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是哪國人?」
這可能和我那遲來的中年危機有關係,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老年危機,因為人只有到了老年才想著落葉歸根,才會認真思考身份認同的問題。其實,說穿了,也是因為最近兩岸情勢緊張,我恐怕自己當不成臺灣人了。
記得我剛來法國的時候,這裡一般的市井小民對亞洲國家並沒有什麽認識。他們見到我的第一個問題經常是: 「 你是哪國人?」 我當然回答: 「我是臺灣人。」
第一次聽到«臺灣»這個名詞,法國人會先在嘴裡嚼一嚼,唸一唸,然後說: 「嗯,臺灣啊,那裡的海灘很漂亮。」 我心裡想,你們法國人還能知道臺灣有海灘啊,不錯嘛,蠻有地理知識的。接下去的問題就會是: 「你什麼時候回去呢?那裡的遊客一定很多吧!那是法國人最愛的旅遊勝地。」 Oh là là!原來他們把臺灣想成了泰國。在法文裡,Taïwan 和Thaïlande長得的確有點像。
當這樣的場景上演過N次之後,我試著找出一個辦法向法國人解釋:「呃,你誤會了,臺灣不是泰國。臺灣人講中文Chinois,泰國人講泰文Thaïlandais。」「喔,講中文?那你是中國人囉?」 法國人會問。「呃,還不完全是。應該說,我的祖先是中國人,現在我是臺灣人。我的國家全名叫做République de Chine。」
不提法文名稱還好,說出來了就開啓了鷄同鴨講的對話模式。往往人們就只聽見了最後的那個 « Chine »,接下去我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喔,那麼臺灣是屬于中國的嗎?」 法國人會繼續問。「不不不,你誤會了,臺灣的中國不是中國的中國⋯」 這個問題的複雜程度挑戰著我生澀的法文。
「哎,算了,中國問題太複雜,你只要記住,我是從福爾摩沙 Formose來的⋯」 據説« 福爾摩沙»是葡萄牙人航行路過臺灣時,為驚嘆島嶼之美而喊出來的名稱,意思是«美麗島»。我把福爾摩沙拿出來用,驚訝地發現很多法國人都聽過這個名字,看來這個名稱可以在這裡廣泛使用。「喔,福爾摩沙,原來福爾摩沙就是臺灣啊!」 法國人是可以對上號的 (其實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叫福爾摩沙)。
有一次,有個對亞洲世界稍有些了解的法國人替我找到了答案。「你說的是不是亞洲的那個小中國,自由的小中國?」 「是是是,就是這個⋯」 我滿意地回答。「哎,反正你們亞洲人在我們的眼裡都是中國人。你們都是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我們根本分辨不出來誰是誰。」 這個法國朋友說。這個結論讓我覺得很無奈,心想,這簡直就是在對牛彈琴。
一天,有個朋友帶我去臺灣駐法使館。晴天霹靂,我發現臺灣在巴黎的«大使館»竟然被稱為«法華經濟貿易暨觀光促進會» (1995年以後更名為«駐法國臺北代表處») 。在這個有趣的名稱中,沒有 «臺灣»也沒有«中華民國» 。我心想,這下嚴重了,居然沒有一個字眼符合我的國籍身份!我的護照上不是明明寫著«中華民國臺灣»嗎?那麽,在這裏,我到底算哪國人?
自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之後,國際上承認的«中國»不再是中華民國,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是聯合國卻從未考慮過該如何定義還存在於臺灣的中華民國。在這之後,國際上基本上只承認一個中國,所以在法國,中華民國就直接縮小成«臺灣(國) »了。
我這麽説,是基於法國行政部門要求我將國籍填成«臺灣 »這個事實。每次我去辦文件,法國行政人員會再三提醒我,中華民國不是法國的邦交國,沒有協議 (convention),但是«臺灣 »貌似有。另外,我的出生地在臺灣,所以是臺灣人。自然而然,在國籍那一欄,我必須寫«臺灣 »也就是說,法國行政單位默認我是«臺灣國»人。
找到了身份我也就放心了。還好,我是臺灣國籍人。
至於心理上的自我認同,上小學以前,我認爲自己是«番薯» (臺灣在地人)。
儘管我的父親是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芋頭»,但因爲他常年在外地工作,很少在家,所以我沒有機會和他學説國語。不過,他說的國語實在是很可怕,外省口音很重,我一點也聽不懂,而且也不敢跟他說我聽不懂,害怕他生氣。所以他每次回來的時候,我總是躲著他。在上學以前,我都是和母親在一起,我們只講臺語。我的外祖父受的是日本教育,只會説日語和臺語,而外祖母則只會說臺語。值得一提的是,爸爸和阿公阿嫲在一起吃飯的時候,是需要有人幫忙翻譯的,沒人幫忙的話就必須比手畫脚。我從小只認識母系家族親戚,父系這邊不認識半個人,那時中國和臺灣是沒有任何往來的。於是,我小時候和母親娘家的人比較親近,自然和他們產生比較多的認同感。
上了小學以後就不同了,在70到80年代,臺灣小學生們是被教育成中國人的,在學校要講國語,講臺語會被懲罰。在我的學校裏,説一句臺語罰十塊臺幣,相當於我一週的零用錢。學校裡的老師告訴我們,臺灣屬於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中國,所以我們是中國人。中國是我們的故鄉,有一天我們要反攻大陸,拯救苦難的大陸同胞。在我們的歷史課本中,中國占掉99.9%的篇幅,而臺灣卻只有一頁就交代完畢。
可以想象,經歷過十二年這樣的教育之後,我們那一代人被成功地教育成中國人(中華民國人)。在上大學的時候,我瞭解到這一切都是騙局,蔣介石的中國夢早就隨他的消失一起破滅了。不過,在我大學畢業時,基於心理慣性,我可以接受自己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
可有一天,我在法國遇到了如假包換的中國人⋯
在來到法國之前,我從來沒有親眼見過從中國大陸來的年輕人。我猜想,他們一定都是共產黨員,從匪窩裏出來的。在9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是不能擁有私人護照的,只有公派的留學生和進修人員才有資格擁有公務護照。所以,來到法國留學的學生們,為數不多,而且清一色都是男生。這些反賊們說話的口音很特別,如果我不看他們的臉,會以為自己在跟一群老頭子說話。在臺灣,只有1949年以後來臺的外省北北們才會有這樣的口音。
那時我和敵方後代相處得還算愉快,儘管他們說的普通話和臺灣的國語有所不同,但是畢竟講的都是中文,溝通起來比較容易。那個年代是有史以來兩岸關係的 « 蜜月期 »,雙邊留學生關係十分友善。當然,前提是不能談到兩岸是否統一的問題。
自從發現了真貨,我就告訴法國朋友:「還是叫我臺灣人吧!這裡有比我更中國的中國人。」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像個小三,人家從中國大陸來的才是正宮。
1994年,我正版的中國朋友邀我去中國旅行,我高興地答應了,心想終於可以親眼看到書本裡描述的中國,去欣賞長江黃河的波瀾壯闊。爲此,我去了中國駐馬賽領事館辦理簽證。
到了領館,總領事聽説有個臺灣女孩要去中國,竟然親自出來接待。可見這事在當時有多麽稀奇,差點登上了歐洲時報的頭版。領事先生把我請進了他的辦公室。
「你怎麽會想去中國大陸旅行呢?」領事先生問。
「因爲我有個朋友邀請我到你們中國去玩。」我回答。
「是我們中國,不是你們中國。」領事先生糾正我。
「既然是我們中國,爲什麽我需要辦理簽證?」我問。
「你需要辦的是臺胞證,和法國人的不同,價格只收你一半。」領事先生說。
看來,領事先生只是言語上把我當成自己人,而行動上卻把我當成半個外國人對待。
「你一個人去中國要小心,不要被人騙了。」領事先生不忘對我的溫馨提醒。看在這份上,我也就放棄繼續反駁他的念頭。
到了中國,第一站是北京。下了飛機,我看到的是原汁原味的北京,沒有高樓,塵土飛揚。我們去了朋友介紹的一家飯店。當服務員看到我綠色的護照時,搖了搖頭,拒絕讓我入住。他説臺灣人是外賓,只能去住收外賓的飯店,而且只能付外賓價,那可是比中國公民多幾倍的價格。這個情況在内地更是嚴重,我所到之處,總要走訪三五家飯店,才能找到住所。我這才發現,原來臺灣人在中國,是不折不扣的外國人。
接下去,我朋友帶我去拜訪他的叔叔。他嬸嬸見到我,說:「哎啊,原來臺灣人跟我們長得一樣啊!」他叔叔還說: 「你的漢語説得真好啊。」 在這裏,我是一個長得和中國人一樣的外國人。
到了朋友爸媽家裏,他爸爸告訴我:「不久後中國就要解放臺灣。」我接著回答:「對不起,我們在臺灣説要反攻大陸。」他爸一聽,氣急敗壞,頓時崩淚。我原本只是開了個小玩笑,沒有想到他的反應竟然如此激烈。搞得這樣雞飛狗跳,我也覺得很抱歉,於是急急告了辭。在這裏,我成了中國的敵方代表。
離開朋友的父母家之前,朋友的媽媽送給我一雙白色的帆布鞋,那時當地的女孩都穿著這樣的鞋子。朋友的家人特別叮嚀我,為了安全起見,出門不要開口講話。我對這句話的解讀是:當臺灣人會有危險。所以走的時候,我穿上了那雙小白鞋,見了人不説話。儘管如此,後來還是被人一路騙到底。
回到法國以後,我再也不認爲自己是中國人了。
我原以爲兩岸分享著相同的傳統和文化,我應該可以找到回家的感覺。相反地,這一趟中國之旅,破解了我對中國的迷思,我沒有找到認同感,沒有歸屬感,只有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不信任。同文同種給人的只是一種錯覺,更真實的是一種隱性的文化差異。其實,中國人和臺灣人之間,以爲互相瞭解而實際缺乏瞭解,漢字的簡化更是爲彼此的文字溝通設下了楚河漢界。
本以為這件事已經想清楚了,以後可以不必再去思考身份認同的問題,卻沒想到這個 « 中國 »的包袱已經嵌入我身,怎麽也甩不掉。
1999年,我去應徵一個大學的中文教職,在面試過程校長與我相談甚歡,基本上確定雇用我。過不了多久,校長急著再次召見我,貌似有什麽十萬火急的事。原來,校長聼人說,臺灣人不會講中文,不會寫漢字。所以他當下就急了,趕緊找我確認。對他吹風的人是一個法國女孩,她也來應徵這個職位。那個時代沒有網路,不然搜一下就可以找到答案,也用不着這樣着急。我告訴校長:「我是從 « 小中國 »來的,就是那個 « 自由中國 »,我雖然是臺灣人,中文是我的母語,漢字是我從小就使用的文字。」結果繞了半天,還是避不開« 中國 »這個詞,我糾結啊。
開始工作以後,我必須在法國人面前以 « 夠中國 »的姿態出現,才能為自己得到一些威信。 最初幾年,我只有一些法國學生,他們搞不清楚來龍去脈,我想説自己是哪國人都可以。
2005年我代表我們大學去中國談國際交流的事務。到了那裡,對方談判夥伴知道我是臺灣人都對我十分友善。那時候人們最經常問我的問題是 「你的老家在哪兒?」我回答:「臺灣」。可是他們不甘心相信我只是臺灣人,非要追蹤到我的祖宗八代,最後不管答案如何,他們強強要這樣下結論:「喔,原來你的老家在中國的⋯」,然後開始blabla,說他們哪個同事或哪個親戚也是這個地方的人。他們以爲這樣是和我套近乎,其實他們說的 « 某某地方的老家 »可以説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看在工作的份上,我好歹配合演出,也就頻頻點頭,強顏歡笑。
陪笑的結果,談成了兩個學校。2008年,國際交流正式展開了, 學校裡開始有了一些從中國來的交換學生,他們特別喜歡來選我教的法中翻譯課。這些學生都是中國北上一流大學來的,自視甚高。他們喜歡在上課的時候挑我的小毛病,比如說某個字不這麼發音或者不這麼寫。
有一天,有個北京外國語學院的男學生舉手抗議,他說:「這句話中文不這麼說,您說的不是中文。」我當時傻了眼,回答:「那請問你,這句話用中文應該怎麼說?再請問你,我說的是哪一國語?」最後那個學生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在想,這學生心裏一定是想説:「你是個冒牌貨,沒資格站在這裡教我們怎麼說中文!」。
這種情形持續了很多年,後來我也習慣了當 « 小媳婦 »。有一天,我向我的中國同事談起了這件事。她聽了以後義憤填膺,很想替我找個辦法解決這些小崽子們。她提議 :「你讓他們把簡體字翻譯成繁體字!」這個主意我從來沒有想過,反正也沒有什麽風險,隔天我就到課堂上去做實驗。沒想到,他們竟然都不會寫,順從得像小綿羊一樣,我都不認得了。這個愉快的經驗後來沒能持續,因爲新冠病毒來到了法國,中國學生全被嚇跑了。
2018年,太平洋那端的臺海還沒開戰,在我孩子就讀的國際學校就已經展開了一場中國與臺灣的大戰。這所學校的中文系是中法合作開辦的,老師由中國使館選派,系主任由法方任命。這一年,新來的系主任偏偏是個臺灣人。
新官上任三把火,系主任要求改革教材。家長會中的百來號中國家長以壓倒性多數提出反對意見,少數臺灣家長,包括我本人在内,出來冒了幾個泡,秒間都成了過街老鼠。在微信群裏,爲了不讓人圍毆,臺灣家長們都將自己的打字系統改成了簡體字。吵到最後,有一個中國家長竟然放話要 « 武統臺灣 »來解決問題,還真凑巧,這個家長的孩子是我孩子的同班同學。
過不了幾天,國際學校的校長給所有的家長來信,説是再閙下去要關閉中文系。原來,有中國家長去中國使館密報,檢舉老師使用繁體字教學。這兩位被舉報的老師被使館請去 « 喝茶 »,回來以後精神受創,休了病假。我的孩子回家告訴我,學生之間也起了衝突。爲了孩子的安全起見,我告訴我的孩子,在學校千萬不要説自己是臺灣人。
這下子,連我的孩子都當不了臺灣人。
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發。臺灣以民主做到零病毒防疫引起了世界的注意。法國的媒體開始對臺灣感興趣,每日時事評論節目 « C’est dans l’air » 經常請各種專家來講評臺灣的民主防疫措施。 法國人從此真正開始認識臺灣,不再與中國混為一談。與此同時,我在法國人面前的自我介紹變得簡單許多,認識我的人確切地了解到我是臺灣人,不再以 « 中國人» 來對待我。
2022年二月,俄烏戰爭爆發。中國的不表態被法國媒體解讀成支持俄國,預測中國不久後也會進軍臺灣。電視新聞裏播放臺灣人挖防空洞,進行防空演習的畫面,我心想,我大概很快就當不成臺灣(國)人了。
2022年八月,不速之客裴洛西訪問臺灣。這幾天,法國的各類新聞頭條都在報導,預測中國會展開軍事行動,緊張程度升到最高。我看到以後,急忙聯絡在臺灣的家人,結果發現人家照常生活,一點也不恐慌,可佛系了。 「那個討厭的裴洛西,我們都不希望她來臺灣, 攪什麽局呢。」 我的家人説。 「你們害怕嗎?」我問。「還好吧,早就習慣了。」 我的家人回答。説得也是,記得我在高中的時候,學校的軍訓護理課教過我們如何打靶,如何做戰地急救,當然還有防空演習,這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其實,臺灣處於備戰狀態已經70年了,大家早已彈性疲乏。
在法國可不同了,我學校裏的同事和學生,都紛紛來關心情況,他們好奇會不會真的打起來。我有一個研究歷史的美國同事專門來找我深入探討這個問題。
「可能會做個樣子嚇嚇臺灣人吧,應該不會打起來,不都説會叫的狗不咬人嘛。」我説,腦子裏想起了童話故事 « 放羊的孩子 » 。
「中國把話放得這麽狠,結果根本不敢對美國人動手,簡直就是給自己打臉。在這場美中的較勁游戲中,中國明顯地示弱了⋯」。美國同事說。
「説真的,你們裴洛西害我們臺灣被包圍了好幾天,真要打起來,你們美國人會幫忙嗎?」明明知道不是由他決定,我依然要問。
「拜登說會的,我想所有美國人都會支持的。」 他回答。這話不假,看在晶片的面子上,我相信美國人會幫助臺灣的。
如今,臺海兩岸又回到了風平浪靜。不管將來情況如何,我都希望再多當幾天臺灣(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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