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igaray：女性与性别差异

Alison是如何融合Schelling，Hölderlin，Irigaray的？

Hölderlin认为，人类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人类仅仅是自然与自身为敌的地方。意识作为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必然预设了主体与客体在之前的联合。这一联合不仅仅是一种融合，更是一种先于任何差别的绝对统一，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存在（being）。只要我们还是有意识的主体，对我们来说存在（being）就失去了，我们也不再能体验之前与我们统一在一起的自然。

对人类来说，试图去克服这种分离肯定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假定了人类可以独立于自然而行动。合适的做法则是，认识到我们对自然的依赖，并忍受这种分离。那种非自然的人类状况，那种对自然的反对，其实是自然施加在人类身上的，因为如前所述，自然是自我反对，自我分裂的（self-opposing, self-dividing）。

应对“在由因果决定的自然里，自由的主体性是如何可能的？”的问题，Schelling认为自然本身就是自由的、自发的（所以才会有自由的主体性）。我们可以说我们早就知道了这种自然的自发性，且它确实独立于我们。自然必然展开成一系列结构，且这些结构在性质上与我们用来整理我们的经验的一系列范畴（categories ）相一致，所以我们可以宣称我们确实了解自然本身。

自然具有一种原发性的、无限的生产性。每一“产品”内部都反映了两股相对的力量——活动性与阻碍性——之间一定程度上的平衡。这一过程的巅峰则是性别差异*，它弥漫于整个有机界。

这种自我差异化（self-differentiating）所产生的“产品”只是暂时存在的，因为生产性会试图超越这些具有固化两极结构的“产品”，从而重新继续这种差异化的过程，其结果就是自然会不停地破坏相对的两极，使之成为新元素的多样性（ multiplicity）。也就是说，自然会继续划分开每个性别，使得每个个体都有失去其性别特质的倾向，并让它分裂成为多样的新特征。这种多样的力量，则可以被认为是多样的、先于意志的（pre-volitional）、身体的积极性（motivation），并反映在个体多样的身体特征上。这意味着，1）那些被我们任意组合在一起用于赋予性别的特征，并不是必须的。例如，（社交场合的）主动性既不是男性特征，也不是女性特征，它仅仅是主动性而已；2）与之相应的，我们喜欢一个人，也不是因为那个认为组合在一起的性别特征。

那么，性化的身体（sexed bodies）总是会自发地发展到超越性化的阶段吗？从经验上来看，这是否定的，因为

1）Irigaray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所占据的文化都否定并试图压制性别差异。既然自然因此没能在性别两极形式中完全展示自身，那么它也就不能完全得到超越性别两极的力量，来进入具有多样特征的身体形式。

2）这些产生的“产品”内部也有一种维持它们两极形式的倾向。

所以性别二元性与多样性可以共存。

性别差异*

Irigaray认为，性别差异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而非生理意义上的现象。

如前所述，自然会自发地呈现和摆脱一种形式，使得它自身可被感知、可被理解。这种自发的呈现和摆脱是一种无限期的、开放性的”成为“的过程。而这种自然发生的形式就是“韵律“（rhythmos）。因为她将流动的物质看作是现实的最终组成成分，所以如Benveniste所说，“韵律“只会短暂存在于被一种移动的、流动的物质所呈现的时刻。韵律是一种统筹式的时间规律，调节着形式相继出现的过程。

对女性来说，其韵律是循环的。在女性生命的每个特殊阶段，其对应的身体形式和能力逐渐成长，直到在阶段的末尾被取代。对男性来说，其韵律是线性的。男性持续地度过由形成张力、释放张力、进入稳态所衔接而成的短周期，但这种周期在整个人生中都保持相同的基本形式。

身体形式成长（croissance）的规律并不是被染色体和荷尔蒙所完全计划好的，而是一种开放性的形式，就如同在其他自然领域发生的一样。因此，这种性别差异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是存在（physis，being）层面上的差异。

作为韵律，身体积极地参与到文化展现（cultural representation）中去，致力于呈现内生于它的发展模式，以文化性地表达它们的形式。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时代所拥有的文化会否定性别差异呢？

文化为何否定自然的发展/呈现？

男性创造了反自然的文化，它不仅否定女性身体的表达，也否定男性自身性质的许多方面的表达。因为，

1）父权制的文化的根源在于男性婴儿很难接受与他们母亲的分离，因为他们通过韵律，深刻地认识到他们与母亲的性别差异。因为婴儿与母亲处于一种亲密的、感官的、具身（embodied ）的关系中，他们也能形成一种非概念性的观念，也就是他们自身的韵律是否与他们的母亲的韵律合拍，并由此感知到一种性别差异。

男性的应对策略则是否认他们曾经依赖过母亲，或曾经紧密地与母亲不可分离，并进一步迫使他们否认他们所体现的自然本性（nature），认为他们比自然（nature）更优越，最终使他们”谋杀“了母亲——否定母亲在象征层面的重要性和价值。

2）这个文化根源于男性性别，其与女性所拥有的韵律并不相同。如前所述，男性的韵律是形成张力、释放张力、进入稳态的短周期，这就促使他们参与到毁灭模式的行为中，以求提升张力到破坏点后释放张力进入稳态，而这则特别体现在现代科技中。

3）男性对自然的否定是他们身份的本质，促使他们与”自然“形成的家庭决裂，并构成或进入一种新的社群——城邦（polis）。所以对他们来说，城邦公民没有个人的旨趣或欲望，而这本质是一种男性身份。也因此，他们不认为家庭生活的参与对他们的身份至关重要。与家庭的决裂则将家庭重组为压迫性的社群机制，使其成员无法拥有个人身份的意识——一种原始的无差异共同体（undifferentiated unity），一种对女性在家庭中的囚禁。

根据Hölderlin，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对自然的依赖，并忍受这种分离，而不应该试图压制这种差异，这种性别差异。所以女性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一种反映和拓展她们存在模式的文化——性化文化（sexuate culture）。这种文化不会要求男性压抑其本性，而是将他们的自然倾向重新导向，使其反对自身，反对男性内在的反对自然的倾向。因此，男性的部分毁灭性能量就会转向他们自身内部，从而形成一种约束性的心理系统。

因此，Irigaray认为，”生命权利“，一种发展与培育自身作为在性别方面特别的存在（sexually specific being）的权利是必要的。所有的权利都应该保障女性与男性文化性地表达其性化本质（sexed natures）的能力，从而帮助形成独特的女性文化身份。而这又促使男性欲望的再教育：平息其毁灭性的倾向；认识到女性作为女性，作为独立的有价值的女性身份的载体，而不是作为母亲；接受性别差异，并开始发展他们自己的男性类别（gen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