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由曾江说起

近日演员曾江突然离世，由于他是在旅游回港隔离期间，在酒店房间出意外，引起多方揣测，加上他的演艺事业跨越几十年，以及不同媒介，是大家熟悉的人物，令人特别惋惜。

之后，很多人在社交媒体铺出不少相片和访问片段，甚至一些是近期做的，还可以宣称可能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的访问。我看了一些，加深了自己对他的认识。我同意一位网台主持所说，曾江的访问内容，很显示他是一个有识之士，有他的独有见解。他的出身和学历现在大家应该相当清楚，亦解释了为何他经常受雇演出荷里活电影，因为很久以前，荷里活电影已经是现场收音，念对白的要求颇高。那个时代，能胜任的华人演员，一定不多。

在自己看过的访问中，有两点自己觉得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其实可能有人有提过，但没有人真的认真去做。曾江经常强调自己是演员，不是明星，应该有不少人同样说，但真的做到不多。他曾提到，电影制作人很多时以观众口味为依归，只拍观众喜欢的类型电影，商业世界，本是无可厚非，但因循之下，害怕票房失败，自建舒适区，不轻易寻求突破，久而久之，大家都江郞才尽。他特别提到，大家没有教育观众，提升他们的观赏态度和欣赏的技巧。这个其实我有听过有人提出，不过事情真的不好办。电影公司是商业机构，很少人会觉得有责任去做教育工作。而政府也不会在这方面投放太多资源，办些电影节或者讲座和工作坊，已是很基本。多年下来，效果有目共睹。

看看音乐，过去几十年，很多小孩都被推去学乐器，主要钢琴，为的是优化自己的portfolio，维持竞争优势。很多人更会考证书，七、八、九级大有人在，即是很多人的技巧有一定水准。而在乐坛上，能创作，玩乐器的人也的确比以前更多更多元，但是受欢迎的，能打上流行榜的，又似乎来来去去差不多的东西。似乎听众依然停滞不前，甚至有些年长一点的，老挂在口边的什么新不如旧，老是在沉醉在怀旧金曲。如果那么多人一代一代地去学音乐，到头来仍不能培养多一些有更高水平的听众，那真有点无话可说了。我想起一次，一位电台主持介绍一位新歌手，落力要求听众大力支持，而主要原因竟然是因为这位新人是很孝顺！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这一点其实有一些人提出过，但做的远远不足，而且作为一般观众也应该自发去自我增值，只是大部分人都认为电影音乐以及其他艺术都是消闲活动，不必太认真。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心态，投放更多硬件也是徒然。当然，在近几年本地意识抬头，多了人捧本地电影场，却又出现一些太过盲撑现像，甚至不容许批评，不能质疑其诚意，这种过于极端的态度，又如何提升制作人和观众的质素，这方面的平衡，亦可能是不进不退的原因。

另一点，他在接受母校校报访问时，提到人要自由，和自律。自由，大家都认同，也有所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的人，自然特别向往自由，即使后一两代人，以至回归后出生的人，无论是多亲政府的，甚至歪理连篇的，一急了，总会打出「我有言论自由」这张皇牌。香港人真的常将自由挂在嘴边，虽然大家应该同意，自由不是无底线，不能为所欲为。

自律，真的比较少听到了，如果自由是有限制的，那么必然要学懂自律，但偏偏好像我们都忽略了。如果要简单陈述，我会考虑「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人知道什么可以（应该）做，什么不可以（应该）做，那便是基本的自律了。又或者，我们经常提到日本人，例如即使没有车，红灯时绝不会横过马路；或者在左上右落的楼梯，绝不倒行。但要自律有效，还需要大部分人都有自律，因此，自律也是顾己及人。

自由和自律应该相辅相成，只有自由，可能会失控，只有自律，变得绑手绑脚，甚至只知服从而不知道为何而做。以前在中学，总有很多学会，有些是学术性，好像是学科的延续，如地理学会，物理学会。有些课余活动性质，如结他学会，围棋学会。甚至好像玩多过学的，如足球学会，田径学会甚至无线电学会等等。最重要是这些学会都是由下而上组织，同学几个人开始，找顾问老师，设计讲座，准备讲义，安排活动，甚至到校外的活动。校方没有什么经费，也不大干涉，同学可以在下课后用课室做活动，有时会搅展览，展示同学在学会的成绩，亦有可能搅联校活动。最重要是这一切，校方愿意让同学自己落手落脚做，从中学到的，不是书本或课堂中可以学到的。而要运作成功，很要求各人的参与和自律，而这些学会都是自由组织和参与，同学们肯定更担当，更有责任感。

今日是否完全不同，我没有真正体验，不能肯定。但校方应该主宰了不少方向，由下而上的自发项目不会比以前多，况且，不要只说学校，家长们也一样由小到大，早已替小孩一切安排妥当，如何有自主性的自由，更惶论自律了。到今天，连大学的学生会也一一被逼解散，这种环境下，还能谈培育什么人才？因此，曾江这次的离去，尤其是环绕种种荒谬的因素，特别令人难过和伤心，痛心的是这城，正越来越差劣，看到而又敢言的人却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