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暴力的书写——评《篡改的命》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二十世纪以来，曾经涵养了文明起源的乡土却成为社会发展中一系列代价的承受者。在国家默许下产生的由城市指向乡村的压迫格局，利用甚至挥霍了属于大多数的资源，从此田园牧歌不复存在，浮肿的繁华图景终在乡土文明的残骸上建设而成。在这一格局下，无论是户籍制度、执法程序，还是教育系统、医疗服务，都在制度化的规范面纱下藏起作为隐形暴力参与者的真实面目。在《篡改的命》中，作家东西借助主人公汪长尺的短暂一生走马观花地路过底层各个角落，其中既体现了全景式把握社会的书写雄心，又保持了个人特色语言对现实的渗透能力，《篡改的命》因此成为一部因深度介入现实而充满震撼力的杰作。

位置争夺的神话

城市文明的形成源于规划，规划即意味着按照功利原则截断天然的流动性，予以整饬重排。在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下，有没有一个“位子”——无论是物质的椅子还是抽象的身份，都成为决定生命尊严的关键。在农村投胎意味着先天就少了一个位子，像出生起就落选了最重要的一场考试，此后无论高考、招工、维权官司，看似充满抢位的机会，却往往是最初失败的一次次重演。而侥幸获得位子的人则如获至宝般立刻实现物种的进化，开始凶恶地据地作势。

《篡改的命》中反复出现的“椅子”是一个重要符号：在招生办维权时，席地而坐的汪槐就发现“偌大一个县城，连张多余的板凳都没有”；去县城中学补习时，教室也早已座无虚席，汪长尺只能扛着自己的椅子挤在人群的缺口；小文怀孕后在城里常常犯头晕，“看看要倒，马上找个地方靠住，坐稳，等那阵晕过去又才爬起来”；甚至在自杀前打算坐在街对面看儿子一眼的汪长尺，也被米粉店老板不断地驱赶。每个板凳早已坐好了一个屁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充满社会进阶雄心的汪家父子也终归无可奈何。位子的所有权固然无需像动物世界一样靠武力争夺，然而，文明社会中更为凶险的一点是，每个位子已经被合理化为屁股的天然属性，并以户口类型、知识水平、文化素质和家庭背景等作为有力的外在依据，越是显得合理就越让人不得不咽下那句“凭什么”，因为得到的只可能是一句来自股长的嘲讽：“没那么大的屁股，就别坐那么大的板凳”。比起兼具农民式淳朴和精明的老一辈，受过义务教育的农村青年反倒更加信任这种合理性，比如汪长尺曾千方百计阻止父亲上县城维权，“我宁可回家做农民，也不在这里丢脸”。这种善良的羞耻感本是教育的成功，却无意中变成教育的圈套——当机会不平等时，教育变形为体面、教养、风度等词汇，在维护一部分人天然骄傲的同时，浇灌另一部分人的天然自卑。

因此，无论是乡村人情社会的传统道德，还是底层普通人的匹夫之勇，又或是年青一代的教育启蒙，一切可能得到承认的精神资源都无法与僵硬的体制对抗。事实上唯一能够打破格局、抢到椅子的手段是不择手段，是女人卖淫、男人自杀、老人乞讨、孩子送养……跻身文明人的途径竟然是放弃人文主义时代以来人类文明的核心：对人性的珍惜和对个体的肯定。汪家父子逐渐意识到，惟一不需要凳子的是放弃人格的乞讨者：“那个身影他太熟悉了，曾经那么高尚那么魁伟那么勇敢那么安全那么善良那么智慧那么汗香扑鼻…现在却像一条死狗蜷缩于地面，身上穿着破烂的衣裤，头发又乱又长，脸和手沾满尘土。”椅子的悲怆意味也在汪长尺的遗书中达到了最高点：“烧我的时候，请你把这张椅子一起烧了。我怕死后一直站着，我想坐下，我累了。拜托，来生再谢。”除了椅子的隐喻，东西还用各种手法突出城乡二元对立的割裂，这种对割裂的书写因为充满极端性甚至带来许多喜剧效果，比如汪长尺对汪槐坚定地说“不要说生孩子，就是一个屁，我也要憋到城里去放”，这种极具荒诞感的表达正是扭曲现实的产物。

然而，故事最深的悲剧内核并不在于人类文明的解构，而是一切价值尺度都崩溃后，位子的神话仍然屹立不倒、一手遮天。最后的招魂部分也因此显得尤为震撼，自古文化传统或是希望死后升天，或是希望魂归故土，楚辞就有云“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但对于书中的现代农民工子弟，成为城里人是死不瞑目的执念，“长尺要投胎，往哪里？”“往城里。”“往哪里？”“往城里。”在全村人悠长而迫切的呼唤中，长尺的游魂终于迎来一个残破的美满结局。

生存逻辑的辩论

《篡改的命》中的人物之间总是在不停地唇枪舌战、七嘴八舌，或许可以将这种充满特色的对话描写概括为“振振有词式语言”，即人物们面对现实逐渐发明出一套振振有词的生存逻辑。这虽然是一种走投无路的精神胜利法，却也是对文化规训的反制和解构——如果一种文明是建筑在隐形暴力之上的，那么它就是不文明的文明，不仅没有资格评判草民的缺点，它所体现的制度之恶也远不如小人物勤恳的上进努力善良。面对强词夺理的文明，生存才是硬道理，身为普通人在行动上永远只能无奈听命，只好在言语上夺回解释生活的权力获得心理补偿。

因此，《篡改的命》中的语言资源极其丰富，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以下几类：1.新潮的网络语言：“傻B”，“我 TM没那个本事，我TM没那个胆量，我TM太胆小”，“他爸是林刚”，还有三个引人注目的标题：屌丝、弱爆、拼爹；2.官方的新闻话语：把父母接到县城是为了“充分享受制度的优越性”，在工地教育儿子是“我想跟你开个常委会”，落在小文头上的灰尘是PM2.5，欠账是“宣布破产”，用地契抵债是“资本运作”；3.文雅的高知论调：虽然谈的都是日常琐事，用词却天南地北无所不包，有古文“如果我们想要大志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儿子交给他们培养”，有科学名词“因为我的基因里缺大学”，有现代诗“你要养得活全家，我就买一水缸酒精来消毒，从此做个幸福的人，劈柴喂马周游世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甚至还有医学名词“没想到大家都做了胆囊切除”；4.生动的拟声词汇：发出“嘁嘁嘁” 的笑声，“咚咚咚”磕头，闸门“哗” 地落下，肚子又“呱呱” 地叫，电梯“嘎” 地停住，砂浆“嘁嘁喳喳”地撒，一沓钱在手上“叭叭叭” 地拍着，床板“咿咿呀呀”，轮椅“嘁喳嘁喳” 地滚动，有趣的是，原文中所有拟声词都加了引号，就像给语言加了扩音器一样生龙活虎；5.通俗的比喻修辞：“只听见一团声音像组合拳，在担架上空打”，“人人避之，仿佛他是一个臭屁”。

出神入化的语汇运用不仅形成了万花筒式的语言奇观，还带来了意味深长的效果。对此作家余华评价道，东西的语言让他想起“电影院里满地瓜子壳被踩踏时发出的生机勃勃的声音”，那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叙述方式”，余华欣赏的是语言的人间味和现实感，而除了“生机勃勃”，我认为其背后的意味深长也同样值得关注。比如，对官方新闻话语的运用就充满讽刺性，因为对国家大事的讨论通过媒体已经深入民间，人们甚至有种全民指点江山的错觉，然而事实上，普通人连自身命运的决策权都无法拥有。而书中人物与时俱进的论调表明，随着义务教育的推广、大众传媒的兴起和互联网生态的繁荣，伴生而来的是信息传播的普及和其他权利的不普及，是注意力经济的均等和其他机会的不均等。同一个时代，同样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下，却有如此庞大的群体仍然过着落后卑微的生活，这种强烈的反差借助人物不自觉的语言习惯得以浮出水面，就像主人公的父亲汪槐一边讲着“万恶的旧社会”，一边被新社会从人变成鬼。

代际重复的话本

《篡改的命》在叙事上与古代的话本小说有些相似，它注重起承转合，写法草蛇灰线，又常由巧合串联情节，事件之间互相对位重复，不断重演的故事在结构上形成了一个绝望的死循环。比如，跳楼这一行为就不断出现，汪槐借助跳楼来维权，汪长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又在脚手架上假意跳楼维权，直到最后的跳桥自杀。跳楼是一种“拼命”的行为，但他们从未指望得到人们的同情心，而仅仅是为了有关人员碍于脸面来息事宁人。文中的篡改则重复了六次之多：汪槐招工时被人冒名顶替、汪长尺考取大学时被人顶替、汪长尺顶替林家柏坐牢、DNA亲子鉴定结果被修改、汪大志被林家柏领养、成年汪大志抹去自己的身份信息，从被篡改到主动去篡改，书中人物一直在竭力逃脱这个重复的死局，比如汪长尺反复思考，在小文威胁堕胎后自己是故意坠楼还是失足，这正是因为他心底隐隐担忧自己会不会活成父亲那样的人，然而结局是他完全活成了自己父亲的样子，从抗争的姿态到经历的苦难，甚至对后代的期望也如出一辙，那就是打破这横跨数代的死循环：

“心有不甘，我不想让你重复我的生活。 ”

“你不也重复爷爷的生活吗？”

“重复是有限度的，你必须去补习。

现代的时间观念是线性的，乡村的时间则停留在静止和循环之中，但这种停滞并不意味着安稳。小说中对乡村的着笔较少却充满感情，尽管作者无意美化农村的贫穷落后，他仍然在写作中流露出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片故土的眷恋，这份感情使得小说看似如果汪家父子没有野心，他们就不需要经受种种苦难，二叔、 张五、 刘白条、 代军、 王东与汪冬们也不是不能活，他们可以浇菜、养猪、砌砖、生儿育女，但乡村的残忍在于一种没有后路的脆弱性，一种危机四伏的焦虑感，一次稻穗的霉烂、一场意外事故、一回冒名顶替、一件冤假错案……每个偶然事件的后果都足以毁掉一家人，而这些遭际因为发生在农村，注定永远无人知晓，无人过问。没有后路就没有底气，没有底气就只好忍气吞声，正因如此，终于走出循环成为城里孩子的汪大志换上一副恶声恶气的面孔时，汪长尺却感到无比欣慰： “姓汪的，我要告你赔偿。汪长尺的脑袋炸了，他想刚才诬陷我的是大志吗？他好像已经不是我的儿子。多少年啦，我一直盼望着他变成他们，现在他终于脱胎换骨，基因变异，从汪大志变成了林方生。他变成了他们，只有彻底地变成了他们，他才不会吃亏，才不会输给任何人。他的心肠越硬，我就越高兴，爸，我们成功了，我们终于在城里种下了一棵大树。”

城市寄托了农民工的美好愿望，象征着现世安稳的保障感和阶级跃迁的可能性。然而，如果稳定意味着底层群体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自己有后路意味着他人无前途，那么在城市的秩序井然之下，混乱没有被扼杀，而是被清扫到了死角并日益滋长，如果鼓励人们将代际重复的破局寄托在个人的冒险上，而不从根源上遏制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模式，那么必会使汪家的命运在人群中不断重演，给社会带来旷日持久的疼痛。

历史的暴力难以直接书写，因为它们无处不在却常常隐于无形。在少数人冒险和投机的鼓励下，多数人走向了悲剧，而这支前赴后继的庞大队伍却从未停歇。作者东西在后记中写道，他曾经把“挽留即将消逝的情感”当作写作的任务，也曾把写作定义为“软化心灵”，他固执地认为感动就是人类写作的起点，而《篡改的命》有力地回应了作者对写作的定义，在滑稽的、荒诞的、反讽的现实书写背后却充满情感，暗含了让隐性暴力可见、让边缘人可见的价值担当，因此，无论在现实关怀还是艺术价值层面，《篡改的命》都成为一部当之无愧的杰作。

2019.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