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Ed：喂！都大數據！重背書？

未...來學什麽？

       近年熱賣的《21世紀的21堂課》(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作者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提出了未來21項重要改變，其中一項自然少不了教育。

       這位牛津大學的學者認為現行的教育制度過於死板，未來課堂必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教學目標集中激發學生的創造力、溝通能力與批判思維，而合作、體驗與個別化的學習方式將成為主軸，學校的基礎知識、素養與能力將出現前所未見的變化。21世紀所培育的是能變的人才，實用的知識。死板的講與聽、反覆的背與誦必成過去。

不少人援引該暢銷書的觀點，認為全球的教育制度必須改變，教育4.0的觀念(Education4.0)被重提，伴隨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突破，在人腦記憶難敵電腦記憶體的前提下，更使人堅信在大數據的年代，記憶性知識極可能步入Ending Game。

事實上，早於千禧年初，聯合國已提倡二十一世紀共通能力(21st century key competences)，內容與上述大同小異。對於人類未來應該學什麽，認為知識“能用”勝於 “能記”，從生活細節，不難看出端倪：尚有多少人會刻意記住親友的手提電話號碼？

若這是跨世代共識，為何這目標還停留在FF的階段？

你背好過我攰

翻查教育史，對於背誦、記憶學習的反省屢見不鮮。英國著名學者斯賓賽(H.Spencer, 1820-1903)提出的：“什麽知識最有價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可算是近代的經典。他批判當時的教育不合時宜，完全未能配合社會所需，教育目的應該肩負起改變社會的責任，學習目的則是為建立成功人生作好準備。因此，他提出學校只須教具有價值的知識即可，其他在他看來教了也沒有意義。不難想像背書對比於社會政治、提升個人品味，以及改變社會而言，是難以作等值比較。

這位一輩子只教過三個月書的學者或許萬想不到，這看似簡單不過的問題，竟成為了教育史上爭持至今的懸案。

廣為教育界熟悉的杜威(J. Dewey,1859－1952)曾嘗試策劃一場革命，他提倡做中學、兒童為中心，以及活動教學法等，構建了一張完整的藍圖：最有價值的知識就是能推動社會朝更民主、進步發展，多背些繁文縟節，意義不大。

這“前衛”的看法，在當時受到不少抨擊，著名學者赫欽斯(R.M.Hutchins,1899-1977)則出了一系列的文宣。他認為摒棄古雅、經典的學習對學生成長徒勞無功，經典所以為經典有其值得“記憶”的地方，若學校教育只窄化為了培養學生就業、應付日常生活，那課程內容終會流於膚淺，無益於知識的創新。

       這次對於“能用”與 “能記”的爭論持續了一段時間，雙方都認同改變教師的教學方式，由“死記爛背”到讓學生自主學習，有其必然性。而及後一系列教育改革：美國進步主義教育運動(1919-1955)、PEA( 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的成立，以及八年研究(eight-year study)等，更非斯賓賽所可企及。

這場爭論的落幕原因，放置於現在，也值得玩味：當學界極力反對過度依賴記誦、練習的教學方式，教師卻依舊採用傳統的方法，因為他/她們認為，這是最具教學效能、效率的方法。

不要怕背，只是技術性調整

       因應心理學的興起，對記憶看法出現一次重要的轉折。耳熟能詳的教育心理學家布魯姆(Benjamin Bloom,1913-1999)，於1956年提出“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為學界投下“震撼彈”，他認為記憶是認知的基礎，而我們所學習的，也可大致分為認知、技巧、態度。因此，背誦還是有其存在意義，不過只應作為基礎。直至現在，還有不少教育工作者視為金科玉律。雖然，在當時已有不少學者對此作出負評，並指出這種想法願於學者的傲慢：學科間對知識、真理已存有本質上的差異，用同一架構作衡量、分層本來就是一種“欠科學”、“矛盾”的做法。

時至今天， 以PISA、TIMSS為首的測驗評估，則試圖把背誦去污名化。透過“學術用語”與“國際性”的包裝，把記憶、背誦等曾視為底層能力作過濾、洗底，增添中性：記憶策略(memorization strategies)。試圖指出這只是一門技術同時，更有助主導話語權。

而作為深受“筷子文化”愛載的教與學方式，不難想像研究初期的發現結果，以及外界的抨擊。以香港中文大學早期的研究為例，調查發現香港學生依賴背誦的學習方式，並認為這對學習表現被沒有太多的助益，而及後一波又一波的香港教育改革，並在PISA公佈香港記憶策略有減少使用的跡象，這又是否意味香港的教與學減少了“死記爛背”呢？讀者可按親身經歷，自行判斷。

       縱然，從國際評估的數據“客觀”反映，喜用背與誦的國家分數都位居前列；然而，各國還是樂於推崇用解難、動手、創意的教革口號。若各國(地)政府都用心大幅度減少背誦，並獲普遍民意授權，為何“減背”還是舉步維艱？

背書有價

背誦作為人類學習與傳遞知識的方式，既有其生理學演化與歷史的源流，亦有教學工作者省時、便利的需要；當然，從國家管治角度，保留背誦帶來的好處是絶不能忽視。

       談及背誦，離不開科舉制度。相信不少人第一印象便是《儒林外史》裡，那潦倒滑稽的范進。事實上，科舉制度起初富有相當彈性，其本質上亦是政府用以甄選官員的制度，目的顯然易見，一則是挑選有人才入閣、二則是解決社會流動問題。簡單而言，要建構一個太平的社會，前提必須讓貧窮人口有向上流的機會，最少讓他們看到可能生。一套成本低、公平、有效的考試方式，自然會以記憶作為首選。

當然，不少學者認為政府對此的操作，絶不是那麽簡單。著名歷史學者艾爾曼（Benjamin Elman），在其有關明清考試制度的研究成果《帝制中國晚期的科舉文化史》（A Culture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表明，透過把考試制度與記憶性的內容掛勾，除能建立一套具效率、相對公平的制度外，能讓政府更有效作為支配做學問的方法。而更深層的意義在於，這看似公平的手段，實更有利於上流社會在享有豐富家庭資源的前提下，贏在起跑線；同時，更有利於在科舉跑出的政治優秀份子具社會合化法地位，合利地享受資源、報酬，以及管理平民階級的權力，使政府的集體意志更穩固。

除了上述情況，艾爾曼發現以下的意外收獲，也讓政府對以記憶主導的教與學，欲拒還迎：考生為了要打敗考官，除了會考量到判官的情況外，文章更有專門討好考官的意味。這首要工作便是大量背誦範文，盡量遵照程朱正統的思想來作答，有助各層超穩定結構的建立。

這種思想控制的缺點，可說是中國科舉最為人所唾棄的地方，提出這個問題也從明代至今，史不絕書。但作為一種社會維穩的工具，這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Free your mind

1999年，一個特別的年份。一部未來學的經典橫空降世，《The Matrix》揭示了22世紀可能的世界觀。其中有關未來能力與學習，置於現世也甚有預言味道：編程的學習、人際溝通，以至情感表達；相反，認知、記憶與技能，只需透過中央處理器上傳至大腦，便不需再度學習。

隨著人工智能的普及，大數據的來臨會否真的能讓“背書”這概念從此消失？相信還需要視乎一個社會的“維穩”手段，是否能找到其他替代工具，否則相信不管民意或學理的支撐如何，也終難成事。

“教”經典：保羅•弗瑞雷的“Banking”concept of Education

由當代著名巴西教育哲學家保羅•弗瑞雷(Paulo Freire,1921-1997)提出的核心觀念，有學者譯者“填鴨式教育”或“囤積式教育”，英文更能理解其字義。教師就像是儲蓄者(depositor)，而學生就似是知識的存放處(depositories)。學生透過反覆、記憶既定的內容，把知識進行歸檔，好比是銀行的存款處。此物化過程不但有利於壓迫者的操控、讓受壓迫者盲從，更能為國家帶來經濟意義下的利益。

註：本文已刊於正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