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札記（3）：邊界線

按：對Latour稍微理解的朋友可能讀這篇會比較容易接受。考慮到讀者大部分都不是科學社會學、甚至不是社會學的朋友。這篇可能會比較像是一篇難以理解的、又感覺非常廢話的文章hhh

作為一個業餘攝影師，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和朋友一起去到香港臨近深圳邊境的一座小山上拍日落。那座山的位置很好，可以直接見到深圳，交通便利，乘坐從上水出發的小巴一下子就可以去到。遊客也可以開車前往，因此天氣好的時候往往會有很多人（下圖）。

如果不是知道這裡是內地和香港的邊界的話，這片地方給人的感覺會變得十分奇怪。一座大城市的一河之隔居然是一大片的魚塘，仿佛受到什麼詛咒一樣沒人願意到那裡做生意。這個詛咒卻是真真實實地存在著，一個名叫中港邊界的詛咒。邊界線的存在總是讓自然生產的東西戛然而止，無論是大自然抑或是人造的城市，都因為邊界的存在而在兩端呈現出不一樣的面貌。

作為一個偶爾會寫點關於香港人身份認同報紙文章的社會學學生，雖然基本上都是用survey在做，但是無疑正正是邊界的存在才讓這一切都成為可能。在現代，邊界的呈現方式往往森嚴和明確，尤其是關乎到政治、經濟上的權利和權力的時候，哪一塊土地上的事情可以管理，哪一片地方可以前往，往往就是邊界的問題，伴隨著這些的邊界的則是人群的劃分，邊界以一種以“誰可以到哪裡做什麼”的方式將進行區分。研究群組的身份認同其實就是研究邊界的歷史過程以及背後的政治、經濟進程。反過來，理解邊界的誕生、維持和變遷也會更加讓我們得以理解一個群體、一座城市甚至於一個國家的歷史。

邊界政治：群體政治的特例

肺炎的疫情讓邊境政治彰顯得淋漓盡致。雖然病毒沒有國籍，但是病人有。行政上的邊界從一開始就與防疫緊扣在一起，個人的身份特征和健康史則被簡化為來自哪個行政劃分上的地區，而那個人有沒有染病則反而是第二步才需要考慮的事情。毋庸置疑，這樣的思考方式是最為方便的，將一整片地區或者國家劃分為低中高風險在統計上是成立的，畢竟以行政區域計算的病例數就擺在那裡，以這樣的方式進行劃分雖然犧牲了細節，但是也方便了檢驗的進行，畢竟每日的檢驗能力是有限的。但是這種思維模式，無疑忽略了每個人的特徵，而是以一個地區的統計特徵視為個人的特徵，實際上與美國某些政治人物宣稱的“中國學生都是間諜”在邏輯上沒有太大區別。

當然，這些事情沒有什麼對和錯，這是人類無可避免的思考模式，將自身以外的物品和人進行歸類以便認知是人類學習和能夠以最方便的方式處理身邊的事務的方式。問題在於這種思維模式當關乎到權利和權力的時候，事情就變得有趣和緊張起來。

這樣的運作邏輯和群體的邏輯是一致的，畢竟邊界和群體本身就是密不可分。但總的來說，這些操作都是以群體的標籤作為概念基礎的。邊界的政治邏輯實際上可以視為是群體政治邏輯的一個特例。

這個特例有幾個特殊的地方。首先，這涉及的群體規模都很大，不僅僅是成百上千這麼簡單，而是數十萬、數百萬甚至數以億計。這樣的群體，成員之間不一定認識，他們有共同的東西，但是不多，而那些共同的東西大部分都不是個人出生帶有的，而是後天塑造的。這些群體內部有著複雜的行政體系，他們在維持群體邊界上、決定成員資格上有不可忽視的角色。

邊界的物質化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群體的確定往往要依賴於物件，這些物件被賦予了邊界的意義和群體身份的象徵。同時，這些物件也簡化了個人的特徵，讓其在展示該物件的時候其他的個人特徵會不被注意。

從近代開始，社會演進的一個特徵是邊界的物質化（materialized）。由於中英文的差異，要特別說明這裡不同於馬克思的異化之類的，或者將人變成商品這樣的說法。物化的意思，是邊界作為概念逐步在實體上被呈現出來。在不同的群體規模上，物質化的程度則有所不一樣。小群體往往由於相互認識等比較親密的關係的存在，群體的維持往往有賴於非正式的儀式（WhatsApp群組之類），我們不會對一個小圈子的成員簽發一張身份證來證明成員資格。

以一張實體文件去證明一個人的身份，往往是群體規模較大的時候，這時候涉及的就不只是簡單的誰屬於哪個群體了，而是有權力和利益相關的問題。大的群體經常會出現領袖和行政階層，我稱為管治團體。他們是維繫一個群體、定義群體的關鍵部分這群人往往由於歷史原因而有著決定群體成員資格、以一定方式處分成員的權力。群體的成員也由於歷史和現實原因而接受這樣的管治團體的存在和他們行使的權力。群體的規模越大，內部會隨著歷史的過程而分裂出不同的團體，團體之間也會有相應的關係誕生。這個問題由於過於複雜以及牽涉漫長的歷史過程暫且放在這裡。需要知道的是，群體的規模超出一個人的認知範疇的時候，成員資格的確認，或者是群體的邊界延伸到哪裡，則是會變成一些可以攜帶的物質，例如護照、身份證等等。

物質化的邊界所抹殺的是個人的特徵，畢竟看一個人的身份證不會看得出這個人是支持自由市場還是喜歡計劃經濟的，除非這個證明是由自由市場協會簽發的。國家，作為一個與個人直接相關的並且是規模最大的團體，它在確認成員資格的時候並不關心價值取向，它關心的是如何維繫自身的存在。當戶籍制度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國家其實不太關心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子民，只要這個家庭按照登記的人交齊了稅金，然後在國家需要人的時候能夠有一個人出現就好了。這個人是不是真的是登記的那個，對國家來說不太重要。

有三種情況會導致具體化的成員登記的出現。第一是當人們開始製造麻煩的時候，第二個是涉及到福利的時候，第三則是國家需要進行管治的時候。

第一個很好理解，例如罪犯，沒有人願意承擔他人的麻煩事，因此罪犯的辨認和登記是充滿個人特徵的。由於每個人都有犯事的可能，因此如果一個人需要脫離一個依靠關係的local community的時候，需要一張官府簽發的文書來通關。文書上會寫有這個人的身高、樣貌等等的特徵。此刻個人的身份和他所屬的群體被固定在文書上。作為分類功能的文書使得通關的一刻，負責守關的人就知道這個人不屬於這裡。

第二種情況則是福利的問題，福利是有限的而大部分人是希望獲益的。有限的福利碰上無窮的私心，唯一的辦法是限制某些人可以拿，其他的則不可以。以群體名義發放的福利則往往會以群體為邊界來界定獲取的資格。例如公司的福利，是公司員工的專利，街外人是不會隨便獲得。城市、國家也是這樣，一座城市的福利是屬於這座城市的成員的，另一座城市的成員一般是不會有資格獲取的。如果有一個群體希望將福利延伸到其他人的時候，自然群體內的成員就會予以反對。既然是以群體名義發出的福利，群體成員天然會對資格以群體的名義去看待。在這個時候，則是群體政治進入的機會，採用哪種名義往往會成為發放資格的合法性的來源。在現代社會之中，行政區域的劃分則是最為常見的名義，這種劃分可以是國界或者是省界甚至於城市的邊界等等。這時候群體的行政機構便會通過登記和發放身份證明書的方式來區別轄區內的成員和外人。

第三種情況則是國家需要進行管治的時候。這裡的管治是廣義的，包括了國家需要征集兵役或者徭役的情況。以文書的方式登記個人的特徵可以幫助國家在需要的時候找到合適的人。這時候作為身份象徵的文書不一定在個人的手裡，而更多的是在國家的手中。

文件是處理一切身份的關鍵。社會往往是三種情況混雜的，這時候就會出現需要“證明我是我”的情況。這時候，一個人是不是這個人最關鍵的不是自己，而是堆積如山的文件，身份證、護照、駕照、學生證等等。這些證明或多或少的記錄了一個人的身份以及便隨這個身份所享受的以身份為基礎的權利和義務。至於這個人的思想、談吐、喜好則被隱去。在相互不認識的社會之中，將身份物質化到一張紙、一張卡、一本本子上幾乎是唯一有用的方法。但是也由於一切的個人的特質都被抹去了，偽造身份因此變得可行。

實體的邊界線、空間和身份意識

實體的身份象徵物越是具體，則身份意識越是明顯。這裡的概念有點奇怪的，物質本來不就是具體的，怎麼會有具體的程度？這裡的具體，不是一個物體的密度，而是群體成員資格的確認成分越多，則群體成員對自己身份的認知也會越加明確。換句話說，則是越是感覺到自己與他人的不同。這樣聽起來似乎跟物質本身沒有關係，但其實並不然，作為身份象徵物的特徵越是相對的明顯，身份的意識也會隨之越是明確。

這是不是就是因果關係呢，絕對不是，反而更像是一種互相加強的結果。或者換句話說，一些抽象的意義和概念通過實體化的事物得以讓人們親身感受。這就回到了開頭所說的邊境的問題。邊境是一國兩制的實體化，使得一國兩制這個抽象的概念得以在空間上讓人們感知，也在體驗上讓人們感知。眾所周知，北京也有很多限制外地人口的措施，有一些甚至連香港都比不上。但是我們不會覺得一國兩制在北京實施，這就在於，得以凝聚這些差別的物件依然是由公安局發出的樣式統一的居民身份證。樣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樣式往往是行政權統一的象徵。同一張身份證也使得大家得以認知到相互之間的共同點。

香港和內地的邊界則要遠比這種省市邊界清晰得多。從羅湖或者落馬洲的鐵路站或者巴士站進入關口的經驗，要明顯比進出北京市區的強烈。對身份的查驗和進出資格的核實都在提醒著通關者這是兩個不同的世界。關口大樓本身也是具有象徵意義的，裡面的每一部分的設計都蘊含著國家的特徵。從繁體字到藍底白字的簡體字的世界，從白衣服黑外套的關口人員到藍衣服的邊檢，處處都在提醒兩地的不同。這裡才是最為政治的地方，邊境本身的設計就已經是身份政治最為強烈的體現。

這種因為建築、周圍的環境而造成的差異是切身體會的，不自覺的。一國兩制只是書面上的詞語，但是對於一個第一次踏入對方土地的人來說，一國兩制最切身的，便是吵鬧的人群、燈光灰暗的大廳、繁體字的說明等一系列異於自身習慣的地景的物質。在這一刻才是失去家的感覺的一刻，才是真正感受到自己已經到了一個異域的一刻。

融合的盡頭：不可能的一致性

從這樣的理論上來說的話，所謂的兩地融合是有盡頭的。只要香港維持自由港，海關就必然需要存在；行政權再如何整合，作為身份的標誌物樣式只要不一樣，身份存在差異的概念就會如同幽靈一樣徘徊不去。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規模宏大的群體所造就的一系列文件被賦予了群體的意義，跟隨著每一個人的感官去提醒著這個人的歸宿，也提醒著這個群體自身的獨特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