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闪回记｜一通电话

前记：今年五月，我从媒体辞职了。我努力消化上一段工作给我的生活带来的碾压感，以及辞职带来的种种变化和不确定性，并试图把它们给我的感受写下来。

这个故事关于Y和Y打给我的那通电话，关于我们本来也许会多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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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上交辞职信的时候已临近四月中旬。外出活动的人们多了起来，同事们问好时会谈起五一长假的去处，城市里有了有了后疫情复苏的喜悦。而我，一个本就不用坐班的记者，生活反而没有太多变化，照样是床、厨房、书桌三点一线，只是绷紧的弦终于卸下一点防线。

”很快就不用为了每天有题可报而打开各种标题爆炸、内容摇摇欲坠的公众号推送了。“

”很快也不必因为害怕拿不到下一条线索或专访，‘老师’来‘老师’去地讨好那些牛皮比业务好太多的律师或学者了。“我对自己说。

这一天，我的微信弹出了一个久违的名字，那是我以前带过的一个实习生Y。说“带过"其实牵强。我此前任职的媒体是业内公认敢言、严肃的传统媒体，但内部并没有非常系统的mentoring机制，跑例会，整速记，还是打盲call，实习生们的每一天工作都像一场投注。有实习生曾经跟我抱怨，带她的记者连五分钟的录音都让她整，工作没有成就感。但她的采写能力有限，找线索的眼力也要加强，默认自己只能接受一种没有动力的、重复性的安排。记者们则常常抱怨国内的新闻系学生理论学习脱离实际，”太慢了，让实习生写还不如自己来“；但他们未必愿意抽一刻钟分享他们眼中的“实际”，或是耐心指导实习生们如何能写快一点，更不要说在年轻人的彷徨时刻，为他们提供一剂自信和鼓励。这样的辅导关系像一大一小两个齿轮，凹口总是错位的，但又总推动着对方转动。

“这已经比很多媒体好了，至少实习生能自己报题，采写还能署名，不只是一个录音整理机器。”有同事这么说。实习生自己也这么说。

我不想附和。他们说很多话时我都不想附和，比如：“这里已经比别的媒体好很多了，至少不收车马费。””我以前的编辑更差，逼着你去舔政府和企业。“”我英文不好，去不了外媒，做新闻除了这里还能去哪。“他们总会谈论很多想要却得不到的东西，却不提自己还能做什么去弥补不足。他们常常觉得工作的收获不多，却很少提起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周而复始的安慰剂式谈话轮回一旦开启，“我有选择”便不是一个选择。

但我忍住不去反驳。一旦有打破轮回的冲动，我心中生出莫名的自责感。“你不理解是因为你以前在国外，现在终于贴近现实了”，一个同事”善意地“替我解开这疑惑，留下已被预判命运的我半张着嘴。好吧，周遭的一切太泥泞了，别做那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了吧。都是生于枷锁中的人，尽管这锁扣如空气中随处弥漫的谎言一样不堪一击，但有幸抽脱的人反而要接受无声的责难，仿佛是什么工于心计的狡猾才让你不必被困于围栏。

Y说有事想请教我的看法，问我是否有时间。有啊，我说。可能是辞职过程中的种种冷暖，我突然珍惜被他人情感需求的可贵。

我想起第一次让Y帮忙采访的情景。那次我正在追一条网络爆料，关于某大学老师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力，为不属于课题团队的亲属在学术刊物上署名并报奖。我希望她在四五个小时内能找到几个来自同一间大学的研究生侧面了解该老师的为人， 同时通过公开资料和一些问询了解该大学论文报奖的流程。这个任务，Y当时完成地并不好——八、九个小时过去了，她没有找到什么相关的人，也没有对公开资料进行有逻辑的梳理。我看到她的简历上做新闻采写的经历其实很少。后来我知道，因为身体、读研等原因，她的年纪也比普通实习生大不少。她很焦虑，多聊几句关于自己的事时会有哭腔。她独自在北京，似乎和家人的关系也有些紧张。她是个不仅需要业务指导，更需要一些关心的人。

和Y聊过几次之后，从前那个报题需要不断心理建设，采访邮件总是检查几遍的我也浮上眼前。大约五年前，我是那个身处非洲大陆，没有任何科班经验，因为一些机缘巧合而开始拍片，采访，甚至能在荧屏上露脸的行业新人。看见我的播报，妈妈的朋友给她打来电话：这是你家布布吧？我的中学同学也在我不知已潜水多久的校友大群里@我，说，”我们班出人才了“。最想有参与感的可能是与我妈离婚多年的我爸。他终于有机会在与生意伙伴的酒局上聊起我的近况，仿佛他从没有忘记过这个前任家庭，尽管他很可能说不出我的大学专业。我从没有想过自己会与我出发的地方以这种方式重新连接。可是，电视新闻给我的乐趣太短暂了，几分钟的播报远远装不下我渴望讲述的漩涡。

后来，我开始尝试长篇文字，却总是步履艰难：一会儿担心自己不够懂，不配对什么事情评头论足；一会又担心笔法业余，或不慎透露偏激的观点招来非议。害怕失败的窘迫总是比迎来成果的喜悦更先压倒我。最要命的一次，我答应采写一篇稿件，素材就在手边，但我一面担心自己的观察幼稚，不敢下笔；一面又不愿跟编辑沟通，承认困难，一躲就是几个月，稿子自然流产。尽管一切看起来都是自由的——不需要固定的坐班时间和地点，也不必为了琐碎的事务应付上司和同事，新的世界是那么有趣啊，你可以去问任何问题，勾勒任何故事。但我却常常每日每夜地担忧自己是否做的”对“，仿佛执迷标准答案的好学生，需要考卷上的一个红色对号给我出发的信号，这个信号叫做”确定性“——我被我最想逃离的东西困住了。

每一次的焦灼里，我开始意识到，成长在中产家庭，从小听着父母说“不够好”“还不行”，反而让我对来自制度和权力上游者的认可越发渴望。我想用一种普世通行的标准证明自己。单亲家庭的孩子，尤其知道任性的后果：你不想让唯一关心你的亲人在谈论你时满面愁容。你甚至觉得你的成绩是必须为洗脱一个女人的前夫对她的轻视和不屑而存在的。只是你也有你想过的生活。你并不觉得活成他们的样子让你自由。

我是有些幸运的。当时与我约稿的编辑是一位在国际报道领域颇有知名度的前辈Q，有一段被人们称道的驻外经历，更重要的是，她似乎读懂了我在异乡的迷离混沌。第一次在她的公司楼下见面，她穿一袭干练的裙装，手上拎一个小提包，里面装了给她刚出生宝宝喂食用的瓶瓶罐罐。我们从稿子聊到驻站生活，从电视聊到写作。不知是想寻求共鸣还是为自己的拘谨找补，我说着说着就抱怨起东非生活的奇葩和不完美来：城市设施差，采访总要堵上几个小时，摄影师还总不守时；当地人和华人的教育水平都不高，有视野、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少，日子又孤单又无聊；人们对非洲事务不感兴趣，读者又只关心些毫无营养的奇闻逸事，工作没有回报感。说完我舒畅一点。环境越不完美，我的逃避就更有理由。

Q听完了，然后笑了。“你的问题是选择太多了吧。”她说。“人不是什么时候都能风风火火的。看起来，你对自己的要求也不限于一些浅尝辄止的东西。如果暂时能做的事情不多，不如多读几本书。写书也可以啊。”

她的话语有一种自信和坦然震动了我。我知道，她从前驻站的国家比起我在的地方，环境怕是恶劣得多了，但这没有阻碍她产出犀利的报道，完成畅销的书作。即便这只是一种上岸者回望海上风浪特有的轻描淡写，它也让我对风浪的恐惧少了一些。后来，每当我去其它非洲国家工作或旅行，心里有按耐不住的好奇想写些什么，我有了更多勇气在邮件里与她讨论想法，即便有些念头仅仅来自出租车或饭局上的一次道听途说。我记得，当时无论这些想法多么陌生和未经考证，Q总是在邮件开头写到：”你有这样的好奇心很好“。这句话是我当时想要的一切。她不会知道，在我回到中国的很多年里，她的话像是为我蓄上一块续航持久的电池，让我在许多黑白模糊，自我渐失的日子里，像电流划过般在我身上轻轻一推。这可能也是我愿意聆听Y的初衷。

Y在实习了快半年之后，还是没能拿到offer留下来。组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实习生能够转正的前提通常是要独立完成一个长篇的深度稿件，证明你能完成日常的写稿任务。其实Y在科技领域有不少涉猎，但不知是过不了自己那关还是和编辑沟通不畅，好几个想法都没能落地成文。我嗅到一丝不自信的味道。幸运的是，她很快在一家做科技类报道的新媒体找到工作，算起来，应该入职不到半年。

我在电话里听完了她的叙述：概括起来，是她想要做一个医疗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题目，但碰上了一些困难。她很想看到这篇稿子出街，但眼前的编辑和某种机制似乎不想让她如愿。“我觉得这不是我想做的新闻。你觉得我应不应该换一个媒体把这个稿子写出来？”她说。

就为了这个辞职吗？我有点吃惊。过去两年，我也算见过实习生们的千姿百态：有从未过掉队的名校尖子生，待人客客气气，但时常神经紧绷，擅长看记者和编辑的脸色做事；有早就计划要出国或者跳槽外媒的，写稿或开会只是走个过场，但是偶尔碰到有留学背景的记者会特别殷勤；有的工作能力不错，这边说着很想留下深耕新闻，那边却公务员、互联网公司、官媒一个机会不放过，有户口和价高者得，颇有点面相年轻却心态中年的分裂感觉。当然，也有天生的新闻捕手，每天会不厌其烦地在社交媒体上找线索；还有的则向往多样的生活体验，渴望在不同行业试验和挑战。最后两类是稀有动物。而其余的，我已经能分辨他们的气味了，像是外带的pizza，配料类似，名字只是营销的装饰。至少Y在思考自己的需要，我想。

我问她：是碰上不能克服的技术难题，比如关键采访对象就是突破不了，或者题目的报道价值已经被编辑否掉？”编辑已经答应让我做了”，她说。“也不是找不到人……手头的采访对象还没有联系完“。

那是觉得日常工作已经毫无挑战，厌倦公众号缺乏想象的信息堆叠？”其实我还没有自主采访、独立署名的深度稿件。这是第一篇。“

我有一点好意被浪费的感觉。“Y，不要怪我太直。你知道你之前实习结束却留不下来是因为你的能力不够，不能独立写稿。我以为半年过去了，你会往前走。“算上她跟我在同一个媒体工作的经历，她也算是有一年工作经验的人了。在媒体行业，人们是用稿子说话的。但这样的发稿记录，可能再换几家媒体，她也很找得到理想中的工作。

电话那头，她说着”我知道，我知道“，声音断断续续，没有底气。再问下去，她告诉我，她不久前向编辑发过邮件，说自己想讨论一下文章的立意和结构，但是编辑似乎对她的”求助“信号没有反应，对她的困惑也以忽略置之。“他就是逼我采访几家企业了事。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行业背后的问题”，Y说。这样的安排让她失落，甚至有些生气。

不就是自以为是的男编辑么，谁不是这么过来的？我想起在提出离职前的六个月，我正要去参加一个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好久没有做国际报道，我踌躇满志，我想施展拳脚。我做了不少功课：收集往年关于这次会议的中外报道；跟相关机构的专家请教经验；联系当地的机构沟通采访意向。我还找朋友帮我提前联系了不止一位为国际机构和外国政府服务的资深顾问，希望能采些独家。一个当时在国际机构从事传播工作的朋友建议我：气候变化中有很多跨领域的议题没被挖掘，你最好和编辑事先商量，在细分议题上深挖，否则只采访会议流程意思不大。

我开始了第二轮的资料搜集，把自己该兴趣的题目一一列出：全球退煤、海洋保护、气候科技……这是个中文报道中未收获太多重视的一片蓝海。但当某一天我走进办公室，跟主管环境报道的编辑表达探讨选题的意愿时，他却说：“W（我的前任同事）以前不是去过这个会议好几次？你去看看她怎么写的就行了。我以前每年去博鳌论坛……跑会嘛，不会没有东西写的。”一场在我心中酝酿许久的谈话，就这样旋风般结束了。

“所以你看，年轻人总是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别太把自己的想法当回事了。”我冷笑一声，配合过来人的口吻，一件丧气的往事竟也有了某种传教式的深刻。言外之意，你花这么多精力渴望编辑的注意，殊不知你只是他桌面上一叠稿纸中的薄薄一张。你不认也行，但吃亏的是你。

“总之……我觉得我做不下去了，我就想去另外一个地方把稿子写出来“，Y在认死理儿，声音中也有了委屈。听背景的回声，她也许正身处某个办公楼的楼梯间。

我没想好怎么回应，几句更打击人的话到了嘴边又憋回去。几秒钟过后，Y似乎已经接收到了信号。“但你说得也对……我想是我自己的问题吧。自己的问题。”这是多么熟悉又免于让任何人尴尬的结语。她准备撤退了。

这时，话筒中充满了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我触碰到了沉默背后的一点哀伤。它给了我一个喘息的片刻，回顾自己曾经努力掩埋的许多“想要”：我想要让我的编辑知道，W写的报道与我无关，未来的事情应该由新鲜的想法书写；我想要让那些老念叨着辞职，却不做出改变的同事们知道，职级和经验年限不一定会拓宽选择，而害怕挑战和不愿学习才是没有成就感的根源；我想让刚出学校的实习生们知道，你可以做新闻，也可以不做新闻，但它只和你想成为谁有关，社会对你的期待其实并不重要；我更想再碰到像Q一样的前辈或上司，善良有见地，愿意多对后辈说一句鼓励和赞美的话，不会轻易抹杀别人心中的好奇和想象。

只是过去的两年，我并没有看到我的任何”想要“发生。我甚至没有勇气承认他们有必要发生。

我比Y多的东西可能只有幸运。我有更好的经济条件能够变换赛道重新开始。我有更多的勇气去接受不断试错带来的风险。我没有逼自己留在这里接受枯燥却不离开的理由。我还可以逃跑。

此时我知道，这通电话从来就不是关于一篇稿子。她关乎一个落了单的年轻人，在乏味、缺乏想象的空洞中渴望光亮的需要。

“我希望你的编辑是个好人。我希望他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予你真诚和力量“，我对Y说。这是一句切题却无用的话。”但我也知道，在你身处的地方，很多时候这只是奢望。“

”比起一篇稿子，你需要的可能是让更多真正在意你的人为你建筑一个安全的巢，一个你受伤时总能回去，让你不至于遗忘自己的地方。“

Y终于忍不住，哭了。那个哭声也可能来自五年前的我自己，或者来自更多渴望被尊重，却不得不为了保护自己背上厚重的壳，沉重向前的年轻人。

而我们曾经都能成为那个给予他们多一点尊重和信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