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如何被「代表」?回看一百年前澳門的地標轉變
作者:遠東釣魚郎(嘗試以社科方法研究歷史的兩面不是人)
相信「復常」以來對澳門讀者最不習慣的,或許便是街頭突然回復過往的「生氣」。不論平日或假日,諸如新馬路、議事亭及大三巴一帶的澳門「地標」,總是被擠得水泄不通,排山倒海的旅客更可謂是行人「惡夢」。
長居此地的「我們」,除了會納悶這些日常風景為何值得駐足停留以外,腦海中或會偶爾閃過一個問題:究竟對初到貴境的遊客而言,甚麼地方才稱得上具有遊覽價值,甚至是「必去」「地標」呢?這個問題或可直觀地以一些「地標」該具備的特質來回答,例如有可以瘋狂「購物」的商舖群,或是一定的歷史及文化價值等。
上月初的城中大事「新馬路任我行」,似乎便是具代表性的例子,因為活動正好於符合上述條件的新馬路街區舉辦。雖然活動曾被質疑與街區的歷史脫節,但質疑多集中於此一「地標」應以何種方式呈現,而非該街區本身是否能稱作澳門的「地標」。
雖然「地標」的界定方式看似相當直觀,但到底甚麼「特質」才被看重,卻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歷史發展而有所不同。在澳門歷史上,原來曾有一個今天或難以想像,但在當時可謂是澳門城市象徵的地景。
在本文中,我將藉由地理學者Phipille Foret於2006年寫成的研究文章,檢視在一個世紀前澳門「地標」的轉變過程,而這種轉變又如何與官方對城市的投射所密不可分。
一百年前的「休閒中心」
「休閒勝地」事實上並非近代澳門的專利。從19世紀中期開始,由於香港及其餘通商口岸的出現,澳門作為一個「舊」埠,在區域經濟上的角色已經大不如前。但正正因為澳門「退居二線」,反倒突出其吸引力。
對一眾遠渡重洋的西方遊客而言,澳門既與上海或香港一樣,處於西方統治之下,但又不如後者一般,充滿繁忙的「商業氣息」。正正是澳門既帶有濃厚西方氛圍,又相對平靜安逸的氛圍,使得其成為一眾西方人士休養或遠離煩囂的休閒中心勝地。
而這個與當代意義迴異的「旅遊休閒中心」,其核心地帶便是今天的南灣,由總督府幅射到周邊的地帶。由於當時南灣一帶即為澳門的海岸線所在,綠樹成蔭的海邊景觀,配合沿岸一帶充滿葡式建築物,包括總督府、政府部門,商行、洋式豪宅及酒店等,不單成為遊客停留之地,同時亦是澳門代表性的景觀。
而二十世紀初期的旅遊刊物中,亦對澳門作出了相應的刻劃。透過如照片的視覺呈現,及以文字上將澳門描述為一個既古老又寧靜的小城,南灣的形象於是與澳門掛上等號,甚至可以媲美意大利拿不勒斯的海濱。透過把城市的形象固著到某個特定地景,一種屬於澳門的印象,即一個充滿葡式風情、內儉、平靜而又浪漫的小城,亦從而得以引申。
另一種想像的出現
但此種對(西方)旅人而言迷人而又「似曾相識」的風貌,對殖民地官員而言卻是亟需改變的印象。對他們而言,此種風貌正證明澳門是一個落後而又停滯的「死水埠」。
在1910年葡萄牙共和革命後,里斯本開始出現把澳門「現代化」的呼聲,希望透過本地的「大興土木」,一方面在硬件上革新,以為澳門帶來更多經濟機會,而另一方面亦藉由現代化改革,使澳門擺脫過往的「渡假村」形象。
其中一個主要的建設,便是現時外港一帶的建設工程,由十九世紀後期起,港口淤塞的問題便一直影響澳門經濟(港口過淺意味著船隻無法通航)。為改變此種局面,澳葡政府於1920年代起便開始於現在外港一帶,進行新港口的建設工程。在外港建成以後,當時澳門的東部海岸,恰好便是由外港及南灣兩個主要部份組成。
在「新」及「舊」的直接對比,加上殖民地的現代化議程下,我們或可想像澳葡政府將會大刀闊斧地,改為強調澳門在新政府治下的一系列現代化舉措。的確,在1920年代中期的澳門指南中,便紛紛介紹了一系列的現代化建設。諸如青洲的工業化設施、現代的東望洋燈塔、發電廠及醫院等,紛紛被列舉為「新」澳門的象徵。
但如果進一步細究觀乎政府旅遊刊物的內容,則可發現澳葡政府事實上一直遊移於兩種澳門的印象上。首先,在刊物的舖排上,政府採取了一種可謂相當突兀的安排:在介紹殖民地文化相關的一系列建築後,緊接而來的內容,便是上述澳門的現代化成就。
作為一個對澳門全然陌生的遊客讀者,除了會疑惑現代化設施與旅遊的關係外(畢竟遊客很難會特地參觀工廠及醫院),或會更加不解,為何兩類似乎難以扯上關係,而新舊對比相當強烈的事物,會被收錄於同一本刊物當中。此種內容的不連貫,或許正反映澳葡政府對城市同時存在兩種全然不同的看法。
更為耐人尋味的,是作為兩種澳門「地標」的南灣及外港,其照片皆消失於讀者的視線前,而僅有簡略的文字輕輕帶過。內容的缺席,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殖民政府對於到底何謂「現代性」,又或者如何表述澳門新舊之間關係的舉棋不定。正正是前後內容間的突兀及缺席,具體地呈現了當時兩種願景間的尷尬處境。
兩面不是人之感
而此種尷尬的處境,似乎在一百年以後仍然存在。
正如其中一種批評「新馬路任我行」的聲音,便指出活動只是於歷史的佈景版前,加入一些看似受歡迎的「打卡」元素,新舊之辯在今天的澳門,似乎採取了一種更加尷尬的形式:
如果一百年前的舊澳門,仍然得以因為空間及想像上的分隔,而不顯得過於奇怪的話,那麼今天的澳門,或者正因新舊融合,而全取新舊不和諧之感:歷史的舊元素被抽空,舊建築只作為佈景版,其歷史卻無人問津;而新元素在形式上的「創新」,在舊佈景之下卻顯得更加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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