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女人：電影《千言萬語》中的女性書寫

電影《千言萬語》是上世紀末許鞍華導演根據田野調查和真實社會事件改編的一部政治題材電影，它採用了介乎紀錄片與劇情電影兩者之間的一種拍攝方式，既有仿紀錄片真實感反復出現的新聞報紙與電視畫面，又有形式感十足的現代主義美學鏡頭。電影採用了戲中戲的結構，主戲部分是以李麗珍所飾演的艇戶女子蘇鳳娣的故事為軸心的個人敘事展開有關香港本土政治議題的討論，而戲中戲部分則是香港民眾戲劇大師、真實青年社會運動參與者莫昭如所表演的街頭戲《吳仲賢的故事》。除了塑造了流離在兩個男人之間迷失主體性的女主角蘇鳳娣之外，這部電影裡還塑造了多個處於社會底層的邊緣女性形象，講述了不同身份的女性在父權社會下被壓迫的悲慘命運，為探討女性相關的社會議題展開了空間。本文將利用女性書寫的理論，從電影文本出發，檢視與分析許鞍華導演在《千言萬語》中的女性書寫與表達。

許鞍華導演是香港影壇乃至華語影壇中不論創作產量、創作生涯還是作品影響力都位居前列的華語女性導演。她最早的電影拍攝經驗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電影新浪潮時期，在當時以男性為絕對優勢的香港影壇中開闢出了屬於自己的女性天地。從處女作《瘋劫》開始，她就喜歡使用女性的製作班底，在影片中塑造個性鮮明、獨立現代的女性形象。在香港電影新浪潮時期過後，她進入了多元探索的階段，電影類型與題材更為豐富，所關注到的社會階層也更加廣泛，有關注老年癡呆人群和香港中下層階層女性的電影《女人四十》、根據張愛玲小說原著改編的女性視角作品《傾城之戀》、《半生緣》、借鑒許鞍華個人成長經歷為故事原型的《客途秋恨》，這些作品與新浪潮時期的她最為相似的點是她的片子無論哪種類型大多數時候仍以女性作為第一主角，講述女性的生命故事。在2003年香港導演大量北上之後，許鞍華輾轉於南北之間，又拍攝了許多非常高口碑的作品，如《玉觀音》、《天水圍的日與夜》、《桃姐》、《黃金時代》等，這些作品繼承了她多元探索時期的特點，關注本土底層女性的命運，體現其嚴肅的創作態度與濃厚的人文情懷。在目前對許鞍華電影的女性書寫研究中，《千言萬語》常常是被忽視掉的一部，也許是因為這部言志比較明顯的政治電影相較于其他導演拍攝的家庭或愛情題材中的女性形象更不易被察覺，電影中幾位男角色分掉了一些對女主角的注意力。但實際上這部電影裡對女性的關懷相較於她其他作品中對女性的關注是絲毫沒有遜色的，人們如果被男性角色分散注意力而忽視了她對同樣是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女性描寫也剛好印證了電影中所表現的“鏡頭之外的女子”——在男性的歷史敘述建構中，女性是沉默的、邊緣的、不被重視的。她們成為了歷史中永遠的在場缺席者。

對《千言萬語》中女性書寫的檢視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展開觀察：

一、原型選材

許鞍華導演曾說明過拍攝這部片的初衷是源於一次真實存在的事件：“1993年尖沙咀天橋下有個被打死的人，但這人不是一般的流浪漢，而是一名知識份子，參加了社會運動後所以落得這樣的田地。”許鞍華處於好奇這樣的人物在現代香港社會的存在，於是開始了為期四個月的調查和採訪，認識了許多社會底層和邊緣的人物，基於真實歷史事件所創作的這部電影。電影中記錄了主角團們作為社會運動者的主要行動——幫助“艇戶上岸”、”“水上新娘”、“無證媽媽”的發聲。在這三個事件中，其中的兩件“水上新娘”和“無證媽媽”都是明顯更偏向於維護和保障社會邊緣的女性權益。而“艇戶上岸”這一無關性別的社會事件顯然是幫助推動電影敘事的發展——將女主人公蘇鳳娣艇戶女兒的身份點出，讓她與青年時期的兩位男主角見面。在浩如煙海的歷史事件中，為什麼導演特意選擇了“水上新娘”和“無證媽媽”[1]這兩個歷史事件重點報導呢，是其他的真實歷史事件不能作為輔助體現電影主旨嗎？不是。這是許鞍華作為女性導演與編劇自然傾向出來的。儘管許鞍華多次在採訪中提過明確表示拒絕女性主義電影導演這一稱號，但她所呈現出來的影像作品卻不可否認她在創作上的視角明顯迥異于男性電影導演。

二、人物形象

《千言萬語》中出現的每一名女性形象的故事背後都有其可探討的性別政治議題。水果市場裡的精神障礙殘疾女子、不敢上岸的艇戶妻子、被兒子唾棄靠助人流產的婦科女醫生......導演不僅將鏡頭對準了這些底層女性，給予了她們展示因性別帶來的悲慘處境；並且將這幾個女性各自不同的苦難糅合在了女主角蘇鳳娣身上，令這些性別政治的議題得以更加明顯的昭示。

蘇鳳娣（以下簡稱蘇鳳）是艇戶人家的女兒，從出生就一直待在船上，因而遇見了自發為艇戶發聲的熱血青年邱明寬和因誤不小心闖進蘇鳳家船遭遇火災後葬禮現場的紹東。邱明寬不斷進行著為艇戶發聲的活動，因此與蘇鳳娣來往密切，也讓蘇鳳娣在不知不覺間傾心於他，幫助他從學生到議員一直進行著社會運動。但邱明寬早已與相愛多年的女友結婚，蘇鳳只能作為第三者的身份與他交往，在擁有了孩子之後被迫去內地醫院接受了人工流產手術。回到香港後邱明寬又因為社會運動、個人理想的破敗對蘇鳳進行了性侵犯，導致失魂落魄的蘇鳳在大街上遭遇了車禍，失去了記憶，成為了一名精神障礙的殘疾者。在整部電影中，蘇鳳只有失憶後忘卻了前半生與男性的羈絆時是短暫喚醒過自己的主體性意識的，其餘時刻她都是男權主導下無法完全掌有自己，附屬男性進行人生選擇導致悲劇的悲情女性形象。電影通過展現蘇鳳的故事對以下幾個性別政治相關的問題進行了深度思考：

（一）在場的缺席者

許鞍華在《千言萬語》裡設計了這樣一個橋段：當許鞍華所飾演的電視臺記者去到了男主角邱明寬的議員辦公室對社會運動者進行專題拍攝時，她對在場的多為男性社會運動者進行了訪問與拍攝，唯獨沒有對同樣參與社會運動並在場的蘇鳳進行拍攝與採訪。蘇鳳不被包括在鏡頭之內，正如社會現實裡在以男性社會運動為主的攝影機鏡頭和歷史敘述的建構過程中，女性一直是邊緣的、沉默的、缺席的一樣。“她”的故事始終在歷史的背後，在裝飾男性富麗堂皇的故事，成為一個若有似無的、遙遠的、朦朧的背影，女性成為了永遠的在場缺席者，無人清楚、無人傾聽她們自己真實的想法與話語。

（二）沉默的受害者

在電影中，男性角色邱明寬對女主角蘇鳳娣實行了強暴，另一精神障礙的女子亦被水果市場的工人誘騙遭受了性騷擾。她們在遭受來自男性的壓迫後無法為自己發聲，只能不斷地折磨自己，或是只有等待另一同屬於強權的男性發現去復仇。這種女性在父權下受不平等待遇後的沉默，是女性主體被抹殺、被限制的寫照。在這種對於女性的殘暴行為中，十分深刻的表現出女性如何在性別政治浩劫中的悲慘遭遇。

（三）身體與自我的他者

身體作為一個性別權力支配與鬥爭的場域，一直是女性主義熱衷討論與關注的話題。“女性書寫”理論奠基人在成名作《美杜莎的笑聲》中即說過：“一個沒有身體的女人，麻木，瞎眼，不可能是一個好的鬥士。她被縮減為好戰的男性的僕人，他的影子。”在《千言萬語》裡，女主角蘇鳳將自己的最後一塊陣地——身體也喪失了，完全被男性佔據，成為了自己身體的“他者”。當身體被佔據時，自我的意識也就消失殆盡了。蘇鳳在影片中的命運正是表現出女性身體如何在政治中被父權正統身體的蹂躪。當邱明寬因自己失意而侵犯蘇鳳的時候，蘇鳳作為女性的性別特質遭受壓抑、扭曲，變成性發洩物件。在這裡，女性的身體成為父權社會建構主體的參照對象，以女性作為他者被壓迫和附屬的身份以建立並凸顯男性的主體性。女性連自己的身體都無法掌握。

三、女性情誼

許鞍華在電影裡還書寫了“女人為女人”的姐妹同盟互助情誼，儘管蘇鳳與“無證媽媽”有喜嫂均屬於在父權之社會下地位低下的底層女性，但蘇鳳不顧自己沒有身份亦會被抓的風險，幫助了有喜嫂去到岸上和兒子一起在麥當勞吃飯。這種姐妹情誼為“有喜嫂”提供了她原本在家庭中應獲得的各種支持——如果沒有蘇鳳的幫助，有喜嫂渴望與孩子一起上岸飲食的願望是沒有辦法實現的，她的欲望與渴求被家庭中的丈夫忽略掉了。

四、音樂使用

女性書寫理論提出者埃萊娜·西蘇認為女性的特質較敏感、婉轉和著重細節，體現在寫作上會偏向詩的形式，多用比喻、強調節奏感等，她的理論文章亦一改傳統雄辯滔滔、講究邏輯和理性思維的寫法、轉移以詩化的文字入文。這種敘事的特點在《千言萬語》中也有體現，許鞍華選擇了作為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記憶的鄧麗君電影同名歌曲《千言萬語》作為配樂，不僅通過音樂打破了傳統的敘事順序、令零散的電影片段就像詩歌的小節一樣，而且利用音樂憂傷的曲調發揮了其意在言外的作用，當音樂一響起，便自然地在不同的情境當中帶領觀眾入戲，給予了觀眾很大的聯想空間和餘地。

《千言萬語》的最後一個篇章名叫《不要忘記》，在影片的結尾，蘇鳳不得不找回並面對了丟失的記憶，那些遭受父權制壓迫的真實記憶又再次浮現到了她的面前。當她拾起記憶小心翼翼詢問眼前的紹東是否還喜歡自己時，紹東回避了問題把她鍾愛的煙盒交給她後並迅速離去，獨留蘇鳳一人抱著煙盒在房間裡徘徊。導演此舉之意應在於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不可借助於旁人，而是需要給女性以時間來自我覺醒，如果一直需要借由他人的説明來確定自己的主體性，這樣是無法獲得真正的主體性，無法從痛苦的記憶中釋放出來得救的。女性的拯救者永遠是女性自己，面對苦難才能超越苦難。女性書寫的創作不一定要通過創作父權文化下的傳統女性形象或獨立意識強烈的後現代女性形象兩種極端，也可以通過處於中間地帶的逐漸覺醒的現代女性形象，夾縫生存的普通女性也許才是真實世界中最多的人。

參考文獻

[1]馬楠楠. 城市空間的書寫、身份認同的困惑與女性意識的獨特表達[D].上海大學,2014.

[2]司徒健恩.女性心/靈之旅——女族傷痕與邊界書寫[M].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3]黃淑嫻.女性書寫：文學、電影與生活[M]. 浙江大學出版社.1993

[1] 八十年代，港英政府收紧对内地移民的入境政策，撤消抵垒政策，对内地非法移民实行即捕即解，导致后来出现油麻地避风塘水上新娘及无证妈妈居留权争取运动。水上新娘和无证妈妈都是香港的艇户在内地娶的妻子，没有香港的长期居留权，被当时的政府认为是非法移民，不能上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