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的缺席與遺忘

近一兩年疫情關係減少外出，在舊照片底片堆裡找回一些舊記憶成為自己生活的一部份，當追溯到1989年5月到6月期間，驚覺自己只留下三張照片。那一年我剛成為一名設計系學生，正值思想大解放之時，對當時北京學生民主運動非常雀躍，也參與過不少遊行活動，理應會立此存照，找著找著，結果只能找到三張幻燈片，我甚至覺得這三張拍得很醜的照片並不是出自我手筆。照片中有我的背影在製作一張橫額，估計是為「五四」周年的遊行所製作，上面寫著的是有些現在看來很無聊幼稚、有關民主的口號，大概是當年我深受「達達主義」的影響，著迷於當時藝術家玩弄的 word play，這張橫額一開始就被其他熱心的遊行人仕拿去展示，後來也不知所終。

難道當時候我的經歷就只有這些嗎？當然不是，當年除了「五四運動」記念游行、歷史上百萬人上街，民主歌聲獻中華、黑色大靜坐等等我從不缺席，都是單人匹馬去參與；當北京宣佈戒嚴時，掛著八號風球跑到灣仔前新華社門口靜坐示威，灣仔道的雨水如川河流過自己褲管的情景我現在還歷歷在目，當然少不了屠城慘劇後那種被人掏空心肝的震蕩，而到今天被別人問起，我卻只能拿出這三張沒有面孔的照片。

當時作為一個攝影的初學者，對攝影的熱情本應是最澎湃的時候，雖然只有一台破爛相機，也未致於無機可用，本應不會放過任可以值得拍攝的機會，我卻有感召去選擇放下相機，選擇作為參與者的角色，對各種示威行動覺得要全心全意參與，當年思想比較青澀，不太去深究這種內心鬥爭。這段記憶縱然只有這三張蒼白的影像去觸發，但沒有影響它們刻畫腦海的能力。

或許很多人會說這些角色之間並沒有衝突罷，事實是否如此？很多年前讀過一本很有趣的攝影文集叫《Photographs Not Taken》，由美國攝影師 Will Steacy 編輯，邀請了62 位知名的攝影師分享他們一些沒有拍照的時刻，有些是當事人純粹忘掉帶相機，或在一個不容許拍照的場合，甚至是忘了在相機裡安放菲林，拍完才發現這一類經典的烏龍情境等等；但更多的是攝影師選擇捨棄拍攝的機會，例如不希望破壞與他人建立的互信， 又或是觸及自己的道德底線，有些卻是因為當時的行為跟其攝影師角色的相左，如當時剛誕下一對龍鳳胎的 Elinor Carucci，為照顧兩名初生嬰兒疲於奔命，作為攝影師她有本能的衝動去為孩子們去拍攝，每當她選擇拍照時，她就覺得「每張照片就成是令我疚悔的一秒鐘，是我疏忽照顧孩子的一秒鐘，是我只會想著光線、構圖或曝光的一秒鐘，卻與我的子女扯不上關係。」Carucci 形容每天攝影師的角色都會跟作為母親的角色宣戰，然而很多時候，是作為母親的她會取得勝利。Carucci 的為母之道（mothering）大概可以解釋我希望保留作為參與者的那份純潔。

這些攝影師繪型繪聲把那些沒有拍照的場景描畫得細緻入微，影像的缺席並沒有令他們的記憶褪色，他們對一段段回憶無不珍而重之。當然照片作為觸發記憶的功能，在社交媒體爆炸的年代，「有圖有真相」的年代，沒有圖像襯托的記憶可能被視為不夠矜貴，其他人也會因此提不起發佈轉述的興味。

有段時期支聯會舉辦的六四燭光晚會，被一些年青一代認為是行禮如儀，嫌棄維園球場遍地燭光的僵化場景，不屑參與。好了，到今天這類「行禮如儀」的集會被各種形式打壓或污名化，以至刑事化，大家可能要有一個更崇高的任務：就是怎樣去拒絕遺忘，不要讓話語權被消費，經驗被扭曲，怎樣讓你的記憶好好保存，轉述。除了佔據報紙頭版外，我們以往仰賴每年維園這一張遍地燭海的照片，來作為薪火相傳的憑證，甚或是精神的支柱，應該以後也不會復見；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其最後名作《明室》（Camera Lucida）裡藉著一張作者母親五歲時拍攝，名為「冬日花園」的照片，對已逝母親的思念化為穿越時空的靈光湧現。這本小書裡基本上所有提及的攝影例子，都不會吝惜付上插圖，就是偏偏這張把整本書起了關鍵作用的照片，就刻意在書中缺席，引來及後無數讀者的遐想，甚至有學者認為這本來是一張沒有存在過的照片，巴特也在書中半帶暗示地說：這張照片只為我一個人而存在。對巴特而言照片的缺席是有意義的，照片只是他回憶母親的方式；在巴特的描述中，更重要的是照片帶來思考時間流逝、記憶調節、喪失、傷痛與死亡等事情的機會。

少了一張照片，真的不是一個遺憾，不用擔心因此失焦，再而被人遺忘，而是她被沉澱到更深層次的記憶領域，被好好的袒護著，讓其昇華為一份冼鍊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