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瓦肖公社」第3期：俄烏戰爭

本文原載於「Le Front 陣地」

一、战争：后疫情时期主权的最后淫具

文/ Lord Auch II

游民，布朗肖《五月运动》译者

阿贝尔·费拉拉（Abel Ferrara）在其2021年的新作《零和一》（zeros and ones）中用多噪点的手持摄影展示了一种诡异的叠加状态：瘟疫大流行状况下无人且荒凉的城市街道，秘密军事行动，神秘的阴谋论氛围，梵蒂冈的大爆炸。这是对后疫情时代的灰色战争影像的暗示，在其中，我们分不清是疫情被转变成一场针对病毒“敌人”（最后是针对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是潜在的病毒宿主和“时空伴随者”）的战争，还是战争也成了一场通过云计算系统而实施的针对“病毒”（北约？新纳粹？恐怖分子？持异见者？某一特定民族？某个阶级？）的靶位治疗。

至少，在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e Bratton）看来，无法处理好人工性云计算系统和城市层（city layer）、地球层（earth layer）的治理最终只会走向自身的无能，走向民粹主义或阴谋论，走向自我意淫的伪激进话语。换言之，无论是病毒，还是其他一切积极的生物政治的治理（不是福柯意义上的以人口为对象的生命政治）都依赖于云的计算装置和感知层（sensing layer）。

然而，当这一视角被翻转过来的时候，情况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如果说作为制裁外部敌人或控制内部瘟疫的手段的封锁已经在堆栈（the stack）的时代——这是谷歌、亚马逊、卡塔尔无数的经济特区、免税港、郊区的无人基建的时代——被冲得七零八落，从而使自身沦为笑剧的话，那么战争就是主权国家如今最后的淫具了：主权幻想的是自己最后的荣耀，而忘记他自己现在也只能通过卫星地图、电子屏幕上的模型和数字、多噪点的夜视仪器影像来观看战争。这总已经是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中的即将失势的主人，他永远地和快感隔着一层了！

现代战争和疫情治理是类似的。主权面对着的是早已无视且跨越了内外地理空间的病毒传播和战争系统，因此，它也无法再像它从未能真正做到的那样去对外宣战和对内镇压。无论是福柯在其一系列法兰西学院讲座中说的“国家权力在减弱”，还是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开篇就指出我们必须放弃主权国家的分析视角，再到布尔迪厄90年代关于国家的课程中将现代国家判定为远离主权模式的象征统治-认同模式，主权国家都已经不再能够成为政治的中心了，它不再是（只能假装是）马克斯·韦伯所定义的“合法垄断暴力的机构”，更不用说布拉顿在《大地塑造》（Terraforming）和《堆栈》（The Stack）不厌其烦地向我们暗示的情况了：主权已经是如今最恶劣的政治笑话了，而战争作为主权曾经的自我决断的方式也不过是街头电线杆上虚假的性药牛皮癣罢了。

多年前，鲍德里亚在看到无尽的电视直播图像后讽刺说海湾战争从未发生过，而现在，战争则是在无数颗近地卫星组成的行星监控系统、云数据计算、无人机拍摄的影像、手机直播（从快手到抖音）、推特等由点赞和转发按钮构成的社交网络的感知层上被把握的，并在一个由早已冲破了主权地理空间（施米特的坐标：内部-外部、陆地-海洋）的流动人口、跨国公司、漂浮在大地之上的云层构成的不断褶皱、重叠、扭曲的复杂空间中胡乱实施的。这些都意味着大多数时候，主权既无法肉眼观看，也无法直接命令，更不可能亲手操作战争，而是等待、被拖延、被中介、被架空。主权是没有眼睛的，它身披的是传感器、计算机建模、用户的手机镜头的紧身衣。

如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行为不仅要完全依赖上述技术，也要求助于最后的敌我划分。然而，当有新闻报道称欧盟冻结俄方数十亿欧元的资产，而俄方威胁用国际空间站当作自杀性战略武器，并依靠其预定坠落轨道来“轰炸”地球的时候，敌人和自己也已经失去了分界，因为敌人和自我不是割裂的两方，而是以混和的方式散布在社交媒体上的水军-机器人-假帐号、开曼群岛的账本、瑞士的免税自由港、外太空的国际空间站、流动的全球温室气体上。主权的战争现在只能是左右互搏的。

事已至此，试图重新将战争行为、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封城占为己有的主权，或者将此四者视为天然一体的观点都只能是“阳痿男服下假伟哥”一般的脱裤子放屁。而这剂假药和使用虚拟的全面战争状态来恐吓所有人的霍布斯是一体的：主权一方面可以庇护人们免于战争，但庇护的方式就是它“合法”垄断暴力（布尔迪厄的补充：不光是物理暴力，还有象征暴力！）。

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rl）的有趣例子不是一个简单的笑话：一架放在纪念碑底座上用以展示和纪念的苏联作战坦克被人重新取下使用，其射出的炮弹造成了真实的伤亡。历史之所以具有伤害性，就在于它还没有结束。在后疫情时期，在堆栈的多层叠加和互动的巨型递归架构中，主权和战争一再作出最后的挣扎，是其历史的回光返照，而对其进行哀悼和纪念的最好方式既不是将其带到极端，也不是否认它们的存在，而是看到这一点：如果还存在一种战争，那就是反抗或逃离资本、债务系统、统治阶级、主权的战争。因为如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克拉斯特（Pierre Clastre）的战争考古学所言，战争不是人类邪恶本性中的暴力需求，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作出的物竞天择，不是服从社会交换关系的行为，而是“原始部落”有意识的政治选择和实验，是保卫社会之自主性的伟大战争。

二、2022年：行星战争元年

文/ Lord Auch II

游民，布朗肖《五月运动》译者

如今看来，法国哲学家格雷格瓦·沙玛由（Grégoire Chamayou）2013年出版的《无人机理论》（Théorie du drone）中指出的“杀戮盒子”（killer box）-无人机已经成了当前在全球乃至近地卫星轨道目光下发生的第一次行星战争的原型了。这意味着，无人机的技术原理和功能在经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国五角大楼之手后的逐渐成形构成了当下几乎一切要素的前身：摄像机在监视、巡航、扫描，技术在辅助人们进行精确军事打击，肉身在很大程度上撤离了直接冲突的地点，极度依赖地图测绘、信号拦截、档案及时存储-读取和自动分析。沙玛由认为，无人机的出现不仅动摇了战争的概念，也让以牺牲为基础的战争伦理变得毫无用处，并最终反过来瓦解了作为现代政治理论中核心的主权概念。换言之，战争所依赖的，以及战争所导致的前线、战线、纵深等一系列相对稳定的地理-空间观念已被全天候的、遥控的、信息的、猎杀的机器所冲垮了。

 虽然，目前的新闻表明，无人机尚没有在此次战争中得到大规模应用，但它的技术原理和战术思想已经遍地开花，且更加具体化了，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更加民主化的镜头（从士兵到平民，从官员到记者，从亲历者到旁观者都开始拿起手机对战争进行拍摄和直播），是更多的基础设施和云层（从民用基站到马斯克的星链，从抖音的图像到推特的点赞-转发界面）在介入，是来自各方力量的巨量烟幕弹“假”信息（俄乌双方，包括全球各种民间和官方媒体都在布署自己的信息“武器”）。

 于是，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一点了：军队开始禁止士兵拿手机拍摄战况，普京威胁用空间站作为“炸弹”轰炸地球，马斯克在推特宣布用星链介入主权战争。这不是说镜头、空间站、卫星（这实际上是一整个自动化系统，通过信号和硅基芯片，而非碳基的肉体而铰接在一起）会篡夺热武器的地位，而是说镜头、空间站、卫星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件更具杀伤力的“武器”。无人机作为携带摄像机和导弹的引擎，本身就是这一整套自动化系统武器的绝佳体现：在硬件（基础设施）、软件、云层的条件下，镜头就是武器，空间站就是武器，卫星通信就是武器。

但是，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些武器（以手机为例）不再是职业军人的专属，从它发出的视频、直播或转发也不再依赖于军队以发布“绝对命令”的军事首领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巴塔耶在1930年代的分析中对作为暴力统治机器的军队之心理结构做出了这样的总结），而是通过全球已被折叠入物流之中的生产线而最终抵达了每个人的手里。在信号基站、互联网基础设施、软件构成的系统中，拍摄也早已不是现象学的观看，不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认为的那种对在场的那一瞬的保存，因为手机的数码镜头不再是以眼球-视网膜为模型的光影捕捉机制了，而是经过技术中介（史德耶尔[Hito Steyerl]指出，手机镜头的拍摄总已经经过数码修改了，它是加倍的真实）才制造出的图像（来自加州的媒介理论家加布瑞[Jacob Gaboury]在《图像-物》[Image Objects]中的惊人例子：宜家商品手册里有一大半的家具照片是计算机生成的！）。总而言之，自动化系统并非意味着那种华而不实的好莱坞妄想中的机器人，如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所言，自动化不是指每个部件都开始具有自我意识（这简直是“史前”哲学家的幼稚病症状：机器人能否成佛可能是他们日常假装自己在思考的常用问题），而是指这整个递归系统在通信、指令、计算的过程中运转。显然，这一系统中，人的自由意志（如果有的话！）不是第一位的，技术也不是麦克卢汉式的人体的延伸。也许，你还能说榔头是拳头的延伸，但你显然无法说近地卫星是眼睛的延伸。每个人只要拥有了镜头，就可以是战争的传感器——传感器如今已遍布战场内外，遍布主权空间内外，遍布地球内外。

 因此，当一位跨国资本家（马斯克）开始通过推特宣布介入主权间发生的战争的时候，当每个人都开始拍摄、直播、转发战争的时候，当金融结算体系变得核弹一般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无论普京是否能如其所愿地投放核弹，这都已经不是法国媒体在热议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了。相反，这是第一次行星战争（la guerre planétaire）。在这里，主权-民族-国家（无论主权多么“合法地”垄断暴力，而民族身份又如何在基因或文化层面被反动的“纳粹流氓哲学家/国师”反复论证）、明确划分的地理空间（无论是战争前线还是国家间的界碑）、阿甘本的看似起到批判作用的以集中营为思想模型的主权理论（但在后疫情时代已经自我破产）都已苟延残喘。同样的，以上述这三个视角来分析目前这场行星战争的人，尽管可能使用着从古罗马到一万年后的战争都泛滥性适用的伪理论话语而对着空气满嘴跑火车，最终也都只能是在如今云计算的社会系统面前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了。

那么，普京所谓的柔道技能和满身横肉，车臣部队如屠夫一般的凶神恶煞还能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在镜头前变得如演员一般虚弱了：疲惫、眼神空洞、肢体僵硬、徒有其表，和拜登一样近乎冢中枯骨了。而反倒是乌克兰的演员总统成了真正的总统。因为拍摄影视作品，组建自己舞台班子的经历，泽连斯基更适应镜头（懂得如何拍摄自己的视频，就像任何一位先锋派影人），更熟悉社交网络（知道如何对自己的动态进行直播，就像网红知道如何经营自己的朋友圈）：他根本不需要强硬的sovereignty者形象，也不需要好莱坞甚至戛纳、柏林、威尼斯、圣丹斯，因为他（实际上是所有持有手机，身居云层的人）已把基辅上空的云层变成了自己的实验影棚。于是，普京只能硬撑着他克格勃的出身，丢核弹也只能是他最后能想到的恶劣玩笑了。作为007的俄罗斯对应物，KGB同样是主权的传统化身：“合法杀人，独特的卡里斯马魅力，秘密行动，使用惊人的暴力，由官僚机器强化”。这是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万物的黎明》（The Dawn of Everything）中对詹姆斯·邦德的精彩分析。

因此，普京如果不是最终死于对自己掌握至高主权的妄想所导致的癫狂与失控，那他（以及想成为他的人）在行星战争元年后的最好出路也许就是投奔好莱坞这个“让人笑出眼泪的地球的肚脐”，好让自己的可笑形象永远被编入数码影像之中，并成为互联网的下一代迷因（meme）。这也许是行星战争纪元中保存、哀悼、纪念、收藏愚蠢主权者形象和主权思维者的最佳方式。我们平时总爱自称为策展人、艺术高端人士、NFT玩家的人还在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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