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挟持的「五四百年」

蘇查哈爾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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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今天,因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无力捍卫主权,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在游行途中,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新文化运动由「五四」走向高潮。

以文学思想革命为首的革新运动开始于1917年,要求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通用文字,陈独秀、胡适等学者通过《新青年》等刊物攻击旧礼教、传播新思想,「民主」和「科学」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破土而生。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环,「五四」把思想解放由文化层面带到政治层面。

被误读的「民主」

从1919年到2019年,百年沧桑,华夏土地经历了北洋、民国和中共三代政府,「科学」随着世界浪潮不断向前翻涌,「民主」却沉浮夭折于极权之下。在兼容并包的旧社会,打开了一个缺口放入「马克思」这匹今日可称之为「外国势力」的野兽,因第三国际的协助,中国共产党得以成立,并在数次革命后借壳上市,以「人民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 「求自由」与「求解放」自「五四」而始,从未中断,擅专阶级斗争的中共利用工农发动革命,大搞土改,斗地主,三反五反斗工商阶层,反右运动波及社会各界,到文化大革命一度制造出十年的社会动乱,民众在解脱于皇权的环境里寻求新的苦主,正正是被中共利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中式民主」。当政治走向开明,「五四」的精神影响便卷土重来,八十年代决定改革开放、平反各类冤假错案,社会上大兴「读书无禁区」和各类「民主墙」,直至「五四」70周年时的「六四」被镇压,正式宣告民主与中共是水火不相容的二体——民主只能被利用,而不能被实践。

「五四」的求民主与解放的精神中止了吗?当历史打开一个缺口,人民被启发,便不会中止,只需要合力把这个缺口推的更大。所以极权下大有牺牲,那些左翼学生、声援工人的民众、维权律师都难免被消失和落狱,诸如对香港和台湾的「民主承诺」注定只是空头支票,而这些境地下的抗争,更会被极权社会以各种形式介入来制造政治犯。暴力夺取的政权若不以民主为归宿,最终也必然会被暴力推翻。

被滥用的「民族热潮」

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旋律,「五四」更是因民族主义的一腔热血让学生上街痛打政府官。这种热血是源自清末政府无道而饱受列强入侵,是「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的民族愤懑之情。之外,「五四」年代的民族主义本义是反思自身的民族传统,批判正统中国文化和旧有的民族恶习,如废八股、废缠足,用外来的民主与科学的冲击来武装自己。走上街头的学生从本质上说,并不是揭竿起义式的夺权推翻政府,而是在新文化运动的环境里被启蒙,从而破旧立新,这样一种思潮延续到文革时期,被推上顶峰。但「五四」的「破」不等于毁灭,中共将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扭曲为视一切外来势力为敌,培养出一系列反美、反日、反西方的精英,形成现中国当权者资产都在国外、亲属握有绿卡的矛盾与困局,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其意识形态已经破产的现实。

「五四」的民族主义,是借西方来改进中国传统文化,胡适在其《中国传统与未来》一文亦有说明当时的对旧文化的批评,是对负面部分的批评。这样的民族主义是良性的,良性才能推动自我的更新,也因此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革新旧习俗并没有造成非常大的社会冲突,社会思想兼容并包,民间允许各种讨论和办报,北洋政府亦不因此滥捕或大开杀戮。

而今大行其道的民族主义将「五四」时学生的激情假以利用,以共青团中央为首的青年领导集团煽动青年崇拜「核心」,视民主、科学价值为洪水猛兽,垄断新闻以制造与各种普世价值的对立,来彰显「民族底气」和「文化自信」,狭隘的民族主义被发挥到极致。政治集团的公开发言更不断引用儒家语言,甚至编撰出一本《习近平用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语言已甚少出现。因为当意识形态无法站稳,民族主义就变成重建政权正当性的极好用武器。

 

被曲解的「爱国主义」

无可置疑,五四运动有深刻的爱国主义作为原动力,但「爱国」在当时的语境下,是爱当时的北洋政府吗,若是,那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软弱到底是该恨还是爱呢?爱是一种自发的情感,我爱自己的同胞,爱身下这片土地,才会上升到爱自己的国家。中文的「博大精深」常常容易让人迷失在「爱国到底是爱什么」这个命题里。资中筠先生曾经这样解释「国家」在英文中的含义:「第一个乡土观念是country,第二个观念对应的是nation,就是成为一个民族了。但是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所以又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它是一个共同体这样的观念。」所以,五四运动所表现出的爱国,是基于乡土,对民族的救亡之感,而不是对state(政权)。当爱国变成爱政权,也就变成传统意义上的忠君,忠于某个政治权力的集合、忠于某君,根本不是「五四」传递出的爱国主义,相反,与「五四」「反权威」的精神背道而驰。

中共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曾撰文说:「真国家者,牺牲个人一部份之权利,以保全体国民之权利也。伪国家者,牺牲全体国民之权利,以奉一人也。」而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最高掌权者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却说,爱国主义的本质是爱党,要「听党话、跟党走」,不由得感叹,百年轮回,首任书记的思想尚未落地开花,中国又回到「奉一人」之国。当我们俯下身,透过「爱国」这个口号,讨论当我们在爱国的时候,究竟要爱些什么、做些什么的时候,这个行动就是不被允许的,或者说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不爱国的,便是当代爱国最为吊诡之处。而这片土地,同时在不断地驱逐那些爱国的人、真正希望社会改变的人。在那个年代,有掉脑袋也要救国的仁人志士,有弃医从文的社会批判家,有留学海外无论如何也要回来改造中国的精英贤达。如今财富可以自由转移,移民便是最大快活。我想,「五四」百年对当权者的最大启示,相比高举所谓「爱国主义」愚民洗脑,如何解决这些「爱国危机」,看来更为棘手和重要。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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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查哈爾燦專欄寫手、記者。 雪城大學麥克斯韋公民與公共事務學院 關注公民社會 | 政制改革 | 社運思考 文章見諸《立場新聞》《眾新聞》《獨立媒體》《關鍵評論》《癲狗日報》等 Email: birdy.goodluck@gmail.com X: @scharry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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