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討厭女性寫作只被視為私人生活談論而非性別政治

2020 年1 月，47 歲的法國出版人凡妮莎·斯普林莫拉出版了自傳小說《同意（le Consentement）》，書中敘述了法國作家加布里埃爾·馬茨涅夫當年對年僅14 歲的她進行的精神控制和身體剝削，在法國文壇引起軒然大波。 1 月3 日，巴黎檢察院以強姦15 歲以下未成年人罪對馬茨涅夫展開調查。 1 月7 日，法國出版集團伽利瑪決定不再出版馬茨涅夫的日記。

2023 年2 月，《同意》的中文版問世，讓更多的中文讀者也能了解其中發生的真實事件。這個故事不難讓人想到《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因為它們分別用虛構和非虛構的手法描述了幾乎同一件事：未成年女性遭到年長幾十歲的性捕食者操控和掠奪。

但《同意》稍微不同的是，她似乎展現了西方那個獲得多重解放的社會中人的自愈，依然可以成長，在多年後回顧、也是「解決」這個問題。作者凡妮莎·斯普林莫拉，她究竟是抱著怎樣的決心，還是純粹陰差陽錯進入了出版界、文學界，面對與加害者如此近的距離。她的個人背景介紹顯示，她曾就讀於文學院，並獲得了索邦大學的文學學位。書中也描述過，加布里埃爾·馬茨涅夫甚至能透過她在出版社的同事找到她，輕鬆獲得她的郵箱地址。

凡妮莎沒有讓自己消失，而是似乎有意識地一直潛伏在這個圈子裡，"為什麼不把獵人困在自己的陷阱裡，在書頁裡伏擊他？」這部小說也像是媒體敘述的那樣， "文學作為武器攻其自身，直指文學名流及其眷屬"。她的敵人一直在文學界活躍，也給了她分析和瞄準的機會。她只要寫出來，不管人們認同哪一個真相，都多了長久以來被故意掩埋的視角。

而《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最崩潰的也在於這裡，無論是李國華還是陳國星，他們憑藉"文學的巧言令色"犯下暴行之後，都可以悄無聲息地融入人潮，穿上衣服、背過身去就恢復先前的人模人樣，或許還會無限複製，沒有人可以瞄準他們。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這個作品，某種程度上是包含林奕含過往真實經歷、以及最後的自殺身亡、讀者將其符號化並使用（比如"我也是房思琪"），或者還有更多東西一起完成的，並不單單指這本小說了。許多人明明是冷漠，卻裝模作樣強調《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只是一部小說，不可以當作現實來看待與討論，但也不得不承認，此前從沒有過這樣一部文學。

涉案者陳國星在自己的聲明中得意洋洋地發表："我是陳國星，不是李國華；關於小說，新書發布會中她明確表示不是書中女主角，讓大家失望了。"不正映襯了這種卑鄙的強調嗎。林奕含生前的好友美美後來透過大量的簡訊往來，展現了林奕含的自身經驗和這本小說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她在書的後記中甚至已經脫離了本書的創作領域，寫下自己在現實中與精神科醫師的對話：「我怕消費任何一個房思琪。我不願傷害她們、不願獵奇、不願煽情。我每天寫八小時，寫的過程中痛苦不堪，淚流滿面。寫完以後再看，最可怕的就是：我所寫的、最可怕的事，竟然是真實發生過的事。 」

《同意》使用的標籤是"自傳體小說"，在意識到這一點之前，我總是籠統將其概括成"非虛構"，包括早前在微博上分享譯本試讀的媒體人也說"會進豆瓣2023年度非虛構的榜單"。但是看完了這部所謂"小說"，我卻感覺這個歸類也是對加布里埃爾·馬茨涅夫的一種十足的嘲諷，他在自己的書裡記錄自己與未成年少女的性關係、在馬尼拉嫖宿幼童的可恥經歷，卻向世人謊稱那是一種"小說"，是"虛構"的，與任何人無關。

我發現即便從社會角度認同凡妮莎·斯普林莫拉《同意》這本書的人，也一定會先將其從"文學"的領域中擦除，似乎表明這本書除了"政治正確"以外不值一提。我覺得這是更可怕又卑鄙的。在真正閱讀之前，我也先接觸到了這種評論，於是不免在心裡抗拒並不斷產生疑惑：真的就只有這樣嗎，真的就只有對一個故事的推翻和重新書寫嗎——但如果這都不算偉大，還有什麼是偉大的。

當我第一次讀Le Consentement（《同意》），在有機會翻譯它之前。看到作者凡妮莎·斯普林莫拉以如此靈巧的手法精確召喚St. Germain des Prés ，我對她描繪的那個幽閉恐怖世界感到顫抖。這是巴黎的一個小區域，但它作為幾代文學夢想和幻想的紐帶所發揮的力量，在巴黎人和遊客的腦海中仍然很強大。凡妮莎·斯普林莫拉出生在這個"準貴族世界"，並熟悉它，她能夠喚起其錯綜複雜的社會準則和膚淺的魅力，以及社會、文學和政治權利的痛苦性別等級制度，為此本書注入了神經質、反覆無常的強度。

這部小說的英文版譯者Natasha Lehrer 在本書後記中如此寫道。所以我並不相信媒體和讀者的觀點，他們認為本書沒有文學性，被賦予的地位不在於文學造詣。我認為恰恰相反，雖然不能讀法文原版，但是讀了寫出如此評論的譯者所翻譯的版本之後，我覺得凡妮莎·斯普林莫拉是一名優秀的作家與文學家。本書在中文讀者眼裡被歸入"非虛構"，好像就和"粗糙"沾上了邊，但其實我閱讀英文版，也仍然感覺是優美的——我羞恥於這樣形容，準確來說是一種廣闊的思想，力透紙背，不管經過多少翻譯，你都能感受到作者。

譯者面臨的挑戰是如何駕馭散文的多個語域，匹配對社交場合和人際關係劇的靈活、有暗示性的描述，這些描寫在法語中被巧妙地召喚出來，有時只是用一個單詞或短語。最重要的是，譯者必須用同樣的細微差別來召喚敘事中的雙重視角：孩子對世界的看法，當它進入成人回首的世界時。當她講述自己被虐待的經歷和隨後的崩潰時，她緊張的憤怒被她對年輕的自己的仁慈的憐憫所改變，這個「破碎的玩具」不得不掙扎著重新學會信任和愛。

Natasha Lehrer 也補充了對自己而言，翻譯這本書究竟是在翻譯什麼。如此看來，我愈發肯定，這部小說哪怕是在文學技法上也不會經不住挑剔，我反而忍不住想看凡妮莎·斯普林莫拉的另一些書。她曾在小說中寫道： "說實話，我很驚訝其他人，當時的其他年輕女孩，還沒有寫自己的書，試圖糾正G.（加布里埃爾·馬茨涅夫）在他的書中描述的無休止的奇妙性啟蒙。我會喜歡別人來做這件事，而不是我。一個更有天賦、更聰明、更公正的人。這肯定會減輕我的負擔。沉默顯然證實了G.一直以來的說法，證明沒有一個十幾歲的女孩有理由抱怨與他有關係。"

在我看來，她就是那個有天賦、聰明和公正的人，她的智慧比較純淨地呈現為力量，這也是為什麼媒體會將這​​本書解讀為"文學武器"的原因，但後面那句"直指文學名流及其眷屬"卻是不公正的，或完全小看了凡妮莎·斯普林莫拉的智慧，她是在挑戰整個以男性為主的文學秩序，而拋棄了諸如加布里埃爾‧馬茨涅夫這樣受人追捧的作家一貫呈現出的巧言令色，這些東西蒙蔽了文學太久──所以人們甚至不願意承認《同意》是一部文學作品。

"頭一次，文學被當作武器"，許多崇尚文學的人好像深受驚嚇，難以接受。但文學不能當武器嗎？這是什麼卑鄙的事嗎？為什麼到了女性寫作者這裡才開始苛刻，文學史上所有赫赫有名的男作者，哪一個不是把文學當作武器，只因他們刺向的是臭名昭著的階級——更多人的敵人而享有無上榮耀嗎。既然權力和階級值得一談，性別為何不值得一談，這其中沒有就所謂的不平等嗎。 （不論我們看到的東西多麼有限，似乎都指向了關於主體地位的三組不同對抗的歸納：資源、民族和性別。但幾乎沒有人把女權主義納入當下在地的鬥爭或競爭當中。為什麼說"婦女：最漫長的革命"？因為在女性的解放運動中摻雜著太多其他的對抗，它們裹挾著致使女性的聲音瀕臨湮滅。比如說，階級的鬥爭掩蓋了性別的鬥爭。 ）一本書如果挑戰的是階級，那麼它將會受到歡迎，但如果一本書試圖挑戰男權，它就似乎難以翻身，被以各種各樣的名義永恆釘在一個地方受罰。

最後，我還是想繼續引用這部小說的英譯作者Natasha Lehrer 對本書的評論，我認為她比任何媒體都更加公正，並且相信她有欣賞文學作品的眼光。

《同意》是一本虐待的回憶錄，但它也是對語言和文學（特別是法語）作為權力載體的深入探索。斯普林莫拉的施虐者“GM”是一個自封的“偉大作家”，一邊無恥地沉迷於對兒童的怪誕性虐待和情感虐待，一邊卻想到有人辱罵他心愛的法語而感到震驚。他陶醉地認為，他優雅的散文方式將拯救他，不是從他自己或上帝的憤怒中拯救他，而是從擁有傳統道德的嚴酷資產階級束縛中拯救出來，更平淡無奇地說，從監獄中拯救出來。斯普林莫拉想知道——正如許多和她一樣的人也想知道，"當這種行為（對權利處於下端的人進行的精神控制和身體剝削）由藝術精英的代表——攝影師、作家、電影製片人或畫家實施時，為什麼這種行為被容忍。似乎藝術家屬於一個獨立的種姓，一個擁有優越美德的人，獲得了最終授權，作為回報，他只需要創造一件原創和顛覆性的作品；一種擁有特權的貴族，在這種貴族面前，我們處於盲目的昏迷狀態，暫停所有審判。”

儘管凡妮莎·斯普林莫拉如此隱晦，沒有將這些"擁有特權的貴族"的性別指認出來，但正如那不勒斯四部曲作者埃萊娜·費蘭特在接受伊朗獨立記者拉德採訪時所說的那樣："在我看來，今日每個女性的抗爭都具有一個無可避免的內核：在任何領域，如果我們只能從根本上是男性（權）的生活內部發聲的話，我們永遠就不會獲得真正的自由。那些壓迫我們、建造邪惡神權整體、否定我們的權利的人，他們是什麼性別？即使我們以自己的生命作為代價反抗，即使我們是自身反抗的絕對主角，我們也必須意識到在解釋我們自身、我們的反抗時所使用的男性範疇所帶來的風險。我們必須批判這些範疇，同時尋找新的方式，我們自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