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與好公民

［水巷碑銘］若亞里士多德算通識教育的祖先的話，那麼這行頭由一開始就是矛盾的混合體，兼融兩套互相剋制的功夫。按哲學家的自由人教育，必先遠離群眾，方可攀登真理的孤峰。演說家的好公民教育，則講究深入大千，通達人性，以便領導潮流。話說這兩家真能和平共存嗎？

一切該從雅典說起。兩套教育理念之所以誕生，實繫乎雅典政制。雅典素譽為民主搖籃，公民平等決議政事，甚至輪流擔任政職，故此公民教育乃時勢所必需。然而，雅典卻遠非現代意義下的平等國度，因為公民全憑自由人組成，而自由人排斥了奴隸、移民、女人及小孩，僅佔城邦總人口不到二成。正正因為有奴隸及女人分擔了生計及家事，公民才得享閒暇，免於俗務。無怪乎阿里士多德主張教育要務在提倡高貴的消遣活動。由於公民皆自由，既入世又出世，兩個看似南轅北轍的教育理念方可和而不同，共冶一爐於雅典。

而要透徹掌握通識教育從古到今的曲折變遷，必先分清楚理念與學科這兩大層次。在西方，通識教育長久以來都是個理念，既非任何固定課程，更非單一學科。同理，此處所謂哲學家及演說家，分屬兩套教育理念，而非特指哲學科及演說科。分清楚兩大層次，便可省卻許多誤解與爭執。例如歐洲古代的通識課程不大可能涵授中國文化，這在香港卻屬常態，理念一而學科殊之故也。

理念上的分歧，也往往導致不一樣的課程設計。柏拉圖重視抽象真理，故其學院門前刻下著名戒律：「不諳幾何學者，不得入內」，並聲稱該逐詩人出理想國。反之，艾蘇格拉底的修辭學校尤重實務，並奉荷馬史詩及早期悲劇為教本，皆因其中蘊藏了討好群眾的成功法則。而兩家之所以匯流，除雅典的獨特政制使然外，也得力於兩家的共同敵人。

按金博爾分析，公元前四百五十至三百五十年間，正值古希臘的「教育世紀」。基礎教育之上，愈來愈多人渴求進修，由不同導師組成的學派遂如雨後春筍般冒起，不啻百家爭鳴的大時代。而其中的詭辯家、演說家及哲學家，可謂三分天下的顯學。詭辯家指一群雲遊四方的智者，客席他鄉，開班授徒，憑經世之學賺取束脩，尤擅庭訟致勝之法。詭辯家生意興隆，望族子弟多投身門下，招來後起之秀大張撻伐，引為頭號競爭對手。柏拉圖責詭辯家但求巧舌，輕慢真理。艾蘇格拉底則怪詭辯家漠視品德及公義，愧作人師。事實上，三家所授科目不少重疊，詭辯家也教幾何與修辭，真正的分歧唯在理念。兩家詆毀詭辯一脈，雖未必公允，但無疑奠定了教育不離真善美的千古信條。

教育理念的分歧不限於雅典城內。金博爾並無著墨於此，但通識教育的潛在對手也當包括令人聞風喪膽的斯巴達教育。有別於民主雅典，斯巴達行寡頭政治，全民皆兵，教育理念全傾向好勇鬥狠與服從上級，儼然一座大軍營。斯巴達人不單止果斷拋棄體弱的幼嬰，七歲起，所有男童都要離開父母，入學堂統一受訓。為鍛鍊身手及警覺，更故意克扣學童糧食，迫其在外面犯險偷竊。事跡敗露就毒打一頓，以表懲戒。由於城邦只需要忠誠勇毅、唯命是從的戰士，斯巴達學童不必多識字，遑論獨立思考或高潔品格，但使唯命是從，嚴厲、狡詐、殘忍、排外倒成了政權首肯的美德。（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