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多莉

我看見文學批評家吳亮的告別，也從蔣勳的筆下、上海郊區的墓園裡看見卓鑫淼與劉慶弟伉儷的告別。中國1980年代的一些種子在發芽、結果，但有些也在枯萎與凋零。

你所看到的記憶和表達，都是承受風險的結果。

大概五年前，一位在上海文化圈的朋友聊天時問我：「你覺得習近平有用微信嗎？」當時心裡想：這是什麼問題，當然沒有啊...吧？他怎麼能接受微信的監看機制監看到他？「那他要怎麼知道、感受到民意？」朋友又問：「如果他有微信，他的朋友圈都是誰？」

那些沒站出來的中國人會不會因此感謝勇敢走上街頭的人？抗議的人會不會懊悔怎麼不早幾個月上街抗議？以後會不會有更多人願意為人為己、冒著風險挺身而出？

我打開網路影片，驚訝地聽著自己和男孩的聊天內容被播送著，配著的畫面是晴天亮馬河光影浮動的水面。儘管瀏覽影片的4萬個人中，可能有3萬9997個人不知道說話的人是誰，但這是否仍算是我的隱私？

從一場畫展寫到一部紀錄片，其實是蠻沒結構的文章，貫穿其中的仍是疫情。

再次想為自己記下上海疫情時，已是上海全城進入封控階段，感染人數至4月3日累計逾6萬例。各省馳援上海做核酸檢測及醫療收治，同時各種負面消息不斷。我在各種情況變得更糟之前，順利按原定計劃離開上海。這篇記錄了自己先前在社區被封7天的經驗，現在看來已經是「落後」的內容，但也是對自己經歷疫情的思考紀錄。

上海正經歷COVID-19爆發以來疫情最嚴重的階段，而我人就在這。身為新聞工作者，我為著自己出不了門感到焦慮，但是不是該記下什麼？也算不枉此刻與這座城市的共存。寫了老半天，只寫了序曲，待我歇歇再繼續。

就像村上春樹在「身為職業小說家」一書中談到自己如何寫作：仔細觀察看到的事物和現象，但對事情的是非或價值，卻沒有必要快速下判斷。「每次讀新聞報導，看電視新聞，我都懷疑『喂喂，老是那麼輕易下結論，到底打算怎麼樣？』」

在網路便利、數位監控也發達的時代，最傳統的郵遞依然是讓不得不使用它的人最提心吊膽的傳輸方式。因為它沒有什麼躲開監控的技巧，不能用暗號改關鍵字，要寄的東西就在包裹裡，對方資訊也必須真實，內容物不能亂填寫否則郵局不放行。簡言之，行與不行、過與不過，都是一翻兩瞪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