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之福

音乐学院上演《蝙蝠》， 因为正在读马勒传记的缘故，便决定去看看，体会一下Zeitgeist。

马勒喜欢《蝙蝠》，作为一个“严肃音乐”的作曲家，他本人大概没有照片和雕像上看起来那么严肃。他喜欢约翰·施特劳斯，赞赏他的作曲技巧。维也纳人谁不喜欢施特劳斯呢？胖熊勃拉姆斯也对他赞赏有加。正是1894年马勒在汉堡指挥的那场演出，提携了这部通俗作品，使得它（或它的序曲）成了歌剧院(和音乐厅)至今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曲目)。而马勒虽然本人不写歌剧，但是《蝙蝠》式的闹剧在他的作品里也有影子，阴阳怪气的进行曲、歪扭变调的华尔兹，没有剧情也有画面：进村的军队吹吹打打、乡村婚礼上闹腾的孩子、喝高了的乐手、歪歪斜斜的舞步...... 那是 David Teniers 画笔下的乡村场景。

上次看《蝙蝠》是2015年元旦，在维也纳歌剧院，那是维也纳人的传统节日项目。带我去的是H和安娜。正常票价太贵，H买的是最后一刻散出的剩票，几个人也被分散到了不同包厢。S当时还小，唯一一张包厢前排的座位给了他。那时他学过点德语但是大部分台词听不懂，唯独到醉醺醺的狱监Frosch把柜门当成出口，引得他哈哈大笑，多年后仍对那个Ausgang的笑话津津乐道。

一年后，H离世。墓碑刻着他的名字，几年后墓又重修，黑色的大理石换成白色，上面翻开一本书， H离不开书。我在墓前种下一株玫瑰，培土，浇水，却仍然有些恍惚。对于我，Staatsoper, Musikverein, Ringstrasse, Cafe Zentral,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H，维也纳意味着H，每次回访那个城市，心底某个角落似乎仍期待着与朋友重聚。

安娜仍然在，但安娜是俄国人，空运移植来的娜斯塔莎·菲奥波夫娜，是H使她留在维也纳，让她决心把异国当作新家，H死后，安娜说：“我就没有家了。”几天前我们通话，她刚刚“完成一件大事”——和医院打官司。H死于腿部手术后血栓，死前他曾几次向医生求救，被置之不理。但官司的结果正如最初预想的那样败诉。“别人都告诉我打不赢，劝我放弃。但是我必须去做，我必须去做。整个过程经历下来，我也明白了，他们互相保护，这个体系下，我们注定必然会输。”

“这几年生活变化很大”，安娜停顿了一下，“物价升高很快，工资多年不涨。” 她叹口气：“当然，一般日子过着还没问题。不下馆子无所谓，虽然不旅游有点遗憾。”安娜在大学里做行政工作，H在的时候，是系里的C4教授，那时收入要好不少，虽然也谈不上多富裕，但至少照片上常见希腊湛蓝的天海。“我是从苏联的日子里过来的，这些都不算什么。但是整个中产阶级生活水平都在下降，不只是我。”

《蝙蝠》于1874年上演，之前一年，举世瞩目的世博会开展，却在第一周就遭遇巨大失败，门庭冷落，期待中的游客只到了个零头，紧接着股市狂跌，引发经济危机，那或许是帝国从欣欣向荣转向衰败的拐点。经济危机也引发了反犹浪潮，而马勒1875年第一次来到维也纳时，恰逢浪潮上涨。纵观马勒一生，虽然事业上升之迅猛同时代无人能及，但一辈子被犹太身份所困扰，心理上总处于被放逐的状态。天空的一边，帝国的余晖尚未落尽，晚霞依旧璀璨，而另一边，阴云与黑夜也正在迫近，二者在他的人生也在他的音乐中共存。伯恩斯坦说马勒是个预言家，他的音乐完完全全地重现了那个时代，不仅是那个时代，也同时是那之前与之后的时代，前后共半个世纪的繁荣、浮华、假象、谎言、崩塌。“严肃音乐”的大师也是浮世绘大师。

而在这样的1874年，《蝙蝠》首演。"Glücklich ist, wer vergisst, was doch nicht zu ändern ist". （能把无能为力之事忘掉的人是幸福的）。尽管就在不到一年前，多少人的生活一夜间破碎，但剧中仍然是近乎超现实的奢华与decadence。这种带着点nostalgia的farce，易装、相互捉弄的诡计、轻易的出轨、轻易的原谅，从莫扎特一路下来，后来竟然被来自巴伐利亚的同姓乡巴佬理查所继承并发扬光大，大概也要也得亏于维也纳的熏陶。哦，对了，闹剧并不独属于维也纳，也并不独属于美丽时代，费加罗出自博马舍的笔下，主角在塞维利亚，作者在巴黎，看看弗拉戈纳尔的画，那是启蒙的产物。爱情短暂，人生无稽，但欢乐与美酒仍是真的。

怀着这种莫名其妙的nostalgia，我去看一场学生制作，一部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闹剧，末法时代的狂欢，不知死之将至。那令人晕眩的华尔兹又旋转了四十年，Olbrich的金叶球冠、克里姆特妖冶的爱与死、埃贡·席勒血红的性器、弗洛伊德的沙发、穆齐尔的Ulrich、甚至Schnitzel、甚至咖啡的香味...... 这些都属于昨日的世界，都和一个死去的朋友有关。对于我，历史好像总是比现实更真切。

H刚去世的时候，他所在大学通过募捐设立了一个以他命名的奖学金，用于资助来自其它国家的女性硕士项目研究生，每年一名。去年，系里又将一个阶梯教室以他命名。命名仪式那天，请了他生前的一些好友同事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专家给讲座。每一项新的身后誉，都是一行新的墓志铭，重书一遍他已故去的事实，这个事实如今已被反复巩固了八年。但我依旧恍惚。

曾几何时，我问H：“你什么时候拿图灵奖啊？” 一头卷毛拨浪鼓地摇摇：“我拿不了。” “为什么？” “因为对这个领域已经没有热情了。” 啊，世上重要的成就都是爱支撑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重要的成就也会牺牲人，不只是那个人本人，还有他周围的人，一般说来是家人。在H还有热情的年代，他曾经作为一个本科生为系里新开了一个研讨班，博士毕业时则创立了奥地利第一个计算机逻辑专业。但也许他爱的事物太多了，文学、艺术、还有人：妈妈、弟弟、朋友（许许多多的朋友）、安娜。我们坐在餐桌前，看着那一头卷毛跳跃着忙前忙后，享受着他为小肉食动物专门烹饪的Wiener Schnitzel，Bratwurst，和最最浓缩的、让我这个挑三拣四的coffee snob也无法挑剔的咖啡。等他忙完，坐下来听你海阔天空，动不动笑得全身发颤，接话时像一溜小钢珠刷地撒到地上，太多太快，有些词滚丢了，但软软的上翘的奥地利口音像奶沫一样温润，杯中的espresso瞬间变成卡布基诺。这样一个松弛敞开的人，那么享受和亲人朋友一起的时光，没法为一个逻辑去牺牲这些所爱。

在H葬礼的悼卡上，安娜选了一首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真是一首精妙的诗，好似H的画像（英译附文末）。再次读到，再次被触动，却又赶快合上。什么时候开始，我有点害怕那些撕开胸膛的诚挚，反倒喜欢玩世不恭嘻嘻哈哈。伯恩斯坦在哈佛六讲的最后一讲中，谈到艺术面对新时代的无措：为什么斯特拉文斯基要用那种反讽戏谑的方式抒发情感？为什么T.S.艾略特要顾左右而言它、用生活的庸常细节来充当情诗？他们为什么不能就像浪漫派艺术家那样直抒胸臆？为什么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直接凝视的目光？

为什么？Ausgang在哪里？也许把柜门当出口并非一个笑话？不能回答。不想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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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nt to find the essence of

All things, each part:

In work, in grouping for a way,

In turmoiled heart.

 

To touch the core of days now gone,

Past never known,

To know the roots, foundation, cause,

To touch the bone.

 

And always grasp the thread of acts

And destinies.

To live, feel, think, and love, to make

Discoveries.

 

O, if only I could write down

Even just eight

Good lines about passion and tell its every trait.

 

I would deduce its law and find

Its starting flame,

I would repeat initials of

Its every name.

 

And all the play and suffering of triumphs so

Achieved is like the pulled-back string

Of a tight bow.

 

B. Pasternak, 1956

(translated by Vladimir Markov and Merrill Spa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