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蓉蓉》：在離散和性別的身分認同之間，我們閱讀

撰文：兩蚊

文字編輯：麥子

網站編輯：Natalie

距離第一次閲讀《蓉蓉》這本書已過去好一段時間，大概是在它剛出版碰上同讀文化節，與去年的Aesop酷兒文學圖書館透過松鼠文化再版之間。那個時期的自己一直找尋、思索是否有屬於香港的（女）同志文學；若然有，她們會被怎樣呈現？這個討論，終於在１月２７日這個冬末的夜晚，在一坪半如此自由流動的空間內得以實現。

２０１５年年尾開始寫作的短篇；２０１７年左右完成；２０１８年去完尼泊爾萌生印刷的念頭；２０１９年自資出版。最終集成《蓉蓉》的體裁是碎片化的，時而是點列式的備忘錄，時而是書信，時而是日記；且描繪「蓉蓉」這樣一個女子的經歷與前面「我」和蓉蓉談情說愛的篇章，呈現明顯的分水嶺。那是未經雕刻的、原石般呈現感受的文字，所以沒有跌宕的情節，所以無論是書還是蓉蓉這個人都無法被定義，所以閱讀才有趣。

承讀者的分享所言，從性別和民族身分認同，到書中表達情慾的方式和兩者的連繫；那種對於戀愛悸動的敏銳捕捉，讓《蓉蓉》就像一本指南一樣，給當代無論是香港人還是喜歡過女子的女子一個參考，甚至是代表。但作者盧妤卻直言自己並沒有特別喜歡《蓉蓉》——從三十歲到三十中，這個故事無可避免地沾上了歲月的痕跡。在書中，她曾寫道：「有時感覺一生一世，有時像鏡花水月」（p. 109），而在分享會上，她又近乎一字不漏講出了跟書的文字一樣、當時對於愛情的心態：無法預計而令人焦慮，一個她不再想重新踏進的位置。

「先是愛情，才是同志的愛情」：論愛情的共性與獨特性

「好弔詭嗰樣嘢就係：妳成日想講同志文學、同志愛情，但去到最尾其實應該係愛情；如果每個人都係經歷緊嗰個狀態嘅時候，其實冇分嗰個愛情同唔同志。」

《蓉蓉》是否屬於「同志書寫」這個分類，不論是書的出版還是在分享會上，這往往是個無法避免的討論。盧妤坦言當年沒有考慮那麼多，《蓉蓉》是一本意識行先的作品，近乎於一種給自己無可奈何的梳理。正因如此，它才能如此成功描繪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著迷，那種愛慕（crush）的狀態，根本與性取向無關。

「我覺得香港冇呢一類嘅嘢，所以咪寫。」跟許多作家一樣，盧妤當初也有這一種心態。可要如何歸類「沒有」的是甚麼呢？她說小時候網絡沒有現在的發達，沒有那麼多接觸同志文學的渠道，很大程度視乎環境條件決定自己能夠取得甚麼。基本上，那就是個商務有甚麼就只能看甚麼的狀態，看周華山的學術面向，看《月亮的騷動》那個人經歷型的故事。台灣自九十年代起當然是有多一點同志書寫，但主流的邱妙津在那個年歲接觸實在是不太健康⋯⋯回想這些種種的累積，或許多少也促成了《蓉蓉》的誕生，那屬於香港又可以不屬於香港的蓉蓉。

「看一本男同志的作品，情慾便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但一本女同志作品，卻是更多其他的風景。」（p. 22）《Playlist》的作者洪嘉在代序裏如是說。當今的社會（尤其亞洲地區）涉及女同志的書寫，是否缺乏情慾這部分？抑或情慾描寫有它存在的需要嗎？「我覺得唔係要多，但係要好。」那是盧妤的回答，也反映著她在《蓉蓉》裏處理情慾的方式。

關於感情和慾望之間的思考，幾乎佔據了書中《晝夜　之　後　言語　之 間》這一整個篇章。文字之間，一方面以一次又一次無法抗拒的親密，對比蓉蓉已有固定女友的事實；「我」近乎是反覆拷問自己，那是不是有感情的「造」愛，愛能否被製造。這是一種愛情的共性，當無可救藥沉溺一個不應愛上的人、一段不應開始的關係——相信曾經陷入過這種感情狀態的人們都會明白那種矛盾，會覺得熱情終究有一天燃燒殆盡。

另一方面，關於被滿足與滿足她之間缺一不可的兩種慾望，關於不再處於「TB的女朋友」這種身分困惑的自我探討；一句「日夜不再有意義，意義不再有日夜」，彷彿表達女同志的做愛可以永遠綿延。這同時也是一種女同志愛戀的獨特性：那種至少在性愛上不只是接受，而是可以以同樣的身體結構平等付出、互相滿足的追求。

那正正就是分享會上所說：性慾的描繪毋需很仔細，但比起一字一句逼真地敘述過程來得更有力道。因為行為本身是機械的，簡單沉悶如重複抽插就高潮。情慾書寫重要在於抽取甚麼元素去再現，性在現實中已經很壓抑，那在自己的作品裏就不要太壓抑了。畢竟「食色性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在寫作中就更不想、不應避開，而是自由去試。

關於根據親身經歷改編這回事

執筆之際，又重看了一次《蓉蓉》，看得很慢，因為感受很深。那是建基於作者的真實創傷、經歷和感受寫成的作品；所以《蓉蓉》能夠與讀者連結，使讀者產生強烈的共情；但同時正因如此，作者在書寫時，很容易跌進自己也拉不住的衝擊之中。盧妤承認初稿出爐後，她刪減了許多，因為太多重複的沉溺、拉扯和迷戀對作品沒有幫助，那不如輕盈一點。從寫成到出版，盧妤在事過境遷後，才能以讀者身分而不是作者身分閱讀自己的文字，盡量客觀、理性地處理自己的作品。雖算不上喜歡，但她仍能回看、談論《蓉蓉》，因為《蓉蓉》已經從當初的實驗，變成一種風格練習，一個儲存下來的紀念，一段有強烈感受但不再讓自己受傷的經驗。

「『蓉蓉』其實是她身分缺了的一塊，她的所謂中文名字，其實是個跟她身分、文化、族裔均無甚關連的兩個同音字。」（p.173-174）

跳出一點看，《蓉蓉》除了寫愛情，當中重疊的雙重身份認同書寫也令人十分好奇。蓉蓉這個角色作爲一個華人移民二代，身分具有離散性、混雜性的元素：那永恆跟隨而又不存在的華人文化背景，既可以與香港息息相關，又可以與香港完全剝離。「咩叫又華人，又喺法國出世，跟住又唔係住喺嗰度，但係又講廣東話，咁姐係咩呀？」盧妤笑言初到倫敦認識蓉蓉原型這個人時，簡直對這種雙重（多重）身分理解不能，不知道應該怎樣定義她。

作為人生大部分時間都在香港渡過的我們，社交圈子很大部分人都是同一個種族；反觀外國，其實除了性／別身分，籍貫的認同也可以有很多款，並從祖父輩開始逐漸構成。除了性別和性傾向，這個層面的身分衝擊，無論是以往到哪裏都找不到歸屬的無根感，還是離鄉別井難以形容的寂寞，均是盧妤這幾年在反覆往返香港和英國的思考與辯證。「生鏽都要啲時間先見到啲生鏽。」她渴望把這種經歷放進以後的作品中——那是一種越來越需要有人描述的狀態。要讓人看到身分認同要多複雜有多複雜，我們才不會用一個很簡單的字形容和歸類他／她。

未來的書寫：「同志少人寫，離散更少人寫」

盧妤的新書《接木法》從取名開始，就予人一種斑駁、斷裂和連接的矛盾和混雜感。她透露那是一個２０１８年結束《蓉蓉》後開始寫的故事，講述一名移民英國的香港女子，想要開展一段新的關係，但又發現自己經常想起自己的前任。這種感情狀態不也是一種隱喻嗎？離鄉別井的人盼望融入新環境，同時思緒卻又每每與香港連繫著，城市有時就像是你的愛人。

從《蓉蓉》到《接木法》，盧妤在心態上未免有不少轉變。作家第一本出版的著作通常是寫自己，十分純粹，沒有想過這個作品會去到哪裏，接觸到怎樣的讀者；所以，她更想在第二本書尋根究底自己最在意的命題的同時，也嘗試點新的東西。回想書寫《蓉蓉》的時期，盧妤說那種文字和篇幅間想營造的輕盈語調和感覺是「夾硬」的，結構是沒有的；可是，就如同那名只有十六歲的年輕讀者所言：感情、寫作、世事都好，沒有完美的句號，但也不會想沒有經歷過。

讀畢，感動這本書的面世，放下《蓉蓉》，一起著眼未來，撕下買書時書架上的標籤，感受關於各種身分認同書寫的無限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