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如何被「代表」？回看一百年前澳門的地標轉變
作者：遠東釣魚郎（嘗試以社科方法研究歷史的兩面不是人）
相信「復常」以來對澳門讀者最不習慣的，或許便是街頭突然回復過往的「生氣」。不論平日或假日，諸如新馬路、議事亭及大三巴一帶的澳門「地標」，總是被擠得水泄不通，排山倒海的旅客更可謂是行人「惡夢」。
長居此地的「我們」，除了會納悶這些日常風景為何值得駐足停留以外，腦海中或會偶爾閃過一個問題：究竟對初到貴境的遊客而言，甚麼地方才稱得上具有遊覽價值，甚至是「必去」「地標」呢？這個問題或可直觀地以一些「地標」該具備的特質來回答，例如有可以瘋狂「購物」的商舖群，或是一定的歷史及文化價值等。
上月初的城中大事「新馬路任我行」，似乎便是具代表性的例子，因為活動正好於符合上述條件的新馬路街區舉辦。雖然活動曾被質疑與街區的歷史脫節，但質疑多集中於此一「地標」應以何種方式呈現，而非該街區本身是否能稱作澳門的「地標」。
雖然「地標」的界定方式看似相當直觀，但到底甚麼「特質」才被看重，卻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歷史發展而有所不同。在澳門歷史上，原來曾有一個今天或難以想像，但在當時可謂是澳門城市象徵的地景。
在本文中，我將藉由地理學者Phipille Foret於2006年寫成的研究文章，檢視在一個世紀前澳門「地標」的轉變過程，而這種轉變又如何與官方對城市的投射所密不可分。
一百年前的「休閒中心」
「休閒勝地」事實上並非近代澳門的專利。從19世紀中期開始，由於香港及其餘通商口岸的出現，澳門作為一個「舊」埠，在區域經濟上的角色已經大不如前。但正正因為澳門「退居二線」，反倒突出其吸引力。
對一眾遠渡重洋的西方遊客而言，澳門既與上海或香港一樣，處於西方統治之下，但又不如後者一般，充滿繁忙的「商業氣息」。正正是澳門既帶有濃厚西方氛圍，又相對平靜安逸的氛圍，使得其成為一眾西方人士休養或遠離煩囂的休閒中心勝地。
而這個與當代意義迴異的「旅遊休閒中心」，其核心地帶便是今天的南灣，由總督府幅射到周邊的地帶。由於當時南灣一帶即為澳門的海岸線所在，綠樹成蔭的海邊景觀，配合沿岸一帶充滿葡式建築物，包括總督府、政府部門，商行、洋式豪宅及酒店等，不單成為遊客停留之地，同時亦是澳門代表性的景觀。
而二十世紀初期的旅遊刊物中，亦對澳門作出了相應的刻劃。透過如照片的視覺呈現，及以文字上將澳門描述為一個既古老又寧靜的小城，南灣的形象於是與澳門掛上等號，甚至可以媲美意大利拿不勒斯的海濱。透過把城市的形象固著到某個特定地景，一種屬於澳門的印象，即一個充滿葡式風情、內儉、平靜而又浪漫的小城，亦從而得以引申。
另一種想像的出現
但此種對（西方）旅人而言迷人而又「似曾相識」的風貌，對殖民地官員而言卻是亟需改變的印象。對他們而言，此種風貌正證明澳門是一個落後而又停滯的「死水埠」。
在1910年葡萄牙共和革命後，里斯本開始出現把澳門「現代化」的呼聲，希望透過本地的「大興土木」，一方面在硬件上革新，以為澳門帶來更多經濟機會，而另一方面亦藉由現代化改革，使澳門擺脫過往的「渡假村」形象。
其中一個主要的建設，便是現時外港一帶的建設工程，由十九世紀後期起，港口淤塞的問題便一直影響澳門經濟（港口過淺意味著船隻無法通航）。為改變此種局面，澳葡政府於1920年代起便開始於現在外港一帶，進行新港口的建設工程。在外港建成以後，當時澳門的東部海岸，恰好便是由外港及南灣兩個主要部份組成。
在「新」及「舊」的直接對比，加上殖民地的現代化議程下，我們或可想像澳葡政府將會大刀闊斧地，改為強調澳門在新政府治下的一系列現代化舉措。的確，在1920年代中期的澳門指南中，便紛紛介紹了一系列的現代化建設。諸如青洲的工業化設施、現代的東望洋燈塔、發電廠及醫院等，紛紛被列舉為「新」澳門的象徵。
但如果進一步細究觀乎政府旅遊刊物的內容，則可發現澳葡政府事實上一直遊移於兩種澳門的印象上。首先，在刊物的舖排上，政府採取了一種可謂相當突兀的安排：在介紹殖民地文化相關的一系列建築後，緊接而來的內容，便是上述澳門的現代化成就。
作為一個對澳門全然陌生的遊客讀者，除了會疑惑現代化設施與旅遊的關係外（畢竟遊客很難會特地參觀工廠及醫院），或會更加不解，為何兩類似乎難以扯上關係，而新舊對比相當強烈的事物，會被收錄於同一本刊物當中。此種內容的不連貫，或許正反映澳葡政府對城市同時存在兩種全然不同的看法。
更為耐人尋味的，是作為兩種澳門「地標」的南灣及外港，其照片皆消失於讀者的視線前，而僅有簡略的文字輕輕帶過。內容的缺席，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殖民政府對於到底何謂「現代性」，又或者如何表述澳門新舊之間關係的舉棋不定。正正是前後內容間的突兀及缺席，具體地呈現了當時兩種願景間的尷尬處境。
兩面不是人之感
而此種尷尬的處境，似乎在一百年以後仍然存在。
正如其中一種批評「新馬路任我行」的聲音，便指出活動只是於歷史的佈景版前，加入一些看似受歡迎的「打卡」元素，新舊之辯在今天的澳門，似乎採取了一種更加尷尬的形式：
如果一百年前的舊澳門，仍然得以因為空間及想像上的分隔，而不顯得過於奇怪的話，那麼今天的澳門，或者正因新舊融合，而全取新舊不和諧之感：歷史的舊元素被抽空，舊建築只作為佈景版，其歷史卻無人問津；而新元素在形式上的「創新」，在舊佈景之下卻顯得更加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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