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昌的唱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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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美術館「一一重構:楊德昌」回顧大展有一整面牆陳列他的老唱片,都是六十年代所謂「B版」的台製翻版:為了節省成本,外封是塑膠袋夾著薄薄兩張紙,早期多半是單色或雙色印刷,後來才有四色彩印。起初售價台幣八塊,後來漲到十塊、十二塊,仍是便宜。
牆上有大家比較熟悉的貓王Elvis Presley和拖把頭時期的The Beatles,也有抒情歌王Andy Williams和「五黑寶」The Platters(當年有聽英文歌的都認識他們)。有民謠的Bob Dylan、Joan Baez、Peter Paul & Mary、Simon & Garfunkel(上面三組是洋歌聽得稍多也都會認識的)、Donovan、Judy Collins、Tiny Tim(這三位就算是略『進階』的了),還有迷幻搖滾的Jefferson Airplane、Jimi Hendrix、Janis Joplin、Country Joe & The Fish(皆屬張狂浪蕩的青年革命之聲),以及重搖滾的Cream、The Who、Led Zeppelin(都是英國重搖滾宗師)、Blue Cheer、Iron Butterfly(兩支美國重搖滾先驅),草根搖滾的CCR(當年紅極一時,但聽慣抒情曲的普通樂迷可能嫌粗嫌吵),和Mike Bloomfield、Stephen Stills、Al Kooper共飆的名盤Super Session(三位都是搖滾史大神),以及劇場改編電影名作Hair原聲帶(此專輯是嬉皮文化的時代象徵物)......。
這面牆滿是青春革命的激情,濃濃的「次文化」氣味,遠不只普通「熱門音樂」粉絲的品味。除了角落的「暢銷一九六五年最佳十六曲」和「南國情調」兩張精選輯(好吧,再加上Andy Williams)比較跳tone,這算是一個重度、深度文青樂迷的聽覺世界一隅。算算楊德昌的年紀(他生於一九四七),這些唱片大概屬於他十八歲到二十多歲的時光。
這一面牆讓我見識了那年頭翻版唱片場景之豐富多元,如何可以在戒嚴時代的台灣滋養飢渴好奇的文藝青年,讓他們的聽覺宇宙能與彼時舊金山、紐約、倫敦的嬉皮青年同步並進,非但不受審查制度箝制,亦大大超越「AFNT美軍電台」相對馴化的口味(AFNT是不會播迷幻搖滾和反戰民謠的)。
衡諸當年文藝審查制度之嚴密,這些寫滿革命、反戰、嗑藥、性解放的歌如何能通過翻版唱片在台灣社會橫行無阻,是我始終好奇的事(當時版權法規尚不完備,翻版西洋唱片無法可抓,合法出版的本土唱片反而屢遭查禁)。要知道,那是台灣男生頭髮留得稍微長一點,就會被警察抓進派出所強迫剃頭的時代呀。是因為翻版躲掉了審查機制,民間也沒人要當「爪耙仔」審聽、檢舉嗎?但不只翻版唱片,當年電台節目偶爾也會播西洋排行榜那些張牙舞爪的歌。我曾問過長輩箇中緣由,他們想了想,說:也許那時候負責審查業務的人英文程度太差,根本聽不懂吧。
其實大部分喜歡「熱門音樂」的台灣聽眾大概也不會有窮究歌詞的心思,能夠開採出那些唱片裡真正「危險成分」、讀懂那些訊息的文青,畢竟是極少數,楊德昌便是其中一個。
所以那年頭的文藝青年,也能在重重審查、規訓、禁制的夾縫中,創造出精神世界的「自為空間」。音樂如此,電影也是。家用錄影機得等到八十年代初才普及,那之前的影痴若非碰運氣期待片商正式引進少見的藝術電影(他們會為了一部稀罕電影遠赴外縣郊區小戲院『朝聖』),就只能糾集同好在「試片室」放映那些「准映執照過期,卻未被片商銷毀」的小眾名作。就這樣,一代人也看了費里尼、雷奈、高達、安東尼奧尼、庫柏力克、柏格曼、黑澤明、成瀨巳喜男、小林正樹......。
至於,讀盜版翻印的禁書(封面經常改書名、換作者以避險),更是幾輩文青的共同記憶了。禁忌愈多,好奇與飢渴就愈熾烈——有時會想:若非國民黨的禁令,會有那麼多人地下傳閱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和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嗎?。
那年頭,文青的音響器材,大抵以方便實惠為要(要認真玩音響,除了錢,還需要空間,大部分文青玩不起)。我猜青春時代的楊德昌聽那些唱片,主要還是手提式唱機,不大可能是連著擴大機的Hi-Fi音響(六十年代後期,立體聲音響在台灣還沒有普及吧?)。B版壓片音質本就無法和進口原版唱片相比,在「發燒友」耳中多半是不合格的。但真正的好音樂永遠不挑器材,光憑一部手提唱機,也足夠傳遞強烈激情和啟蒙震撼了。
那面牆只是青年楊德昌聽覺世界的一小角,卻已足以讓我管窺一代文青「自力救濟」的「文化構成」。
(寫給《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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