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挟持的「五四百年」

百年前的今天，因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无力捍卫主权，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在游行途中，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新文化运动由「五四」走向高潮。

以文学思想革命为首的革新运动开始于1917年，要求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通用文字，陈独秀、胡适等学者通过《新青年》等刊物攻击旧礼教、传播新思想，「民主」和「科学」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破土而生。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环，「五四」把思想解放由文化层面带到政治层面。

被误读的「民主」

从1919年到2019年，百年沧桑，华夏土地经历了北洋、民国和中共三代政府，「科学」随着世界浪潮不断向前翻涌，「民主」却沉浮夭折于极权之下。在兼容并包的旧社会，打开了一个缺口放入「马克思」这匹今日可称之为「外国势力」的野兽，因第三国际的协助，中国共产党得以成立，并在数次革命后借壳上市，以「人民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 「求自由」与「求解放」自「五四」而始，从未中断，擅专阶级斗争的中共利用工农发动革命，大搞土改，斗地主，三反五反斗工商阶层，反右运动波及社会各界，到文化大革命一度制造出十年的社会动乱，民众在解脱于皇权的环境里寻求新的苦主，正正是被中共利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中式民主」。当政治走向开明，「五四」的精神影响便卷土重来，八十年代决定改革开放、平反各类冤假错案，社会上大兴「读书无禁区」和各类「民主墙」，直至「五四」70周年时的「六四」被镇压，正式宣告民主与中共是水火不相容的二体——民主只能被利用，而不能被实践。

「五四」的求民主与解放的精神中止了吗？当历史打开一个缺口，人民被启发，便不会中止，只需要合力把这个缺口推的更大。所以极权下大有牺牲，那些左翼学生、声援工人的民众、维权律师都难免被消失和落狱，诸如对香港和台湾的「民主承诺」注定只是空头支票，而这些境地下的抗争，更会被极权社会以各种形式介入来制造政治犯。暴力夺取的政权若不以民主为归宿，最终也必然会被暴力推翻。

被滥用的「民族热潮」

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旋律，「五四」更是因民族主义的一腔热血让学生上街痛打政府官。这种热血是源自清末政府无道而饱受列强入侵，是「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的民族愤懑之情。之外，「五四」年代的民族主义本义是反思自身的民族传统，批判正统中国文化和旧有的民族恶习，如废八股、废缠足，用外来的民主与科学的冲击来武装自己。走上街头的学生从本质上说，并不是揭竿起义式的夺权推翻政府，而是在新文化运动的环境里被启蒙，从而破旧立新，这样一种思潮延续到文革时期，被推上顶峰。但「五四」的「破」不等于毁灭，中共将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扭曲为视一切外来势力为敌，培养出一系列反美、反日、反西方的精英，形成现中国当权者资产都在国外、亲属握有绿卡的矛盾与困局，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其意识形态已经破产的现实。

「五四」的民族主义，是借西方来改进中国传统文化，胡适在其《中国传统与未来》一文亦有说明当时的对旧文化的批评，是对负面部分的批评。这样的民族主义是良性的，良性才能推动自我的更新，也因此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革新旧习俗并没有造成非常大的社会冲突，社会思想兼容并包，民间允许各种讨论和办报，北洋政府亦不因此滥捕或大开杀戮。

而今大行其道的民族主义将「五四」时学生的激情假以利用，以共青团中央为首的青年领导集团煽动青年崇拜「核心」，视民主、科学价值为洪水猛兽，垄断新闻以制造与各种普世价值的对立，来彰显「民族底气」和「文化自信」，狭隘的民族主义被发挥到极致。政治集团的公开发言更不断引用儒家语言，甚至编撰出一本《习近平用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语言已甚少出现。因为当意识形态无法站稳，民族主义就变成重建政权正当性的极好用武器。

被曲解的「爱国主义」

无可置疑，五四运动有深刻的爱国主义作为原动力，但「爱国」在当时的语境下，是爱当时的北洋政府吗，若是，那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软弱到底是该恨还是爱呢？爱是一种自发的情感，我爱自己的同胞，爱身下这片土地，才会上升到爱自己的国家。中文的「博大精深」常常容易让人迷失在「爱国到底是爱什么」这个命题里。资中筠先生曾经这样解释「国家」在英文中的含义：「第一个乡土观念是country，第二个观念对应的是nation，就是成为一个民族了。但是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所以又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它是一个共同体这样的观念。」所以，五四运动所表现出的爱国，是基于乡土，对民族的救亡之感，而不是对state（政权）。当爱国变成爱政权，也就变成传统意义上的忠君，忠于某个政治权力的集合、忠于某君，根本不是「五四」传递出的爱国主义，相反，与「五四」「反权威」的精神背道而驰。

中共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曾撰文说：「真国家者，牺牲个人一部份之权利，以保全体国民之权利也。伪国家者，牺牲全体国民之权利，以奉一人也。」而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最高掌权者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却说，爱国主义的本质是爱党，要「听党话、跟党走」，不由得感叹，百年轮回，首任书记的思想尚未落地开花，中国又回到「奉一人」之国。当我们俯下身，透过「爱国」这个口号，讨论当我们在爱国的时候，究竟要爱些什么、做些什么的时候，这个行动就是不被允许的，或者说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不爱国的，便是当代爱国最为吊诡之处。而这片土地，同时在不断地驱逐那些爱国的人、真正希望社会改变的人。在那个年代，有掉脑袋也要救国的仁人志士，有弃医从文的社会批判家，有留学海外无论如何也要回来改造中国的精英贤达。如今财富可以自由转移，移民便是最大快活。我想，「五四」百年对当权者的最大启示，相比高举所谓「爱国主义」愚民洗脑，如何解决这些「爱国危机」，看来更为棘手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