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录》与“欧游记”——兼论近期中国瑞典外交系列事件

导言：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到“去革命”的历史中，国族主义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怪影。众所周知的是，伴随着“去革命”的社会经济变革和意识形态重构，国族主义从革命的盟友滑向了反革命的阵营。然而未能得到普遍觉察的是，国族主义的假想敌，从“欧美白人”滑向了“穆斯林”、“黑人”，并且这一滑动过程并不排斥对前者仇恨的保留。尤其是近期的瑞典系列事件更加雄辩地证明，对欧美的仇恨与对“黑绿”的敌视，可以互为表里地彼此强化，并完成反动的群众动员。另一方面，看似与国族主义势如水火的“逆向国族主义者”（起初是自由主义一分支，如今走向刘仲敬主义）与前者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两者不约而同地完成了对当代世界“中心国族”和“边缘国族”的树立，并且兼容着对中心国族的共情和嫉妒，杂糅着“优等生”对“尖子生”在立场上的悦纳与取而代之的野心——二者被一并呈送给庙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成为国族争霸机器的得力鹰犬。面对着“小粉红”与“慕洋犬”阴差阳错的联合，我们不禁更加急促地呼唤：进步力量，赶紧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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