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澳門支部的民國往事(二)-黨同伐異|投稿 #33
作者:高永鈿(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前文提及,國民黨在1927年6月正式建立澳門支部,逐漸推進黨務,而本地教育家梁彥明為支部內主要負責人,並多次代表到穗參會,大有支部負責人之名。值得注意的是,過去論者對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已有不少研究,但大多忽略了對海外黨務——如澳門支部——的影響。國民黨在大陸期間內部先後出現各派系,這裡僅為大家介紹最具影響力的“三大山頭”——蔣介石、胡漢民、汪精衛。
澳門支部內鬥沿起
胡、汪二人早在同盟會時期已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深得孫的信任和黨人信服,因此二人在1924年國民黨一大均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另外胡在孫北上時留守廣州暫代大元帥一職,汪在孫去世時更陪伴左右並起草「總理遺囑」,可謂黨內「叔父輩」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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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蔣在黨內資歷較淺,最早從軍隊起家;1924年擔任黃埔軍校校長,之後他憑著手中軍權,多次解決軍事危機(可以理解為黑幫中的「雙花紅棍」職位),成為黨內後起之秀。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因是否與共產黨合作而分裂,此後蔣、胡、汪三人各自拉攏其它派系,聯合一方而打擊另一方,黨內多起紛爭。
自30年代起,寧(蔣介石為首的南京中央)粵(胡漢民為首的兩廣勢力)之爭成為國民黨內一大矛盾。澳門支部在成立之初隸屬國民黨中央黨部,清黨期間又劃歸為廣東省黨部,加上澳門毗鄰廣東,兩地經濟和人員來往密切,可想而知梁彥明等人必定選擇粵系立場。
支部表態
1931年2月,胡漢民與蔣介石針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爆發衝突,胡被迫辭職,隨即遭蔣軟禁於南京湯山並對外宣稱他因病而辭。事件引起全國關注,標誌寧粵鬥爭激烈化。澳門支部接連發表通電,要求中央挽留胡,「藉資休養,並擬請收回准辭成命,免滋謠諑」。隨著各地聲討越烈,支部在5月7日公開發表對蔣態度,請他“當機立斷,接受彈劾,速將胡院長恢復自由,離京休養。”
月底,粵系軍政要員在廣州召開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宣佈另立“國民政府”。澳門支部次日發表賀電,宣稱「蔣中正劫持中樞,危及黨部,公等申張天討」並對廣州國民政府「職部謹率全體黨員謁誠擁護。」或許是按照省黨部指示,澳門支部發動群眾對蔣介石進行聲討;不過受澳葡當局所限,只能在灣仔和拱北鄰鄉進行。
儘管寧粵雙方在名義上對澳門這一葡人租借地並無治權,但也無阻他們各自或明或暗地投射其權力而加以影響澳門支部,梁彥明的仕途與雙方鬥爭結果可謂有緊密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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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批蔣介石與九.一八事變
8月8日,澳門支部照例在灣仔舉行第五次代表大會,梁彥明繼續連任執委。當中有一項獲通過的大會議案竟是「請省黨部轉請中央從速籌備香澳總支部以完成海外組織系統案」,當時正值寧粵鬥爭公開化,重提港澳支部合併一事,或許是梁彥明等人聯合香港同志,跟隨粵系立場而欲分化國民黨中央海外部的架構?
會議結束後,支部緊隨粵系輿論攻勢,發表宣言指責蔣介石「包藏禍心,劫持中樞,篡竊黨國,假訓政之名,行獨裁之實」,並矢志「誓以至誠一致擁護中央非常會議,討蔣剿共之一切革命主張」。
然而「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打破了寧粵幾近武裝衝突的對峙局面。雙方在日本侵略迫在眉睫的局面下進行和談,決定共禦外侮,而澳門支部的工作重心也因此從「討蔣剿共」轉變為「抗日救亡」。
9月27日,澳門支部召集澳門和灣仔各界人士舉行抗日救亡大會。梁彥明身為支部常委,自然掌握政治話語權,於是擔任大會主席並首先發言,「報告開會理由,及日人暴行,惹慨激昂,聲淚俱下,全場悲憤」隨後大會決議成立「澳門各界抗日救國大會」,其執監委從各界自行舉定代表,擬於10月3日舉行宣誓就職;他則當場被推舉為黨部代表並「即席核擬修正」電文,之後亦獲選為總務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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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危機激化的情況下,澳門支部成為澳門華人支持祖國、表達祖國認同的重要組織,而梁彥明作為支部常委顯然擁有巨大話語優勢。
11月27日,他聯合范潔朋、李際唐、高可寧、畢侶儉等人,在灣仔廣善醫局成立“闔澳華僑籌賑東北兵災慈善會”,時人稱:「是日澳僑仕女往參加者,逾幾萬人,所有一切來往快艇,均為大會全數租賃,仍不敷用」。梁彥明在會上先「恭讀總理遺囑」、報告抗日名將馬占山的回電內容,並主持會議討論各項組織辦法,其後獲舉以黨部代表身份擔任常務委員。參與兵災會成立、推動澳門華人支援抗戰,某程度上也是澳門支部的重要工作成果。
正當兵災會按計劃向富戶及各行業代表籌款時,馬占山兵敗的消息傳來澳門,「僑眾意殊怏怏,不便進行」。然而次年上海戰火突起,十九路軍英勇抗敵的事蹟傳遍全國,再次點燃澳門華人的捐輸熱情。梁彥明聯同范潔朋、崔諾枝、羅餘等人親自「從事募捐」,過程中「雖風雨連綿,道塗泥濘,春寒料峭,砭肌刺膚,亦從無缺席。故所到各殷富住宅,多慷概樂助」。同時市內理髮行、番攤行、鮮魚行、火柴廠、戲院等行業各自商議分配捐額,做好了向國內抗日將士長期捐輸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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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分裂與內鬥
但寧粵之爭並沒有因外敵入侵而完全消彌。1932年初,國民黨元老和粵系要人在廣州成立西南政務委員會,標誌兩廣已處於南京政府統治外的半獨立狀態,而小小的澳門支部再度成為寧粵之間的矛盾。
5月初,國民黨中央舉行會議,有人指出「香港、澳門兩支部改隸廣東省黨部以來,黨務進行未具成績」,登記黨員連年減少,於是通過決議「將該兩支部依照前制直屬於中央,以利指導」。次年5月中央議決委任「陳汝超、梁彥明、李君達、劉紫垣、盧季瑞五人為澳門直屬支部籌備委員」以上名單實際與原支部人馬接近。
中央方面欲將澳門黨務收歸其控制,但或許無其它合適人選可代替,遂不得不倚重梁彥明等一批本地黨員為其背書?而梁彥明如何看待中央的拉攏?可惜受史料所限未能進一步探討。但他被列入其中,顯然反映中央認可其能力和本地聲望。
或許是為了回應中央的行動,廣東省黨部不久便派人指導澳門支部召開第八次代表大會,梁彥明依舊為大會主席之一並作主持。總結會上通過的多項決議,梁彥明等人在粵系影響下,秉持反蔣、抗日、剿共的政治立場,同時「請中央取銷籌備澳門直屬支部」,明確反對中央早前決議,顯然是寧粵之間爭奪支部隸屬權的反映。面對澳門支部的呈請,中央指各直屬支部籌備委員會已成立,明令撤銷所有原隸屬廣東省黨部的香港、澳門支部執監委員會。此時直屬支部已經成立並取代了原支部在澳門的地位嗎?顯然不是。
梁彥明向中央叫板
據現存同年8月間澳門直屬支部籌委會向中央聯絡的電文,可知此時前者已在澳門設置了會址,但「屬會處在海外異族壓迫之下,不能公開活動。關於會址問題,固環境關係擬設立兩所(一屬半公開的黨員集會處,一屬秘密的辦公處)以利進行」。早前6月上旬,梁彥明等人已明言「請中央取銷籌備澳門直屬支部」,但陳汝超(電文落款由他署名)等人依然執行中央指令,這意味著原支部在此之前或已有寧粵之間的路線爭論,此時更是出現明顯分裂。
綜合1934年7月《中央黨務月刊》和戰後出版的《澳門今日之僑運》所載,直屬支部不晚於當年7月在香港,以中央委派人員監督、通訊選舉方式選出了首屆執委盧季瑞、陳汝超、趙祥、劉紫垣、李伯廉,其後於10月7日正式成立。查陳汝超等人在原支部曾獲選候補執監委、擔任分部或更基層的區分部負責人,不據重要地位;劉紫垣則是1925年原支部籌備委員之一,可謂開部功臣(另外他也是1920年教育會籌備人員之一,相信最初在原支部內地位與梁彥明相當);但他自1930年起已無擔任執監委(當年4月的第四次全澳代表大會,其競選執委得票僅為第6名),只淪為區分部負責人;反觀梁彥明一直連任執委且代表支部到穗出席各種會議,二人政治地位一升一降。
筆者推測原澳門支部內部或許在1933年下半年、中央提出設立直屬支部之際出現了分裂,支持粵系的梁彥明一派和支持寧系的劉紫垣一派對立,最終未能達成統一意見;而在原支部地位處於弱勢的後者只能建立新班子轉到香港活動。
在這一時段內,支部黨務在多大程度上因寧粵之爭而受阻?具體矛盾如何出現?可惜目前未見澳門支部的會議記錄、兩派與寧粵來往之通信等文獻,詳細史實有待考證。
或許受梁彥明等人排擠而無法在澳門立足,劉紫垣等人之後遷到香港奕蔭街25號2樓設辦事處;據直屬支部後來向黨中央報告所述,「當西南跋扈畸形獨立時,對於中央統屬機關及人員極為嫉視,是以屬部常受其威脅」、「澳門支部對峙,時加破壞。當於其時,進行工作,常多窒礙」,可知黨務無甚進展。直屬支部聲稱辦理澳門黨務,但機構設在香港,鞭長莫及之餘只淪為名義上的組織,大概只能作輿論聲援以示支持中央。
1934年2月18日,澳門支部第六屆執監委宣佈就職,梁彥明等人發表宣言,表示中國正值內憂外患,支部仝人「今後當益加奮鬥,黽勉進取」,努力推進黨務,擁護「胡展堂先生對時局宣言的救國八項主張」明確表達其傾向粵系的政治立場。也許是梁彥明作出了順應時局的選擇,因此在廣東省政壇獲得更多表現機會。
3月中,他到穗出席全省第六次代表大會,並擔任宣言起草委員之一。針對華北已淪為日本勢力的局面,西南執行部於次年6月22日發表「養電」質問中央有何抗日對策,引起西南多處黨部、地方組織發表通電響應。已連任為第七屆澳門支部執委的梁彥明在收到“養電”當日便召開會議,並於次日接連發表通電,強烈質問中央:「事關國家民族存亡,中樞有無對付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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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澳門支部在寧粵鬥爭的大環境下,堅定地站在粵系一方;雖然未直接卷入內地政鬥,只是持續向南京中央發起輿論攻勢,尚能置身事外。那麼他們與中央欽點的直屬支部之間,為了爭奪國民黨在澳門「正統」,又有何直接鬥爭呢?下文將揭曉1936年間兩派人馬攻守如何逆勢,國民黨澳門支部權力大洗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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