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反贼线下串联指北」Beta版

「海外反贼线下串联指北」Beta版

或许「你」也曾拥有过这样一个灵魂：一个渴望自由、渴望呐喊的灵魂；或许「你」也曾怀揣对正义的信仰，在冷漠的丛林中抱持己见；或许「你」在极权的阴影和岁月的蹉跎中，仅仅保留一份自由意志就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或许「你」正逐渐变得像父辈一样听天由命、对眼前的一切熟视无睹——直到四通桥上两道飘扬的横幅像凄厉的闪电划破夜空，那些未必知道同类存在但却不愿再冬眠的人们站了出来，他们出现在纽约、伦敦、巴黎、柏林、墨尔本甚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和天津。他们和彭载舟一样，用自己的声音告诉世界，中国不止有北京一种声音。

「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可能是八九年以来，北京街头首次出现直接挑战中共政权并广为流传的口号，而这也号召了很多海外中国人有生以来第一次从线上走到线下，行使《宪法》赋予，但我们却不曾行使过的言论自由。

然而成长于中国的我们，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或许耳熟能详，却未曾接受过如何成为一名公民的教育；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对如何在民主国家行使集会示威权，对如何在社群中采用民主议事规则进行决策都缺乏经验；而在中共长期推行的原子化政策下，我们不知如何找到彼此，更妄谈信任；相较于一场大跃进式的示威而言，一个可持续产出示威的健康社群可能会具有更大意义，「我们必须最好准备，迎接这个政权濒临崩溃的时刻，准备好为我们的自由和未来而战，同时也为我们彼此而战。」

在此，我对巴黎线下六次示威和维持社群三年的经验做一些分享，是谓「海外反贼线下串联指北」Beta版，之后我会收集整理各个社群遇到的问题，再请香港、维吾尔朋友做些补充，将这份指南更新为1.0、2.0版，直至其变成一本相对具有普适性的小册子。所以你们行动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对未来的手册而言至关重要，同时也欢迎其他城市有线下行动经验的朋友来一起丰富这个「指北」，直至使其变为真正的「指南」。

一、如何组织线下行动？

0、目的

A、首先要明确是行动主旨，你们的目的为何？

明确主题后，就是时示威时间、地点的选择。

如果是声援近期的某一新闻事件，行动时间和新闻发生时间最好不要相隔太远。如果回应的是某一历史事件，或是对更普遍现象的呼吁，就可以选择相对具有纪念意义的日期，比如六月四日，三月八日。同时也要参考天气状况。

地点的选择同样是题中之义，每个城市的不同广场都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意义，有些甚至影响了这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比如巴黎的巴士底广场(Place de la Bastille)、共和广场（Place de la République）和人权广场（Place du Trocadéro）。这些声名显赫的广场未必是海外中国人线下行动的首选，因为行动初期参与者不多，广场上同时间的其它活动可能会对我们自己的活动造成干扰。所以一个具有历史纪念意义、小巧精致、人流量大的广场是初期活动的首选。

B、吸引的受众又是谁？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反贼还是小粉红？

如果希望吸引更「温和」的中国人，可能就不要出现过于「激进」的口号；如果希望香港、维吾尔、藏族朋友参与，就不要出现可能会冒犯到他们的「五星旗」。

活动人数同样影响到活动场地的选择，人数较少的活动更适宜静态示威而非游行。

C、不同目的会指向不同的行动策略，一个线下行动可以是一场正式的示威甚至游行，但同样也可以是针对某个议题的行为艺术或者快闪。

后者像游击战，通常无需和当地警方申报，但更需要周全考虑如何集合、如何撤退、如何制造更易传播的图像。

我们以2022年10月16日，巴黎「喜迎」习近平登基、声援彭载舟的示威（ https://youtu.be/SmU2QiFYl3M ）为例，梳理组织正式示威、游行的流程。

1、法律

A、通常游行和示威都需要向当地警方申报，各国甚至各地的法规要求不尽相同。

以法国巴黎为例，无论是静态示威还是动态游行都需至少提前3-5天申报。事实上，巴黎示威申报非常复杂，恐袭后警察局原则上不再接待线下申报，其官网则指明示威活动需要提前两个月申报（ https://www.service-public.fr/particuliers/vosdroits/F21899 ）。但在操作层面，巴黎的示威只需要提前3-5天联系一个专门负责此事的警察，在一顿公款咖啡的推杯换盏后，他会询问示威的具体细节，包括时间地点人数和示威目的，也会旁敲侧击地询问和其它组织的联系，有些问题大可不必详细作答。在警务系统中，示威申请者的信息是相对公开的，如果对安全有较多考虑，可以请本地朋友代为申请。

在法国，申请成功后会得到一个批复，除了时间地点信息外，还会有一些卫生、噪音方面的相关法规需要遵守。

2、流程

静态示威的时长一般在2-3小时左右，以我个人围观了超过五十场香港人、维吾尔人、西藏人的示威为例，他们的主体活动大多由两部分构成——各个团体的代表发言和呼喊口号。但大部分初涉示威的中国团体可能并没有足够数量的朋友敢于抛头露面，所以活动流程就变得至关重要，这涉及到当天到场的参与者是在寒风中傻站俩小时，还是哪怕姗姗来迟的观众也依然能参与到活动中。

在此列举一些示威中的常见项目，组织示威的朋友可以酌情选取部分将其添加至活动流程：

A、代表发言，友好团体代表发言

B、口号，口号一般由主持人和观众的两部分组成，观众部分以简短为宜

C、现场表演

D、自由讨论

E、列侬墙/连侬墙，携带便签和笔，不希望公开发言的朋友可以写下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由人代为念出。

F、音乐、影片播放

G、现场演奏、合唱

H、默哀、点蜡烛

I、行为艺术

J……

事实上，这是一个可以不断被新的行动更新的清单，而那些看起来已经出现过的活动流程，始终难逃千篇一律，抗争需要更有创造力的形式和新的语言。

3、物料

A、横幅

简易的横幅可以由浅色床单制作，再以颜料手写内容，低配版甚至可以用A4纸一页打印一字，再用胶纸固定在床单上。横幅固定时可以使用无弹性的绳子，拴在活动场地附近的路灯或树上，再用夹子同时固定绳子和横幅，多带胶纸备用。如果活动当天下雨，可以提前购买防水喷雾，或是直接使用防水颜料。

B、牌子

这是一个充斥着图像和景观的时代，所有物料在起到宣传作用的同时都要在考虑到被拍摄时的画面。媒体拍摄观众时会优先拍摄举牌的观众，如果多人举牌，媒体则会选取更有特点的拍摄。观众自发前往时未必会制作牌子，主办方可以提醒，也可以事前多制作一些预留出来。牌子最低配的制作方式，就是在当地超市索要一些免费的纸箱，然后在纸箱上直接书写或者打印所需文字，视天气状况，再决定是否以保鲜膜覆盖用来防水。

C、旗帜

目前而言，中国的反贼群体并未形成一个高认同度的共识，同样也没有一面高接受度的旗帜。但在活动中尽量不要出现五星旗，避免伤害香港、维吾尔、藏人和其它受压迫族群的感情。

D、双语文宣

便于路过的本地人了解发生了什么。

E、音响/大声公

广场空旷且人员流动大，有扩音器便于传达活动信息，也便于吸引更多围观路人。优先选择不插电，可以同时播放音乐、连接麦克风，音量较大且具有一定防水性能的产品。

F、纸、笔

不希望公开发言的朋友可以写下自己的想法，由其他人代为念出。

G、购物推车/行李箱/垃圾袋

便于运输、回收活动物料，使用后的物料最好由专人回收，而不是随意丢弃，一方面可以为历史留下见证，一方面物料中往往有大量个人生物信息。

4、分工

初期海外示威活动，尤其是缺乏线下连接而经由互联网聚集的示威，其组织形式可能都是相对去中心化的，但即使在去中心化的结构中，依然需要考虑如下问题：

A、谁可以露脸？

B、谁负责接触媒体？

初期海外示威活动，活动被报道的需求一般大于媒体报道活动的意愿。

「去中心化」接受采访的本意是不希望被代表，但「愿者发言」这样的形式，反而更容易被任何一个愿意接受采访的人所代表，而这个人甚至可以是潜伏在社群中的小粉红。

在多次活动后，一些积极参与者可以自发形成组织，派「专人」和媒体对接，这个「专人」未必是一个人，可以是一个两人的团队，也可以是一个轮流发言的「媒体组」 。持有媒体联系方式的成员应超过1人，香港的社群中曾经发生过，一个成员在拿到媒体的联系方式后，「代表」组织向媒体胡言乱语的情况。

如果可能的话，接触媒体的人最好在可以露脸的人中挑选。

C、谁负责向观众和游客解释行动？

这当然可以由「每个人」负责，但「每个人负责」就相当于没有人负责，每个重要的环节需要有专人在活动中承担。

D、谁负责拍照？

同样可以由「每个人」负责，但对外公开的照片最好由专人/多个专人负责，这样可以更好地判断公开的照片是否有泄露参与者隐私的风险，同时也可以为活动进行更好的宣传。这是一个读图的时代，活动的通稿哪怕写得再好，也不如一两张精心准备的图片易于传播。

E、谁负责应对粉红？

F、谁负责应对可能起冲突的粉红，谁负责安保？

G、谁负责紧急医疗？

这些问题在大部分活动中都不会遇到，但至少要做好应对的预案。

H、是否会有直播？直播者是媒体还是组织方自己的人？

媒体的话需要有人和对方确认，哪些区域可以拍摄，哪些区域为了保护隐私不建议拍摄。

如果组织方有人直播，直播的人通常是冲突的焦点，且难以分身保护自己，所以需要另一个人保护直播者的安全（包括冲突时和直播者的行动路线）

每个岗位要对自己可能面临的风险（冲突、隐私、安全）有一定了解。

5、宣传

以往的示威活动，多经由Facebook传播，人们再将FB的信息传播至推特和个人社交平台，但其实FB是不符合中国人的互联网使用习惯的。

2020年年初欧洲各地（巴黎、博洛尼亚、伦敦、柏林等）也有纪念李文亮的示威活动，但当时的宣传仍然是通过品葱和社交平台「人传人」传播，并未形成现象。

而四通桥事件后，Instagram上@公民日报（ https://www.instagram.com/citizensdailycn/ ） 和@北方广场（ https://www.instagram.com/northern_square/ ） 的活跃极大地改变了活动的传播路径，很多具有反抗意识的网友第一次经由贴海报从线上走到线下，又在公民日报/文宣中国的促成下创立了多达五个地区的「线上民主墙」。

我个人的经验可能已经跟不上时代变化的脚步，所以这一部分可能需要更有经验的人来重新梳理。

6、安全

诚然，所有的行动都有风险，也都有被秋后算账的可能，但中共长期用恐惧进行的统治，往往使初涉示威的海外中国人，过度高估中共在海外的监控和执行能力。至少在目前，中共做不到在每个人身边安插眼线，其更多使用的数字监控，我们更需要注意互联网使用安全。

不要让不断内化的恐惧变成阻碍行动的壁垒，事实上参与的人越多，每个参与者相对而言也就越安全，而行动的空间也是这样一点一滴被撑大的，我们能做的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多。

对于初涉示威的参与者来说，也许一些简单措施可以适度增加心理上的安全感：

A、遮挡面部，可使用口罩、墨镜、面具、帽衫、头巾

B、穿着平时不常使用的朴素服装，更谨慎者可携带多套服装更换

C、活动中使用化名/昵称相互沟通，昵称避免与网名重合

D、活动中避免在闲聊时透露个人及组织信息

E、活动结束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离开，避免直接返回居所

F、活动结束后避免在社交网络发布活动图片

这些措施可以大大降低被识别的风险，但作为一个海外普通示威的参与者，事实上并不值得中共付出太大代价去寻找其真实身份。借用「不粉红」在《四通桥横幅抗议之后的观察与反思》一文中所说，「我们对恐惧的感受是真实的，但我们对恐惧的辨识和对风险的评估是抽象的。大部分人不知道红线在哪里，国家机器也在不断模糊化这条红线。我们都有可能在进行不断地自我审查和有意无意地规训他人，这样的思考在不断地规训和缩小我们可供行动的空间。」事实上，三年来，巴黎六次示威，到场观众相加可能超过300人次，很多人都并未采取上述任何措施保护隐私，然而包括组织者在内没有一人因此受到牵连。当然如果近期需要回国的朋友，可能还是要稍加注意。

我个人曾在中国参与茉莉花革命、营救陈光诚，2012年曾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捕，有着和国保甚至国安打交道的经验。但参与一次海外线下示威，完全无需运用这些经验，哪怕这次示威曾被大使馆点名批评。一位哈萨克朋友的观点我深以为然，他和我说，「你做得越多，越公开，反而越安全。」这个观点我们在2.0、3.0版本中可以再详加讨论。

二、如何维系社群组织？

法国人天天游行，仅巴黎一地一年就有超过三百场示威，游行中大家挥洒汗水、摩肩接踵，每个人都觉得仿佛通过广场运动这样一个显圣仪式，民主和正义就会从天而降，而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示威是一次性的，即使未来的某一天北京发生百万人规模的示威，这场示威也未必可以改变中国的民主进程。事实上，重要不是一次示威游行，而是齐泽克那句震聋发聩的问题——「明天早上呢」?示威后的第二天你从哪里醒来，而这个世界又会有什么变化？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赢，就可能永远也无法获胜。

0、持续性

相较示威而言，社群是长期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在地反贼社群的组织和维持。一个人的孤勇很难不被岁月消磨，但一个长期存在的社群却可以为后续的活动源源不断地提供支持与力量。曾国藩曾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也许并不需要「替手」，但社群最重要的依然是，无论发生什么，都有人继续把组织运行下去。尽管在各地组织普遍都尚未成型的今日，说这话可能有些泄气，但「反贼」的身份并不能免疫人类固有的缺陷——愤怒、嫉妒、党同伐异，每个社群在面对问题和争议时都有分裂、解散的可能。但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是对的，就继续把它做下去，哪怕再一次从零开始。

至于如何从零开始组建一个社群，@文宣中国的「线上民主墙」可能帮助美加英澳的朋友抄了近道，但在其它「爹不亲娘不爱」、反贼基数较少的地区，起步或许就更为艰难。巴黎反贼社群「自由广场」曾经尝试过如下几种方式扩大社群规模：

A、起点大多是「人传人」，生活中的反贼也会认识其它反贼，有几个互相熟识且信得过的人，就可以形成最原始的社群

B、「人传人」之后可以搞一些类似电影放映、读书会、沙龙的活动吸引更多的人参与，从中再物色新的成员

C、通过线下示威活动，将参与者发展为「下线」

D、积极和当地其它社群沟通，可以是香港人，也可以是乌克兰、伊朗人，如果得知有另一个中国人支持乌克兰、伊朗，那Ta大概率是自己人

1、参与感

初涉行动的参与者很容易将示威活动浪漫化，并将自己参与行动时的付出投射至整个活动的意义，视其为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尽管2020年就有多个城市组织了纪念李文亮的示威活动，包括北美和欧洲各地每年也不乏留学生团体组织的六四纪念活动）。这种乐观主义本无伤大雅，但事后当参与者发现，一场几十个留学生的示威既无法在事实层面改变中国现状，也无法彻底改变外国人的观感和态度，甚至无法改变身边的粉红时，一种失败和虚无主义的情绪可能会影响下一次行动。

如果摒弃浪漫的想象，更加实事求是的看待示威，会发现一次普通的活动很难对中国和当地社会造成太大影响——如果不能即刻改变社会，那么示威的意义又何在？我想有如下三点：

A、最重要的改变并非对于整个社会，而是对于每个参与的个体，很多人第一次有了从线上走到线下的勇气，当我们迈出这一步时，就为自己争取到免于恐惧的自由。贴海报、喊口号并非经天纬地的壮举，但却可以成为未来某个壮举的基石，这是我们打破原子化、战胜恐惧的第一步。

B、和彭载舟先生一样，我们向世界传达出「中国不只有北京一种声音」，至少有一部分中国人是渴望言论自由、渴望宪政民主，并甘愿为此付出代价的。

C、不存在毕其功于一役的战争，也没有人可以通过一个行动立竿见影地改变世界，社会改变的进程可能没有我们期望中的快，我们需要调整自己对于结果和时间的期待。

事实上，不只是参与感，每个参与者的心理状况都至关重要，社群是由一个个不同个体组成的集合，每个人在活动中都会有产生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尤其是在没有预期成功的活动中。每次活动后最好都有一个及时的总结，看看有什么可以提高和改进的地方。

2、安全/匪谍

安全问题是老生常谈，之后我可能会请信息专业的朋友详细梳理这一部分，在此只做简单概述，线上交流避免使用墙内通讯工具、浏览器和输入法， Signal是常见通讯工具中相对而言安全系数较高的，而Telegram则是反贼群体使用比例较大的，使用Telegram使要注意取消访问通讯录，并将注册手机号设置为「所有人不可见」，避免使用其它社交网络常用的头像和用户名，组群的管理员应将组群历史信息设为不可见。线下尽量减少和当地学联、使馆和具有红色背景的华人社团接触，降低暴露可能。

匪谍/鬼/spy的问题，每个反贼社群都无法回避，而中共恰恰是由情报系统起家。一个人数足够多的社群一定会有匪谍潜入，即使此刻没有，也无人能保证日后某个成员不被收买/威胁。而「抓匪谍」这个行动会极大破坏成员之间的信任，所以巴黎的社群尝试逆向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一个「匪谍」进入组织，Ta希望获得的是什么？除了显而易见的「获取情报」，Ta的主要工作可能是「破坏活动」。不论一个成员的动机为何（有些人性格不适合共事），如果Ta不断破坏活动，在组群中传闲话、扰乱组群议程，我们就可以将其视作「匪谍」 ，尤其有紧迫议程需要推进时，我们可以适当忽视这个成员的意见；相应来说如果一个人每次都积极做事，以民主的方式积极推进组群议程，那无论Ta是不是真正的「匪谍」都不会破坏组织的活动。这时需要注意的就仅仅是「匪谍」获取情报的功能，情报除了最明显的个人身份信息、住址外也有很多种，谁和谁私交甚好，谁的经济来源是什么，谁有什么把柄也都是情报的一种。英国曾有一位卧底警察在环保团体潜伏七年，积极参与活动，和团体内十数名异性发生过性关系，最终屡次破坏团体行动，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题外故事：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f2f

3、其它形式的抗争

海外示威也许是中国人重夺公民身份的例外时刻，它给予了我们线下行动的勇气，但绝不应成为行动的终点。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我们的反抗要更具想象力，就形式而言并不存在「理想」的行动，重要的是「行动」会塑造新的形式，「抗争创造出新秩序所需要的语言。」

作为旧社会的遗老，我尝试在此想象新社会的未来：

A、每个社群可以尝试制作在地的自媒体，分享对国内外社会新闻的看法，在地的生活经验；有条件的可以去采访其它社群的抗争者，采访其它族裔的受压迫者，去争夺「微信公众号」的生态位。

B、各个社群保持沟通，尝试跨国别、跨地域更大的串联。

C、关注中国之外的议题，积极参与在地政治，试图在本地争取更大的影响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出现在任何有火花的地方。

D……

1968年布拉克之春因为苏联的入侵而失败，但捷克人民的反抗意志和追求自由精神却一路传承，直到孕育出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这是我们今人的视角，但如果你设身处地地代入一个70年代的捷克反贼呢? 68年你所参与的民主运动失败了，70年代是远比60年代更黑暗的岁月，身边也不会有人知道十多年后将迎来崭新的未来，你会感到绝望吗？你会因此放弃吗？

也许89年的中国就是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也许今日的中国就是捷克的70年代，一个看起来是至暗时刻，但仅仅是曙光尚未到来的时代，曙光不曾是从天而降的礼物，而是每个时代每个人应尽的义务。我们未必能在每一次示威中都看到立等可取的成效，但每个个体的微小行动共同构筑了历史，也化作未来那个自由中国的万千基石。也许今天我们无论怎样挥洒热血也无法赢他们一次，但能与你们并肩作战，是我此生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