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南下的狂潮：从中国国家主义看周庭流亡

"I decided not to go back to Hong Kong."

周庭穿着黄色卫衣，神情憔悴，面色凝重对着镜头说道。

"Of course I hope to go back if Hong Kong one day become...you know became a free place and democratic place..."

镜头的另一边是Reuters（路透社）。一个对周庭的专访。那天是2023年12月5日（香港时间），她宣布弃保不回香港报到的两天后。

我完全没有意料到，12月4日早上醒来，一位在公众面前消失了两年半的学生领袖，突然在Instagram上撰写了一大段文字，宣布流亡。

毫无悬念，周庭宣布流亡成为那天最大的新闻。

从加入学民思潮（Scholarism），到与黄之锋、罗冠聪创办香港众志（Demosisto）；从参选2018立法会补选，到被选举主任DQ（取消资格）；从积极投身香港反送中运动，到因被控「煽惑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罪入狱……周庭这十年，可谓起起落落，命运多舛。她的十年，也是一代追求民主的香港人的命运缩影。是什么把他们从原本的安逸幕后推到了最前线？背后的巨兽之一，是中国的国家主义狂潮。

中国崛起与香港困局

自1978年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开始腾飞。尽管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仍是共产主义（communism），中国也并未成功走向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在威权体制（authoritarian system）下停滞不前。但中国庞大的市场与人口众多的劳动力，辅以中共较合适的市场经济政策和一批中共党内熟练的的技术官僚管治，仍是创造了「中国奇迹」，经济与国家在全球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尤其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更是创下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在中共宣传与现实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的国家主义也随之崛起，无论是官方抑或是民间，「强国」心态、对外「战狼」，都成了近十年最典型的写照。从上至下，一种「中国已经崛起」的优越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蔓延，言语之中不离各种自信、中优西劣，甚至「东升西降」。

但另一边厢，1997年主权移交后实施一国两制的香港，不知不觉已成为中国治下的「边疆」。由于香港在近代历史上被英国殖民已久，长期与中国（内地）区隔，且1997年后中国的管治成绩乏善可陈，不可避免地，香港在主权移交后的二十余年里加深了异于中国的身份认同。这在国家主义狂潮下自然是无法容忍的。说到此，我们便不得不提到美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边疆理论（frontier theory）。

拉铁摩尔认为：

「边疆地区是国家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地方，也是国家内部的多元文化和民族交融的地方。这些地区的发展状况、民族关系、与邻国的交往等，都会对国家的内部稳定和外部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按照此理论，国家与边疆的关系即为：

「国家与边疆地区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互动的过程。国家的政策会影响边疆地区的发展，同时边疆地区的变化也会反过来影响国家的政策。」[1]

以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去阐述复杂且不稳定的中港关系（China-Hong Kong relations），在某种程度上大致适用。早在2013年，香港中文大学的彭丽君（Pang Lai-kwan）教授对于香港在中国的定位已有一定的深刻认识与隐藏的担忧，她认为，香港作为中国的边缘，一直都有自危感，害怕被中国完全支配和同化，但香港并不乐意充当「边缘」，而是希望成为「中心」。 [2]

中国对香港的角色存在也一直抱有戒心，因为香港是一个与国际高度联通，且拥有较高度自由的「边疆」。中共官方害怕香港成为推动民主化的基地，害怕香港会影响「国家安全」，自然与香港希望成为「中心」的夙愿产生不可逆转的张力。 《香港国安法》（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匆忙落地香港可以说是一个强大的中国国家主义导致的必然结果。在国家主义浪潮下，中共官方与中国国民对香港独特的自我身份认同予以完全否认与打压，并为了确保对香港的完全管治，「加码」限制香港的自由，致力于将香港真正整合进「中国」[3]，用中共官方语言表述即为「完全回归」。

这是一个消灭边缘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往往通过制造边缘与等级，以求维持甚至强化自我的权力。边缘之内是「我们」，边缘之外为「它者」（alterity），诉诸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表述即为「境内」与「境外」。一般来说，中国的国家统计，例如人口、经济增长、平均收入，都不会把属于境外的香港和澳门放入，最明显且耳熟能详的表述是：以上数据不包括港澳台。 （值得一提，台湾仅是中国声称对此拥有主权，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目前统治台湾的是1949年因国共内战败退来台的中华民国。）但近年来，中国在步步紧逼，希望将香港这个边缘变为「完全的中国一部分」，同时通过大量输入中国（内地）人口，「腾笼换鸟」，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以图在政治和文化上不再区分「我们」与「它者」。

控诉，或许是一个缩影

让我们将视角回到周庭，她被迫选择流亡，最大因素在于《香港国安法》。此部为「维护国家安全」严苛得过头的法律让她在香港无容身之地。

她其实并不是第一个流亡的民主派人士，大量的香港民主派、本土派人士在2020~2021年这两年中已基本离开香港，踏上陌生未知的西方土地。她走上流亡之路时已是「掉队」。但她的故事，与她的冷静控诉，所折射的是中国国家主义在香港的横行无阻。中国国家主义已经跨境南下，越过罗湖桥，暗涌到香港每一个角落。

出狱后，我仍需遵守国安法的担保条件，需要定期报到，护照亦一直被没收，不能出境。按照国安法的程序，每三个月，国安都会要求我签署一份「扣留旅游证件通知书」，通知我护照会被多扣留三个月，三个月又三个月，三个月又三个月。每次报到，我也担心会随时再被拘捕，即使回到家，也总是想像着，国安会否在某个清晨，就如上次般，敲打着我家的门，试图把锁撬烂，破门而入，再次用某个罪名把我带走。每天，这些想像也会在我的脑海里涌现，而我除了大哭、崩溃、颤抖，又或者和朋友诉说我的恐惧，我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做不了。
后来，随着症状愈来愈多，情况愈来愈来严重，经过医生诊断，我知道了，原来这些东西名为焦虑症、惊恐症、创伤后压力症，以及抑郁症。几个情绪病的混杂，令我的身心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而我也知道，自己无处可逃。

冰冷的文字，触目惊心的经历，我们无法想象在那种生活下所要承受的压力与痛苦。但她的痛苦经历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缩影，那些因各种罪名入狱或者已经出狱的民主派人士与普通的抗争者，所承受的身体和心理的折磨或许大同小异。国家主义浪潮扑到每一个人身上，都是遍体鳞伤，万劫不复。

周庭写，为何她可以离港留学，是因为：

如果我想到加拿大升学，还有一个条件：「跟我哋返一次大陆」（即是由香港警务处国安处人员「陪同」和「保护」到中国大陆）。国安会安排和我一起申请回乡证，然后一同到深圳一日，完成行程后他们便会把护照交还给我，我只需在大学假期时回港报到就可以。

不过有司如此安排周庭的深圳之行，可能会令我们哑然失笑：

当天，除了某些吃喝玩乐的行程，我还被安排参观「改革开放展览」，了解中国及共产党的发展，以及历代领导人的「辉煌成就」；之后我也被安排到腾讯总部，了解「祖国的科技发展」……在参观改革开放展览和腾讯总部这些「重点行程」时，我亦有被要求和展览的灯箱/logo打卡合照，随行的深圳人司机也不断拍下我的照片。

有司所安排的这一切，无论是受北京指示，还是创新执法，以深圳之游换取出境自由，在法律上，既不符合香港本地法例的《刑事诉讼程序条例》（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甚至也不符合中国在香港强制实施的《香港国安法》（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4]按国家主义视角，背后的是国家中心要求边疆的「强制性认同」。若果周庭就此屈服抑或是选择沉默，她的无奈行为什至以后会被当局用作宣传：周庭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下，洗心革面、改过自新，最终由心底爱国爱港。

坦白说，我从不否定中国的经济发展，但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要将争取民主的人送入监牢、限制出入境自由，还要求以进入中国大陆参观爱国展览作为取回护照的交换条件，这何尝不是一种脆弱呢。

这是周庭在Instagram写下的其中一段令人深思的话，笔者在此不予置评。至于周庭的话是信口雌黄，还是入木三分，相信读者们，特别是在中国生活过的读者们心中自有定论。

胜利，还是失败？

清除「反中乱港人士」、大力践行「爱国者治港」原则、「完善」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力推爱国教育……这些都已在香港成为常态化的管治。很明显，在「新香港」，周庭自然是被打为「二等公民」，中国当局与香港当局不会容许她这种「反中乱港头子」参政议政，遑论挑战不民主的香港政制和背后更加威权强硬的中国。流亡于是成为周庭追求自由的唯一选择。

在共产主义中国，爱国与否的标准一直是被党国牢牢控制，国家主义要收还是要放，最终选择权都是掌握在北京手里。香港在直面国家主义大潮中试图奋力一搏，向中国说不，最后却不免面对宿命般的失败。日前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已经结束，新选制下，胜选的自然是清一色的「爱国爱港人士」。不过12月10日却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数据：投票率仅为27.54%，创下1997年主权移交后的新低。中国国家主义在香港似是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但这种咄咄逼人的胜利到底可持续多久，又是否是一个代表民意的真正胜利？一国两制仍在成功地运作吗，在这暗流汹涌的国家主义之下？周庭与一众香港人的流亡、近五十万香港人的离开，他们又在默默告诉我们什么？

或许只有等到大潮退去，历史翻篇，结果才可被真正言说。

参考资料

1. 关于Owen Lattimore提出的边疆理论，详见《中国的内陆边疆：一个地理学家的观察》一书。

2. 参见：彭丽君：《边城对话 : 香港‧中国‧边缘‧边界》.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3.

3. 这里的「中国」不是指政治上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指文化与国族主义语境下的「中国」。

4. 周庭以深圳游才可换取拿回旅行证件一事所涉及的法律问题，黎恩灏（Eric Lai）博士在他发表于The Diplomat（外交家）的《What Agnes Chow's Case Tells Us About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一文中有详细阐述。全文： What Agnes Chow's Case Tells Us About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 The Diplom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