他开启的思想宝库有待我们去继承和发展。只有认清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有对孔学作全面的认识，才能奠定理论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孔子所处的时代分析和孔子的理想实践

孔子生于东周的春秋时期，共主周室式微，各地诸侯坐大，各自为政，为了争霸，开始大规模蓄养军队，征战连连，这些沉重负担自然落到各地百姓的身上，造成百姓负担越来越大，不但要负担各诸侯国自成一国的行政体系和军队的费用，还要受分派服兵役和徭役，在战场上付出生命，所以民众的苦困难舒。这时期的有志之士从不同的方向去寻找结束社会分裂的乱状，提出各自不同的社会改革方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孔子也提出了自己理论，他将目光投向过往不远的西周，那时的刚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周朝是以前朝代制度的集大成者，统一、稳定、有序、富强和安定，是孔子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周监(鉴)于二代(夏商二朝)，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不耻下问，先从鲁国开始学习残留下来的周礼和各种制度，后又游学于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的周室，向在周室供职的老子请教更详细的周制周礼知识，最后形成自己的理论认识和理想追求。随后孔子就开始在鲁国谋求仕途进阶，率领弟子，施展能力，以期实践自己理论和理想。孔子不但是思想者、理论家，而且是行动者，一旦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则积极投身政治实践，一生跌荡起伏不断，但要付诸行动的参与活动从未停止，也留给我们从他的实践活动去印证他的思想内容。他重要的活动主要是：

堕三都

当时孔子身处的鲁国是整个春秋时期政治格局的缩影，鲁国除国君外，鲁国国相大夫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桓实力都很大，国君与三垣的关系就是当时东周周室与各诸侯国之间关系的简缩版写照，鲁国国君的权威时时受到臣下权贵的威胁，进一步逐渐形成国中有国的状况。如何敉平诸侯的实力，还政于周室，重建周朝的体制和秩序，这正是孔子一生致力要达成理想。

在鲁国，孔子从小官做起，由于能力突出，在五十多岁时升為大司寇，兼行使相国的权利，孔子就开始策划削减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桓实力的计划，在鲁定公十三年，孔子实施了“堕三都”的政治军事行动，希望能够削减这些权贵的实力，恢复鲁国国君的权威地位。行动开始顺利，已堕二垣，但后因孟孙氏的顽强抵抗和邻国齐国的干扰破坏，鲁定公撤回了对孔子的支持，功败垂成，最后以失败告终。

周游列国

堕三垣都的行动失败后，孔子被迫辞官出走鲁国，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向其他诸侯国推销自己的政治理想，“克己复礼”，重新确立周朝辉煌的社会形态和秩序。孔子对自己的这个理论作了总结为：“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但是，尽管孔子及其弟子不辞劳苦，从55岁到68岁十多年奔波于不同的诸侯国之间，千方百计试图说服诸侯的国君，能被委以重任，以能施展政治抱负。但是，终归孔子的理想无一得售，孔子的努力没有任何结果。

有些诸侯国的国君尽管对孔子礼遇有加，但他们心里明白，孔子努力的最终结果是要各诸侯国还政于周室，臣服于周朝的制度和政令，且不说要说服所有诸侯国都采取他的主张这一任务是何等艰巨，实行起来遥遥无期；再说各国国君已经尝到君主在一国中巅峰权力的滋味，谁愿意再回到受制于人的处境。

晚年修书传道

孔子在69岁后重返鲁国，鲁国国君也尊他为国师，孔子就此安定下来，专心于教育和修辑古典，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将自己成熟的思想传给弟子，以求将自已理想实现于将来。

从孔子一生的思想和活动看，孔子自认为已获得济世良方，一生致力于恢复社会秩序，结束诸侯纷乱，重建周制周礼，这是孔子推崇的理想，但这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孔子的一个重大理论保守偏向：厚古薄今，认为周制是不可超越的最好的社会制度，只要重新实行，社会即可长治久安。孔子弟子以及思想继承者一开始接受孔子这一看法，重建周制周礼成为他们理论主张中的重要部分，遇到适当机会，总希望能加以实施。

三、焚书坑儒：为孔子理想付出的血的代价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残暴的事件，在文化传承上也是一次重大倒退，很多研究者只是简单地将之作为单一的历史事件，忽略了要从思想根源去追溯事情的本质，以及这件历史事件对于孔子思想的历史验证。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秦皇帝本纪》里的记载，在统一六国后，秦王嬴政面临的是建立怎样的政治制度的重大问题，为此在朝廷上有过三次重要廷议。这三次廷议有很多议题，其中以在全国范围推广管辖制度分歧最大，一方以儒生淳于越为代表，主张“师古”，提出恢复周礼的“分封制”，将各子弟分封各地，以便于镇守统治，这正是孔子和儒家一直孜孜以求的“复礼”的理想；另一方以李斯为代表，主张“师今”，应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原在秦国行之有效的“郡县制”，认为春秋战国诸侯之所以纷争，完全是周朝分封制造成的恶果，只有废除分封制，才可免除祸乱。

李斯进一步向秦王主张禁止百姓（主要以儒生为主）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达焚书令：烧毁《秦记》以外的各诸侯国史记，对民间私藏的《诗》《书》等百家学派著作，包括儒家经典著作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办学校。后更对私下谤议朝政、攻击郡县制的儒生进行捉拿和坑杀，压制厚古薄今的與论声浪，统一全国的声音，以便稳定政局，顺利推行郡县制。

焚书坑儒事件，对儒学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在这样重大历史转折时刻，孔子毕生致力于重建周礼的理想无法付诸实践，这是孔子的理想在现实中的一次重大挫败，而且孔子开创的教育事业--私学亦受到禁止，这从根本上动摇儒学乃至中华文化的传承，幸好秦始皇建立的秦朝历二世而亡，秦朝颁布的压制儒学及其他学派的禁令随之失效，中华文化又顽强地重生和生长。但是，历史已经露出憎㤖的獠牙，学术已不能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学术自由空间受到极大压缩，任何针锋相对的学术主张开始接受政治的介入和裁决，在文化领域开始掀起腥风血雨。孔子的理想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开始付出生命的代价。

四、王莽改制是实践孔子社会理想的最后一次尝试

说起历史上的王莽，人们习惯性地将他与沽名钓誉的野心家、犯上作乱的篡权窃国大盗的不堪形象结合在一起，但细究历史细节，这都与后世人为的着意抹黑分不开，其实这是一场举国狂热参与的孔子社会理想的伟大实验，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从当时付出的巨大财产和人命代价来看也是不能一笔轻轻带过，不能只归结为个别强人的偶然得逞，只有从历史长河角度去直面考察，还原历史真实，才能找到其联系的脉络、发掘出其历史价值。

董仲舒于公元前134年（元光元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在汉武帝时开始推行，儒学成为官定的显学，读书人学习儒家理论成为不二之选。王莽从小是学习儒家理论的优等生，长大后也是其忠实的践行者。王莽生长于西汉未年的外戚家族，这个外戚家族是西汉一朝中最显贵的家族，族中诸人大多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好学，潜心学习《论语》及儒家理论，对内他尽心服侍母亲及寡嫂，抚养教育兄长遗子，平时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朝中侍奉诸位位高权重的叔伯，十分周到得体。王莽这种为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的行为举止，在这个世家大族以至在朝庭中的另类，成为当时公认的道德楷模，很快便声名远播，官职也是扶摇直上。王莽主政继任大司马之位后，仍以儒家正统的规范要求自己，克己不倦，招聘贤良，所受赏赐的钱财和奉禄都用来接济名士和穷人，自己生活反倒更加俭约，甚至卖掉马车也要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朝野的名流也交口称赞歌颂王莽。后在应对元始二年全国范围的大旱及蝗灾中，王莽以儒家理论作倡导和带头下，灾区普遍减收租税，官员和富户纷纷响应，捐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民得到充分抚恤，天下秩序晏然得以渡过天灾劫难。朝中官员开始上表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是儒家模范，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

伴随着官民和儒生学子的不断升级的赞颂和拥戴，王莽的地位也不断上升，从大司马到安汉公，到受赐九锡之命的宰衡，再到代行皇权的摄皇帝，每次的晋升都得到了全国官民的拥护，社会也开始呈现太平盛世的景象，儒学教育兴盛，王莽主政的朝庭也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儒家学者和其他名仕的几千人至长安，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受一时之惠，官员儒生无不用其极地宣扬王莽，以至最后竟认定王莽是真命天子，争相提议当时的汉朝刘氏将皇位禅让给王莽。最后不负众望，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在一片颂赞之声中，王莽登上了最高的皇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平民通过和平禅让当上皇帝的先河。

王莽接受禅让建立“新朝”，即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但这个改制并非是王莽的一时兴起，空穴来风，而是来源于王莽信奉的儒家思想，王莽与自孔子以来的儒家一样，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周礼周制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和困境都可以一一化解。因此王莽的改制，只是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周制来达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王莽新政的大部分改制都是参照周朝的制度进行制定和推行。具体方面包括：将天下田亩改称“王田”，这是以王田制之名恢复井田制，对私人占有的田地进行重新分配，多地户要将多余田地无偿分给无地户或少地户，禁止王田转让买卖，以期杜绝土地兼并集中，贫富分化；解放私人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样均不得买卖；打击商业活动，官方出面抑制物价，建立低息信贷，以防止商人剥削；改变币制；参照商朝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朝庭所有；甚至参照周朝的分封制制订更为复杂的新朝分封制等等。

但是，王莽新政是失败了，因为新政核心的二个方面，除分封制过于复杂不能有效实施外，王田虽然有法制作后盾，但也由于地主豪强的顽强抵制也不能继续推行，实施三年后即宣布废除王田不能买卖的禁令，回复了私有制。不难看出，随着人口增长、社会生活复杂程度增加、公共管理人才的缺乏、制度细节施行不到位、特别是人们思想意识的复杂多变，光有理想和强权也是无法实现的，更不用说王莽统治后期由于施政错误，出现的巨大社会混乱和战争动乱，加速王莽的毁灭，这种全国范围的实验也让人民和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过这次历史事件，也可以看出，在社会日趋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对于孔子回复周礼的社会理想，除非深入发掘这个理想在孔子的思想中更多内涵，如果只是作形式上简单的重现，是注定失败的。事实也是如此，自始再鲜有儒者提起这个理想了。

五、孔子的思想宝库有待开发

从孔子理想提出和实践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光从字面去理解孔子的思想，完全无法认定“孔子即圣人”的判断，回复周制周礼的社会政治理想完全虽然出自良好的主观愿望，也是无法在现实中实行。但是问题来了，这能说明孔子的理想是完全错误的吗？如果不是，什么才是孔子的真正的社会理想？

光从《论语》的文本来看，孔子确实是将周朝作为理想社会的模型，因为他所在年代，东周作为周朝的合法继承者仍然存在，在名义上仍然是天下诸侯的共主，只是诸侯各自为政割据一方自成一国，他认为，只要能力挽狂澜，“克已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回复到周朝建立时的制度礼制，天下才能共享富足太平。但是，周朝建立的二个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一是井田制这种氏族共有制已被私有制取代;另一个是分封制无法解决最终形成诸候割剧分裂的结果。孔子的这种理想只是时代限制了他的理论视野，但是，在当时不被世人看好的地方，孔子一生为这种理想奔走和奋斗，坚持不懈，其中必然有他真知灼见的地方。

透过孔子的表述，我们不难发现，建立像周朝这样的理想社会，需要两大社会条件，这也是孔子社会理论的两大原则:一是在周礼制度之下实现统一，靠礼义和中央权威解决大小纠纷，而不是依靠武力，只要境内稳定，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使百姓安居乐业，实现“济民”的和谐社会。当然，这个统一的设想后世竟演变成为“家天下”的帝皇专制的“大一统”，这也是孔子始料不及的。二是社会有良好的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各其位，就能政令通畅，避免政治纷争和社会资源的浪费，春耕秋收，百姓才能更有效抵御自然灾害和外族入侵。孔子思想中的这两大原则，在历史发展中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走向，在孔子之后的不久将来，这两大原则也由他的儒家后辈的推动下，与皇权在中华大地上得以实现，从这一层面上说，孔子的理想并非完全破灭，而是在历史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孔子一生招徒授业，“述而不作”，没有系统阐述其思想的著作遗世，我们要了解孔子思想的主要书藉文本是《论语》，这部书是他弟子记录孔子讲学笔记和语录，时间跨度涵盖了孔子的一生，这些的情况必然会造成认识孔子思想的困难，因为在老师讲课过程中，有很多的内容是即兴的发挥；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亦有很多思想火花的屏发，并没有充分展开，只是作为认识上的种子，要进一步探索才能展现孔子的深刻思想。但是，后世儒家学者传统职业是教师，出于职业的偏见和视野，容易形成了“圣人说”和“文本派”，将孔子抬高为圣人，能轻易树立自己的老师权威；将孔子思想只限于《论语》文本阅读，方便自己的照本宣科，掩饰自己的智慧贫乏。但是，这种“文本派”根本不能很好地认识孔子的思想，他只会得到没有灵魂的外表，根本不能成为他们自己声称的孔子思想传承的“正统派”，相反，这种只区泥于续字续句死扣文本，将每个字、每一名当作真言的方法，不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认知上，只会让认识者自我矮化，也限制了民族的智慧发展和观念的进步，只会再一次将社会引入歧路，延续二千多年朝代更替、百姓生灵涂炭、社会停滞的恶循环。

如果从现代理论和逻辑思维角度看，对于一个伟大思想家来说，他的学説都存在着一个深层结构，现代精神分析学派揭示了一个人（即使表面看上去思维混乱的一个人），他的表象思维往往来自他的底层思维（很多时候表现为潜意识），经过综合分析，最后会显现出思维的内在结构。孔子思想应该有他内在的逻辑结构，透过他的言行和现存的文本《论语》，可以找到其内在的众多原则及其组成的结构，在揭示出这些结构之后，我们就能进行逻辑推演，将他的思想内涵充分挖掘出来，其中有些内容甚至孔子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我们相信，如果孔子当时掌握了现代的理论思维方法，他是轻松地推演出他的整个理论体系来。所以，过去儒者以继承孔子思想自居的全盘诵读孔子思想文本，字字句句都似千钧重要，不能多也不能少，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有害的，最后是流于皮毛，《论语》也被置于《大学》和《中庸》之后的三流地位；现在，在理论觉醒之后，我们要做的是基于文本而要超越文本，只有揭示出孔子思想的坚硬内核，才能説继承了孔子思想，或者才可以説进一步发展的孔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