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疫期生活

社会工作者@郭晶 从1月23号武汉封城的第一天开始，在微博、公众号及matters账号上日更她的「武汉封城日记」。她说，在疫症之下书写并发表的日记从第一行字开始就带有一定的「公共性」，书写是这个女性主义、消除家暴行动者在被疫情突然中断的生活中的一种社会行动。

她的日记近日经由台湾联经出版社整理出版。

在她的写作尝试中，我看到了一种可行的、用书写重建被疫症打断的正常生活的方式，也看到了个体而非威权力量对话语权的重新掌握。

所以虽然已经很久没有写过公开的东西，我还是想到试着书写并记录自己在疫症期间的生活与思考。

或许和很多人一样，我第一次意识到疫情、同时也是第一次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是在1月20号，在微博上看到一段钟南山院士提醒大家注意「人传人」的视频。当时和家里人的讨论还仅限于「武汉」有多少人感染、有多么严重，并没有想到后面会发展成全国性的，现在甚至是全球性的疫症。

在听到疫症爆发的那一天，妈妈两次出去买口罩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疫症的威力首先是通过「口罩的稀缺」传导到我们家里的。

后面的几天，家里人都尽可能减少出门的次数，戴上家里备有的普通棉布口罩，远离人群，而我更是从除夕起一直到三月中旬一次门都没有出过。

疫症前期的每一天，都是在信息交换中进行的，家里人每次碰头，都分享着你在电视上看到了什么政策、我在微博上看了什么数字，每天早上10点准时等待「陕西发布」在微博上公布昨日新增情况，更成了我将近两个月的“生物钟”。

1月22号，我极不情愿地和哥哥一起去菜市场买年货，我在口罩背后畏畏缩缩，菜市场嘈杂的人群、感觉随时都有可能蹦到地面上的鱼都让我有些不适，更让我担心的，是几乎九成人都没有戴口罩。

在等待哥哥买羊肉的间隙，我去了旁边一家药店，不出所料地得到了「口罩没有了」的回应。

1月23号，武汉封城。从这之后开始，我加入了在做志愿活动的机构组织的疫情心理援助小组，开始每天定时的值班和对接。

因为我们实时一对一的心理援助只向身处武汉的朋友以及一线医护工作者和社区工作人员开放，其他有需要的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会在36小时内得到回复，所以紧急通道的人不算很多，或许也是因为，一线医护人员及社区工作者工作繁重，并没有可得的空闲寻求心理疏导。

因为不能分享留言者的相关信息，在这里我只能大概说一说感受——处在疫症中心的人们经历着我们所难以想象的困顿，相关工作人员也是超负荷工作，在身体上、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不仅仅是一份体力劳动，也是一种疫症压力下的情绪劳动。

在几乎全国封城的这段时间，我面临的另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是：断药的风险。

因为平时问诊买药的医院是西安的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并且家这边到医院的所有交通几乎全部中断，又正值春节假期，无法确定医生是否上班，完全没有办法去复诊。

在家人一起为「可能被迫断药」焦虑几天之后，我突然想到第一次问诊时医生给过一张名片，似乎说过可以扫上面的二维码然后问诊开药。幸运的是，这条路是通的，三天之后我收到了从广州寄来的药。在将快递拿进家门之前，妈妈把盒子拆在外面，消了毒，只把药装在袋子里提了回来。

那段时间也在许多平台看到艾滋病、抑郁症等慢性病患者的求助信息，人物杂志也写了相关的文章跟进报道疫症期间他们的求医困难。

确诊数字快速上升的每一天，大多数目光都聚集于防疫一线，我们往往忽视的是随之而来的各种「次生灾害」。慢性病患者往往需要定期服用药物或去医院接受相关治疗，但在疫症肆虐的当下，这又是几乎办不到的一件事情。全部的医疗资源与注意力集中在疫症感染者与疑似感染者身上，我们似乎默认其他情况在这时都是不那么重要，甚至可以被牺牲和暂时忽视的。

我有幸参与的疫症心理援助服务，以及个人的复诊经历，都正好属于疫症风暴的「边缘地带」。它们似乎并不会带来立刻增加的死亡数字，但亦是有长期影响的、因而不可被忽视的一部分。

今年所有人的春节都过得很特别，有人仍坚守在岗位上，有人因治疗隔离而无法与亲人相聚，剩下的相对安全的我们，心里的感受亦比往常更复杂。

2月6号/7号，比我哥哥只大一岁的李文亮医生逝世，在愤怒与无力的双重冲击下，我一口气转发了五六条微博，仍觉得有股愤怒不知该向何处发泄。无论是多么倡导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在面对这种耻辱与愤懑的当下，都无法不冲动、不痛苦。

李医生逝世当晚的那种无力感，后来长久伴随着我，也促使我读更多的书、做更多的讨论，我只是很想知道，我们该做些什么、怎么做，才能让以后的人不要再面对这样的侮辱。

固然是疫症带走了他的生命，但这背后我们必须问责的是「结构性的暴力」。只流于死亡表面谈死亡，只不痛不痒地怀念、悼念，无法撼动体制的恶，无法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

3月2号，学校准时开课，只不过这次是在网络上，与之而来的是大大小小六七个网课平台，分别对应着不同课程、不同老师以及他们不同的习惯。网课至今已有一个月，我们都渐渐适应了这种上课模式，在看不到彼此的场域里，做对方虚拟的讲师与听众。

3月份，很机缘巧合地开始读福柯读社会学，参加了三场青年讲座，两次matters主办的讲座，都是在zoom线上进行。疫症使我们无法在物理空间上聚集在一起，通过思考与分享而形成的联结却未受影响，甚至可以说，线上讲座给像我这样在内地的学生很多机会，它不再区分你是否能在空间上「到达」，因而少去了许多限制。

听@周保松 老师谈「自由」，也受他感染开始读政治哲学。

听@方可成 老师谈「敌意」(hostility) ，在普罗克路斯忒斯的故事中思考敌意如何产生。

听@梁啟智 老师谈「香港」，在他的「香港第一课」中读到许多此前不知的历史与渊源。

疫症带给我们一段与家人共处、更是与自己共处的机会，在其中我感受到自己、聆听自己的痛苦，也疏解自己的不快。

我的感受是，疫症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疗愈，物理空间的局限使我有机会思考和感受他人的痛苦与快乐，让我反思结构性问题对我的伤害，也看到改变与影响的可能性，从而在对他人的关照中找到另一种寄托。

昨天在听郭晶的分享时，matters@張潔平 老师的一段话让我很有感触，

世界有很多让我们不开心的地方，也会有欲改变但无力的境况，我们可以做的，至少先是不去无视苦痛与黑暗，「照亮自己的生命」继而试着照亮身边人，直面现实，真实地、而不是「虚假」地度过这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