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八孩母悲劇下，被輿論掃到的賈平凹

很多人可能沒有想到，徐州市豐縣有精神疾病、被迫生了8個孩子還會被鐵鏈鎖住的一個母親的遭遇，會變成2022年初的轟動新聞，而不只是「中國那麼大、什麼事都有可能」中的一個事件而已。

這件事延伸出很多討論：中國的拐賣人口有多少？被拐賣的女人們，後來大多如何？「鐵鏈鎖人」的悲劇背後，為何同村人沒有檢舉？中共體制深入基層治理，但遇上以宗族為主的鄉村社會依然失靈？（事發之地歡口鎮董集村，董是大姓；董志民是8孩父親，在這次事件中被刑事拘留。）此外，在官方宣示「中國已經消除絕對貧困」以及「鄉村振興」發展策略下，中國農村還有多少「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真實面貌沒有被看見，這也是一大疑問。

但今天都不談這些，就談被輿論掃到的作家賈平凹，以及當文學與新聞碰撞。

2016年，賈平凹出版了小說《極花》，並接受北京青年報的專訪。這本書是以被拐賣到鄉村的女子作為主角，從她的觀察（事實上就是男作家的觀察）去看鄉村底層的生活艱辛。

在那次訪談裡，賈平凹說，「如果不走近人販子，你肯定是憤怒的，恨不得把人販子和買這個女人的人千刀萬剮。但是為什麼從被拐賣的胡蝶眼中觀察這群生活在最底層的鄉村的人，他們生活的困難，村裡沒有女人的情況是我們沒法瞭解的。」

他又說到書中人物，「從法律角度是不對的，但是如果他不買媳婦，就永遠沒有媳婦，如果這個村子永遠不買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了。」就是這段話，在將近6年後因為徐州八孩母的事件成為網路上熱傳的句子，許多延伸的發文對此嘲笑或不滿。

有人在微博貼出自己和小學五年級兒子的對話。「如果一個村子，要依靠買賣婦女才能存在，否則就會消失。那麼讓他們買媳婦對不對？」兒子回：「如果有這樣的村子，就讓它消失吧。」理由是，「不能用野蠻挽救文明，如果哪天這個村子需要吃小孩才能長壽呢？」這則父子對話很多人轉發，小學生的高水準和大作家的顢頇似乎高下立判。

事實上，北京青年報的訪談中，當時記者也問了賈平凹：「你的意思是，為了村莊不消亡，買賣是可以被接受的？」賈平凹回應：「法律和人情常常是相悖的。而小說中往往要寫的是感情的東西。沒有買賣自然就沒有傷害。但為什麼打擊拐賣幾十年，還是不能杜絕？這只是表面危機，社會深層的危機是社會結構、社會分配發生變化，產生了很多城市和農村的不協調，導致了各種的情況。這些危機，作家可以思考，但是如果想解決單靠作家是沒有用的。」

我沒讀過《極花》，無法單就這本小說評論，卻有點不忍一個作家的長篇作品遇上新聞事件時，被簡化批判或者踩痛腳的模樣。

想想看，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寫的《蘿莉塔》，可是愛上未成年少女的變態故事啊，沒錯，這書當時也有爭議，卻也不可否認如今是經典，甚至成為現實中這類人物的代稱。

還想到了出生相隔約20年的魯迅與沈從文，就算一樣描寫了中國人的愚眛與不幸，魯迅批判嘲諷，而沈從文往往遠觀、乃至於帶著一種「同情地理解」。儘管文風不同，但可否這樣說：在看待道德和社會現象這一層上，賈平凹更接近沈從文？

直到一年前，才第一次讀了沈從文的短篇小說《丈夫》，講的是貧窮村莊裡，女性為了生計，走出村子到碼頭船上當妓女的故事。這豈不是社會寫實批判的好題材！但沈從文寫得含蓄細膩不見下流，簡單的對白與描繪中，呈現出來船上探望妻子的鄉下丈夫的微妙心理，那種夫妻間權力地位偶而易位的時刻。

當然，沈從文沒有在字裡行間批判，不代表讀者不能批判這些現象。聽說這篇短篇小說在如今大學中文系的現代文學課堂上，是會引發震動和爭議的作品，用女權和人權、城鄉發展的角度，都有爭論不完的話題。但終歸一句：這篇寫於1930年的小說今天還能在大學殿堂讀到，只有一個原因：這是好的文學作品。

文學與時事之間的距離是什麼？文學題材難道不是來自於更為千瘡百孔的現實生活嗎？為什麼以現實為底的文學作品，可以讓人就算是流淚哀傷也能一邊配著咖啡讀完，讓人讀出不同的寓意；但新聞事件，往往就是用事件最尖銳的一面單刀刺入你心，叫你的憤怒、悲痛、無奈各種情緒都要在最短時間表態。

所謂文學的處理又是什麼呢？自忖：那不是「更假」，也不一定「更抒情」，而是「願意看見複雜性」。

就像村上春樹在「身為職業小說家」一書中談到自己如何寫作：仔細觀察看到的事物和現象，但對事情的是非或價值，卻沒有必要快速下判斷。「我甚至覺得——無論是短期的或長期的——結論這東西對我們其實並沒有那麼重要。所以每次讀新聞報導，看電視新聞，我都懷疑『喂喂，老是那麼輕易下結論，到底打算怎麼樣？』」

村上看新聞的感覺，和我很像。不同的是，我自己就在新聞業。

「幫」賈平凹說了那麼多之後，還是得承認，在人口拐賣新聞的風口浪尖，賈平凹身為知名作家又說過這些話，難免在社群媒體時代成為箭靶。作家雖然沒有義務要去對新聞事件表態，但他曾經寫過的作品和說過的話，卻彷彿公共財一樣人人可用。而一個像賈平凹這樣立場「溫吞」的人，在新聞事件上絕對不討喜。

從去年底到今年初，賈平凹「火」了兩次，但都不是什麼好事。除了這次的拐賣婦女事件，另一次是在2021年底西安因為疫情封城之際，正當一些人私語著「西安沒有方方」（湖北作家方方在武漢疫情期間寫下了被官方主旋律批判的《方方日記》）時，大家很自然把期待的目光轉向賈平凹這個西安的代表作家。

然而，賈平凹說的是：「我們居家隔離著，雖然每天看著公布的疫情而悲傷和焦慮，但看到那麼多的醫護人員，社區人員，自願者，沒黑沒明奮戰在抗疫第一線，又使我們體會到了溫暖，得到了一種踏實。在西安最困難的時候，讓我們消除驚恐，相互鼓勵，充滿信心，共同努力。一定會戰勝疫情，我們西安人一定會平安康順。」

沒有批判，沒有反省，沒有對當時西安封城亂象中受苦的普通民眾表達同理，太過官方的表態，太符合作家協會主席身分所講的話。賈平凹挨罵有理。

面對官方媒體，賈平凹一定還有想說但沒說的，說出口的是那麼平凡的正能量言論，但是，也不能說這些話就不是他的內心話。

如果你讀過《帶燈》（台灣有繁體字版）這本小說，就會知道賈平凹只要牽涉中國變遷中的農村、鄉鎮等議題，基本上寫得很糾結甚至有點扭捏。因為現實中的鄉鎮生活有這麼多的不堪和醜惡，基層官僚有這麼多要面對的以及自身的問題，但他不是魯迅，他的筆不批判，他想要表現「同情地理解」，他想寫下當代中國農村問題的複雜，於是有了帶燈這麼一位綜治辦（鎮綜合治理辦公室，專門面對基層社會治理等繁雜事項）主任的角色，一本讀起來一點都不痛快的小說。

賈平凹曾經這樣解讀拐賣婦女的現象，說這是「城市奪去了農村的財富，奪去了農村的勞力，也奪去了農村的女人」。在發展差異巨大的城市與農村之間，賈平凹偏袒後者；在男人和女人的需要上，他更常站在前者的位子。其實，在小說的世界裡，他想站穩這樣的立場都不容易了，何況是針對特定的新聞事件？雖然，他至今並未對徐州八孩母事件公開發聲，但網民沒有忘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