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生活三十五年

6 月 4 日

六四在中國失去的這三十五年歷史中，雖然它的中心是空的，但輻射出去是更廣闊的天地，是一個正在不斷發展中的精神和理想圖騰，其內涵變得越來越豐富厚重。

其實我還沒有三十五歲，1989 年我也還沒出生。但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從大明王朝1566 年就已經活著了，活到今天如行屍走肉。

我們常說中國人沒有歷史，但往往中國人這個群體身上顯現的疲憊與痛苦，又確鑿無疑是歷史的遺留。他們能瞬間夢回清朝，滿嘴的“我要洋人死”、“八旬老太守國門”、“與小日本不共戴天”，卻獨獨將終於步入現代的部分忘卻。或者這二者本來就是互相「成就」的，是種下的因所結的果。

我就在中國著名的社群平台「小紅書」上看到，有人將6.4 期間不允許換頭像和背景，當成是全國高考的某種舉措，進而合理化它的存在。

沒有經歷過共產中國的人可能會覺得，六四被遺忘，肯定也有你民眾自己的原因在。但禁令都已經挖空心思到這份上了，幾乎是抹除成空白，寧願退回至清朝、大明王朝1566 年，寧願走進歷史的死穴，也不要這段企圖前進的歷史。民眾又能傳遞什麼呢，即使是僥倖的親歷者，也只會變成一個整天跟自己兒女說「少在網路上發表意見」的人。一代終將老去。

而相應的，我們更能看懂蘇聯笑話，也只是因為我們生活在共產中國。很殘酷的事實是，沒有人需要對審查擁有想像力，我們對萬事萬物有想像，但唯獨不可對審查有想像，因為後者就是為了限制前者而存在的。那些記錄審查的作品，饒有興味地添加意義，也只不過是對審查的一種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表現。但換句話說，除了和審查玩把戲，我們還能玩些什麼呢。

今天早晨醒來，我翻閱了谷歌最先能觸及的六四資訊，它們大多由照片和眾人的口述記憶構成，最使我感到心痛和憤怒的證詞是：

「軍隊凌晨抵達時，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一名20歲學生對美國之音說，為躲避槍擊，他花了近兩個小時才爬出廣場。他說，一路上他看到數百具屍體。

這名學生說，他看到四名女大學生請求軍人不要殺她們。他說，其中一名女子抓住軍人的腿，軍人的回應是用刺刀刺她。他看到軍人向其她三人開槍。」

然後我在X 看到了一些倒地的學生照片，鮮血真的如人們記憶中那樣慘烈，雪片般的照片紛揚於中國之外的互聯網——我相信六四在中國失去的這三十五年歷史中，雖然它的中心是空的，但輻射出去是更廣闊的天地，是一個正在不斷發展中的精神和理想圖騰，其內涵變得越來越豐富和厚重。

我沒有辦法在今天訴說“家”，訴說一切“溫暖、幸福、束縛、逃離”，雖然它聽起來與我的處境如此相似，它可以是我與中國的關係，但我並不想這樣纏綿悱惻地重複一種虛假的感情，而導致最終毫無表達，只是落入一種又怨又恨的前現代家國關係——一個需要被反覆確認的常識是，家並不是國，並不意味著它可以侵入到我的房間裡，搜查我的思想。

在那個我們姑且可以稱之為「家」的房子裡，土地是七十年後就要被政府收回的，門即便有鎖，也是社區居委會可以任意闖入的，我母親的女兒們，學過新聞、做過網路工作，或畢業後一直在待業，還有需要高考，他們事無鉅細地掌握，以便有一天能夠加以利用。且就在這過去的三年間，已經無限度地利用過，再也沒有交還。

從6 月4 日的凌晨開始，我就變成了需要被管控的“海外IP”，我一張圖都發不出來，儘管我已經不打算再測試審查，但它就這樣凶狠站在我面前，將賽博空間也圈成自己的領土。住在香港的朋友發了一條朋友圈，但我也知道，那條可能只有我和她可見，「牆」是如此的冷酷，且如此見效。

而紐約時代廣場的看板廣告，正在等待當地時間的6 月4 日到來，人們將在那裡上架台灣，讓全世界看見台灣人對於民主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