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东论｜迈向行动的革命：跨个体对抗劳动

迈向行动的革命：跨个体对抗劳动 Toward a Revolution in Action: Transindividual against Labor

穆里埃尔·孔布  Muriel Combes

自新世纪启幕，国际斯宾诺莎学界（新斯宾诺莎主义）对“跨个体性”这一概念投注了深切而广泛的关注。其发展一方面受益于阿尔都塞、巴里巴尔等一脉学者持续不断的深入阐发；另一方面，穆里埃尔·孔布（Muriel Combes）在英语世界中对西蒙东思想，尤其是“跨个体”这一关键概念的精妙引介，亦发挥了巨大的推动效能，宛如在儒林的深海投入一颗恐怖的鱼饵，一时间不知激起多少骇浪，又不知多少方生方死的水手心甘情愿地投注终身。此次我所翻译的内容，是孔布声名远扬的著作《吉尔伯特·西蒙东与跨个体哲学》的结尾部分。在翻译进程中，我参考了许煜的中译本《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译者对西蒙东思想的把握犹如雾里看花，故而译文难免存在错漏瑕疵。怎么说，也没有很用心，该骂骂。

 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中，西蒙东（Simondon）试图为我们与技术关系的转变开辟道路，这自然促使他去分析他所谓的 “人与机器关系中的人的异化”（1）。他这一分析的新颖之处在于注意到这种异化存在 “心理 - 生理”（psycho-physiological）维度，他总结道，“机器不再为工人或拥有机器的人扩展身体模式(schéma corporel)”（2）：习惯扮演工具使用者角色的人类，当机器开始承担这一功能时，会发现自己面对机器处于一种不适应的状态。这一观察结果让西蒙东呼吁建立一种与机器的新型关系，这种关系将不再仅仅是服务于机器或指挥机器。除了充当机器的助手或指挥者的角色之外，“人类能够与机器平等地联结在一起，作为参与其调节的存在”（3）。我们必须超越通过一种所有人都应参与的存在性考验 ——“技术网络中的特殊处境”（4）—— 来（提升）“在哲学上和概念上对技术现实的认识”（5）这一文化任务，借此每个人作为参与者都能体验到一系列人类与机器密不可分的过程。

（1）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第 118 页

（2）许煜的中译本《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第108页，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第 118 页。以下无特别说明，《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与中译本均互相指代，法文本指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1992年。

（3）法文本第 119 - 120 页

（4）中译本第200页，法文本第 228 页

（5）中译本第200页 

正如西蒙东自己所承认的，呼吁转变我们与技术的关系无法完全在表征的文化层面实现，而是意味着社会变革。尤其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的结论部分，他阐述了这些对于恰当理解技术性必不可少的变革，而废除劳动的相关形式位列首要变革之中：“劳动必须成为技术活动”（1）。他并未让我们对这一要求所涉及的批判性和乌托邦式的关联摸不着头脑。就此而言，他清晰地批判了福特制资本主义企业内劳动组织对于技术生成的平等诉求而言的不足之处：“工人的异化源自技术知识和使用条件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如此显著，以至于在许多现代化的工厂中，机器调节者的功能与机器使用者（也就是说工人）的职能被严格分离，而且工人是被禁止调节自己的机器的”（2）。这顺理成章地让西蒙东顺便指出 —— 这种随意的表述方式与他这一观察所具有的大胆 “乌托邦” 特征形成鲜明对比 —— 我们 “有必要发现一种社会和经济模式，这里面技术物的使用者不仅是该机器的所有者，而且是选择和维护该机器的人。”（3）。 

（1）中译本第220页，法文本第 251 - 252 页

（2）中译本第218页，略有修改，法文本第 250 页

（3）中译本第220页，法文本第 252 页

但是，这段分析我们与技术关系不足之处的文字究竟是如何引出恰当的社会批判的表述的呢？从现有对我们这位所谓的 “技术思想家” 的解读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此方面兴趣寥寥，似乎从前者到后者并无直接路径可循。然而，在这一点上，该书的结尾几页表述得十分明确。 

作品结论中出现的所有乌托邦式考量都直接源于对劳动的批判性分析，劳动被视为人类与机器关系中人类异化的关键所在，这进而导致人类异化成为分析一般技术问题的切入点；但这样一种思路很容易引发一系列误解。

就西蒙东而言，他认为劳动是形质论图式（hylomorphic schema）的起源。在他看来，形质论图式 “代表着将技术操作简化为劳动在哲学思想的转化，并被视为存在物的生成过程的普遍范式（the genesis of beings）”（1）。在西蒙东关于世间存在方式的谱系学中，当统一的巫术（2）模式分裂并催生出宗教和技术时，人类行动的这一阶段便出现了，此时涉及个体将一种源于人类而非自然的 “形式-意向”（3）（form-intention）施加于 “待加工的物质” 之上（4）。因此，在劳动中，人类通过身体媒介，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地进行工作并实现赋形操作，但对于自己所执行的操作的关键部分必然是视而不见的：因而，在工人必须对其施加形式的物质面前，“劳动者或工人必须将目光聚焦在要结合在一起的两个要素上（这是劳动的规范），而非聚焦在实现这种结合的复杂的内部活动上”（5）（同上）。让工人对正在进行的操作的核心部分视而不见，这正是劳动的本质所在。因此，劳动可被定义为一种技术操作的模态，即 “将形式强加于被动且不确定的物质之上”（6），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反映了孕育它的社会历史状况：奴隶制。“它本质上是由人类指挥、由奴隶执行的操作，” 西蒙东解释道，并补充说，“形式的主动性、物质的被动性，对应着转变为具有等级结构的社会秩序的条件”（同上）。因此，形式本质上是指挥劳动之人所表达的秩序的寄托之所。这促使西蒙东在《个体及其物理 - 生物学的诞生》开篇几页中写道：“形式在逻辑上和物理上都不是一般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对于同一类型的所有砖块，只给出一种单一的秩序”（7），或者对于我们想要从众多不同树干中提取的所有木板来说也是如此。 

（1）中译本第212页，略有修改，法文本第 241 页

（2）许又译魔术

（3）中译本第212页

（4）法文本第 242 页

（5）中译本第212页，略有修改，同上

（6）《个体及其物理-生物学的诞生》（L'individu et sa genèse physico-biologique），第 49 页

（7）（《个体及其物理-生物学的诞生》，第 55 页；《个体及其物理-生物学的诞生（法译本）》（IL），第 57 页）

西蒙东提出的将劳动作为一种由技术操作在社会历史层面所决定的模态的谱系学 —— 这种技术操作不合理地设定了 “存在物的生成过程的普遍范式”（1）—— 立即延伸为对劳动的激进批判，其表述方式与马克思主义视角以及劳动心理学家的视角均相去甚远。对西蒙东来说，劳动在本质上是异化的。由此我们便能理解，为何在劳动群体中出现的问题寻求心理学解决方案是不切实际的：“劳动问题是因劳动而造成的异化的问题，……（这意味着有一个更为隐含的基础，）它对个体在劳动中产生了根本性的异化”（2）。但在其他地方，西蒙东的批判并非只针对资本主义状况，因为在他看来，“我们可以来定义一种前资本主义时期由劳动引起的异化”（3）。因此，西蒙东所说的异化在他看来比他所指称的 “异化的经济层面”（4）更为根本，他将后者归为 “马克思主义” 式的分析范畴（5）。事实上，这一点对他来说显然颇为重要，因为他在整部作品的诸多关键之处都提到了这一点。他特别指出，异化 “被马克思主义视为源于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但它并非仅仅…… 源于工人与劳动工具之间的所有或非所有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异化是来自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异化不仅来自工人与工具之间的私有权或非私有权的关系（6）；异化 “是在工人不再是其生产资料所有者之时出现，但它并非仅仅因为所有权关系的切断而产生”（7）。因此，如果一方面我们承认马克思的思想（尽管其相对性不可忽视）绝不是经济主义，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在批判马克思的那一刻，西蒙东其实比他自己认为的更接近马克思。

（1）中译本第212页，略有修改，法文本第 242 - 243 页

（2）中译本第217-218页，法文本第 249 页

（3）中译本第217页，法文本第 248 页

（4）中译本第218页，法文本第 249 页

（5）译注：译者认为西蒙东的看法接近于，恰恰要定义一种更为基本的异化，才能确定异化在经济层面的根本性，或许不用过度强调西蒙东与马克思的亲近性。

（6）中译本第107-108页，法文本第 117 页

（7）中译本第108页，略有修改，法文本第 118 页

虽然马克思确实常常大量借鉴经济学家的分析，但我们必须记得，他始终将自己的研究项目定义为 “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批判旨在揭示经济学家观点的迷惑性特征，因为在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生产关系下，经济 —— 所有涉及剩余价值、利润、财富生产等的分析 —— 与政治不可分割 —— 即资本借助社会统治关系迫使活劳动在商品中成为物化劳动的那些社会统治关系。尽管如此，鉴于其旨在对人类行动进行全面理解并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一种分析并不意味着经济主义。因此，当马克思宣称 “人类对自然的短视行为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短视行为，而…… 他们之间的短视行为反过来又决定了他们与自然的短视关系” （where？）时，他提出的对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分析与西蒙东后来的分析是有共鸣之处的。特别是，马克思的这段话让人想起西蒙东对技术统治自然这一计划的批判，在这种计划中，“机器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要征服自然，通过奴役驯化自然力量：机器是一个用来制造奴隶的奴隶。”（1）。而且，我们可以说，在西蒙东这里也是如此，正是因为首先存在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作为将形式施加于被视为无定形的物质之上的主体），它才能够转变为人类（作为材料所有者和形式掌控者）对人类（作为通过自身劳动，即通过肌肉力量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劳动者）的统治。因此，我们认为尝试去理解西蒙东为何想要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看到一种严格的经济主义观点是很重要的，而实际上他从未引用过马克思的原文，只是通过 “马克思” 或 “马克思主义” 这样的指代词来提及。 

（1）中译本第114-115页，法文本第 247 页

当西蒙东谈及对异化进行经济批判的不足时，他似乎想要指责一种在他看来没有触及异化最深层根源的思维模式。就此而言，更公平的说法是，马克思对异化的定位与西蒙东并不相同。西蒙东将异化置于人类无法克服统治与服从的辩证关系而与机器保持的不恰当关系之中，而马克思则将其置于生产关系层面，将其视为剥削与统治不可分割的混合体。在人类对自然的短视行为和他们彼此之间的短视行为之间，西蒙东认为是他们对机器的误解以及对机器所要求的平等性的不适应、他们对技术性的不恰当把握，阻碍了他们与自然以及彼此之间建立公平的关系；而对马克思来说，处于两者之间的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其不平等性构建了人类的物质生活。 

西蒙东显然需要将马克思主义观点简化为经济主义，以便提出一种比处于经济层面的异化更为普遍的异化假说，这一假说并非要否认经济剥削的存在，而是试图将其重新定位到正确的位置。尽管西蒙东自己清楚地表明了统治的社会政治现实（例如，在《个体及其物理 - 生物学的诞生》第 49 页），但通过这种定位操作，它在西蒙东的论述体系中还是被相对化了，占据了一个有些薄弱的位置。例如，在宣称 “工人的奴役状况导致掩盖了物质与形式被迫契合的存在物的生成过程”（1）时，西蒙东暗示等级制的社会状况对于理解劳动的本质并非必不可少，这似乎与前文所引述的《个体及其物理 - 生物学的诞生》中的段落相矛盾。这一点似乎更令人惊讶，因为西蒙东从未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尤其是从人类被赋予辅助机器的角色之时起，人类就具有了两种意义或取向，即管理者和工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工程师和执行命令的劳动者。尽管他意识到这种恰当的社会二分法是一种功能体现，即 “追求进步的人与从事劳动的人并不相同。”（2），并且由于这一点，工程师和使用者没有相同类型的技术体验，但西蒙东还是不断回归到对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异化的谴责，有时会基于他们相对于技术性而言同样异化的处境，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概加以否定。因此，他称银行家 “也与新无产阶级者一样，在与机器的关系中处于异化状态”被机器所异化（3）。 

（1）中译本第212页，与英译本有不同处，选取英译本翻译，法文本第 242 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2）中译本第107页，略有修改，法文本第 116 页

（3）中译本第108页，略有修改，法文本第 118 页 

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事件，尤其是任何将对技术的攻击作为其一个方面的社会冲突，在西蒙东看来都只能是对技术内在规范性的误解，是对被剥夺了工具使用者角色的人类的一种本质上反动的怀旧情绪：“人类的挫败感始于取代他们的机器，始于自动织布机、锻压机、新工厂的设备；这些就是工人在骚乱中会砸毁的机器，因为它们成了工人的竞争对手，不再是动力源而是工具使用者”人的挫败感始于取代了人的自动机，始于自动织布机、锻造压力机以及新工厂的设备。这些就是工人在骚乱中会砸毁的机器，因为它们成了工人的竞争对手，不再是引擎，而是工具的携带者（1）。西蒙东在同一句话中从作为与机器关系中异化的一般主体的人类，过渡到作为对机器误解的具体体现的工人，他并未赋予工人关于机器的观点任何特定价值。他从未问过自己，工人在与机器相遇时的激烈反应是否除了对技术活动（technical activity）的简单盲目之外，还表达了他们与技术关系的其他方面。对于像英国的卢德运动（1811 - 1817 年）或 1830 年左右法国里昂的织工起义（Canuts）这样的运动，他采取的立场正是 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在其对卢德主义的细致研究中所呈现的最常见立场，即认为这是 “没文化的手工工人的粗野、自发行为，盲目地抵制机器”。而汤普森在对以某个虚构的卢德将军命名的卢德运动（该运动的主要成员 —— 剪羊毛工、针织工和织布工 —— 宣称效忠于这位将军）进行详细分析时，很好地表明了这样的斗争并非表达对一般技术引入的抵制。那些砸毁机器的工人（这种情况更多发生在有组织的夜间突袭中，而非骚乱场景下）所反对的尤其是 “工厂制度的侵蚀”。因此汤普森强调，1811 年在诺丁汉和约克郡，只有那些生产低价零散产品的机器框架被破坏了，正如当时一份中产阶级激进杂志《诺丁汉评论》所指出的：“机器，或者说框架…… 并非因为是新构造而被破坏…… 而是因为在它们上面生产的产品价值很低。” 根据汤普森的观点，有组织地破坏机器更多地表明了对大规模生产导致劳动力技能退化的抵制，而非对机器本身的抵制。工人们所拒绝的是强加给他们的悲惨且受束缚的生活方式。当然，卢德派分子在他们行业的传统习俗中寻找慰藉，并对即将消失的生活方式表达了怀旧之情；但正如汤普森所表明的，他们尤其试图 “恢复古老权利以确立新的先例。在不同时期，他们的要求包括法定最低工资、对妇女或青少年‘血汗劳动’的管控、仲裁、雇主为因机器而失业的熟练工人提供工作的承诺、禁止劣质产品、成立工会的权利”。因此，只要稍微改变一下侧重点，在西蒙东看来像是对机器真实本质的盲目和误解的情况，在另一个层面上就会显得颇具洞察力。当然，前提是我们愿意承认存在工人所特有的技术体验，他们与机器的关系是在一个压迫性的整体系统背景下产生的。而且很难理解的是，尽管西蒙东对机器在劳动中仅被当作手段这一事实表示遗憾，但他却从未考虑过源于劳动的特定技术体验，即工人进入工厂时并非作为完整的人，而是作为残缺人性的一部分。 

（1）中译本第106页，略有修改，法文本第 115 页

然而，西蒙东始终坚持认为，只有彻底摆脱劳动范式，人类才能改变他们与技术、自然以及彼此之间不恰当的关系。《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结尾的主旨在此方面表达得再清晰不过了：西蒙东说技术操作不可简化为劳动，因此，为忠实于技术操作的本质，“劳动必须成为技术活动”（1）。只有基于技术活动，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被重新塑造。实际上，技术活动作为与技术物的关系模式，以新的方式将这两种关系联结了起来。 

（1）中译本第220页，法文本第 251 - 252 页

一方面，实际上，技术活动，“（通过建立技术物的世界，普遍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客体中介，将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这一联系比集体劳动所产生的具体反应的联系更加丰富和明确。通过技术的图式主义（schématisme technique）建立了自然之人类与人类之自然的可转换性。”（1）。因此，当技术物依据其本质投入使用时 —— 即不是作为一种手段、工具或器具，而是作为一个嵌入与其相连的机器网络的运行系统 —— 它就成为了一种与自然建立新型关系的场所，不再是由人类个体的机体所介导的功利性关系，而是人类思想与自然的直接联结关系。 

（1）中译本第215页，法文本第 245 页

另一方面，西蒙东声称 “技术活动……（它）是集体关系的模式”（1），并且与技术物的关系只有 “在实现了这种集体的个体间现实时(我们称之为跨个体的现实)，这种关系才落地，因为它创造了多个主体的创造力和组织力之间的耦合。在非异化的技术物中，它的使用准则避免了它的异化，而在这些纯技术物的存在以及跨个体化的关系的构成之间,存在着因果和相互调节的关系。”（2）。除了劳动群体中存在的那种简单的个体间关系之外，被恰当理解并投入使用的技术物能够促成跨个体的出现。最终，西蒙东在 “跨个体的集体（层面）” 中发现了 “减少异化的真正方法”（3），它是人类之间一种强化的关系模式，也是与自然建立非奴役关系的另一面。正如他的评论者们经常指出的，减少异化意味着表明技术物并非人类的他者，而是其自身包含了人类的某些特质：“经由技术发明出现的技术物残留着其生产者的某些东西”（4）。但关键是要理解，技术发明所承载的并非人类身上具体的人性特质；它是 “（通过技术物的中介，人际关系便出现了，它是跨个体性的模范。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关系，它将个体联系在一起的方法, 既不是通过将个体分离出来而构成的个体性，也不是通过人类主体的共性，例如感知性的先验形式，而是）通过对前个体现实的、自然的承载 (charge)。前个体现实被保存在个体中，包含潜能和虚拟性(virtualités)。”（5）；正是这种特性构成了跨个体。因此，一般来说，由于跨个体源于与个体相关联的前个体现实的共同个体化，当有发明产生时，它实际上是一种通过沉积在技术物中的沉淀的前个体特性为媒介所构成的跨个体性的模态：被发明的技术物成为了其他主体的信息承载者，其他主体通过该物体这一媒介，将自己的发明能力和组织能力与发明者的相应能力汇聚在一起。

（1）中译本第214页，法文本第 245 页

（2）中译本第221页，略有修改，法文本第 253 页

（3）中译本第218页，法文本第 249 页

（4）中译本第217页，同上

（5）中译本第217页，同上

正如我们所见，技术活动是集体关系的典范并不意味着人类本质上就是一种义体存在；也不意味着只会通过技术实现集体个体化：西蒙东自己就提醒我们要避免这样的误解，他明确指出技术活动“并非集体的唯一模式和唯一内容，但它属于集体，而且在某些情况下，集体群体可能围绕技术活动而产生”（1）。换句话说，即便人类之间的跨个体关系源于与技术物的恰当关系，由于它反过来也对这种关系起到制约作用，所以它只能保障这样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关于技术的著作结尾处，西蒙东坚持认为，构建一种与技术的跨个体关系模式对于我们依据技术物中沉淀的前个体性来理解技术物是很有必要的。但只有当与技术物的去异化关系、对机器的恰当使用（与当代技术网络的放大能力相适配）能够在跨个体集体中开启这一说法成立时，上述观点才有意义。

（1）中译本第214页，这里中译本和英译本有严重分歧，中译本翻译为“（技术活动）它不仅是集体的唯一模式和唯一内容，而且就是集体，在某些情况下，组合(groupe)围绕着技术活动而出现了”。法文本第 245 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结语

构建一种与技术的公平关系，这是西蒙东的思想为我们这个时代确立的艰巨目标，这绝非意味着重新发现一种一直被压抑的本原：技术作为一种放大网络所能发挥的作用仍有待创造。如果我在此拒绝将西蒙东简化为一位技术思想家的形象，那并不是为了将技术维持在行动手段的层面。西蒙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看到了作为网络的技术如今构成了一个制约人类行动的环境。置身于这一环境之外，我们只需创造出对万物（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的转导（transductive）本质保持忠实的新形式，以及用于放大行动的新的跨个体模式。因为，在我们与前个体性的自然的关系中，与他人、与机器、与我们自身的多重关系线索交织成一个松散的结或节点，而正是在那里，思想与生活再次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