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以愛國為信仰的神權國家

“中國是一個無神論國家”，大概是關於中國性質的各種議題中，最不存在爭議的一個。中國有沒有搞資本主義，將來還搞不搞資本主義，是有爭議的；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是有爭議的；中國政府是不是偉大光榮正確，是有爭議的；中國是不是威權專制國家，是有爭議的……中國政府、其支持者和反對者不可能對以上任何一個議題達成一致，卻很有可能一致同意，中國是一個無神論國家，中國人大多是無神論者。

然而，在1949年之後發生在中國的很多事，如果不用“中國是一個神權國家”來解釋，是很難說得通的。當今的中共全方位實施的意識形態控制，其實並非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而是化簡到極致的“黨國一體，愛國至上”神學。中國共產黨、國家政府、國家領袖、中華民族、中國，五位一體，神聖不容侵犯——這就是中國國民在長期現實生活中被灌輸的“愛國教”教義。

相信當今世界上的大多數人都具備一個常識：只要是人類創造的思想體系，都是可以討論乃至質疑的，否則哲學、政治學、法學等一切人文學科就無從發展甚至存在下去了，甚至連經濟學、公共衛生學等兼有人文性質的學科也會受牽連。這一基本常識甚至可以擴大到神學領域：相當一部分神學素養比較高的宗教信徒也會同意，在信神這一大前提之下，有很多概念和細節值得討論，這在教內並非禁忌。

然而，如果是在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除了代表唯一真神的統治集團，其他任何人連提及真神的權利都不見得有，更不必說是解釋真神、質疑真神了。

在當今中國，情況就是如此：

中國共產黨目前的真理闡述權屬於習近平，然而，在官方出版物、喉舌媒體等宣教平台以外的地方，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展示、解釋習近平語錄都會蒙上反黨反華的嫌疑，輕則刪帖封號，中則網暴社死，重則訓誡坐牢。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真理闡述，尤其是革命黨時期的那些，雖然也享受類似待遇，理由卻大不相同，更接近於“竟敢拿前朝的尚方寶劍來斬本朝的官”，默認“歷史文件不具備法律效力”，一切以當今最高指示為準。

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用最高指示覆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娛樂明星的髮型、耳環和紋身，到新冠防疫的病毒清零、輿情清零和經濟清零，可謂面面俱到。只有在試圖與國際經濟接軌的短暫歲月中，中央暫時削減了“玉音放送”的力度和頻度，才讓人民產生了我們並不缺少自由的錯覺。現在，隨著中央的聲音越來越大，覆蓋面越來越廣，“不一樣的聲音”（李文亮語）也越來越小，覆蓋面越來越窄了。這是很簡單的此消彼長的道理。

中國共產黨的外交發言越來越趨近於一種風格，那就是為了維護“愛國教”教義無視最基本的邏輯和事實，睜眼說瞎話。作為外宣，外國對此風格言論的反響大部分中國人也看不到，哪怕是實在瞞不住的脫鉤和製裁，明面兒上也不會跟外宣聯繫在一起；作為內宣，積極意義則十分明顯，那就是強調“黨國一體，愛國至上”的教義足以凌駕於邏輯和事實。正如電信詐騙犯使用的不標準普通話口音能夠篩選出目標對像一樣，不講邏輯和事實的外交發言，自然能完成“信者愛國，疑者恨國”的簡單篩選。當人們看到作為中國絕對統治者的中共，在對外場合的價值排序是“愛國”遠大於“邏輯”加“事實”，自然會知道遇到愛國問題的時候該怎麼站隊才最安全。

歸根到底，當愛國成為一個信仰問題，那也就不成問題了。信仰當然不需要思辨說理，信仰就只有信與不信。一般情況下思考問題，是先有過程再出結果；信仰問題則恰恰相反，先出結果再生成過程。

於是，中國人就分成了兩類，信仰愛國教的和不信愛國教的。後者往往也認為自己愛國，只可惜她/他沒有拿出宗教信仰的覺悟來愛，不能將立場、信仰放在凌駕於邏輯、事實、道德底線的位置上，所以在前者那裡也就被剝奪了愛國權，即使自稱愛國也無濟於事。

比如說，不信愛國教的人看到了一個事件，就會提出問題和意見，她/他完全不知道自己這時候觸犯了宗教禁忌。很多情況下，她/他會認為這不僅對政權毫無威脅，甚至還有可能鞏固政權的統治，簡直是一種愛國行動。

而信仰愛國教的人看到了一個事件，只會等待官方的通知：如果等不到，就說明這事是假的或不重要；如果等到了，那當然“以官方說法為準”。至於擅自提出問題和意見的那些人，都是在給黨、給國家找不痛快，讓黨、讓國家丟臉。假如他們真的愛國，就不會不顧及黨和國家的面子。所以他們不愛國，動機就是壞的，說詞當然都不可信。

當愛國問題不是社會生活的主旋律的時候，以上兩類人還能貌似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恰如1978至2008這三十年間大多數時候的狀態一樣。彷彿所有人都只想著促進經濟建設，生活自然就會變得更好。如果有人提出問題，似乎也不是不可以解決。比如以前有收容遣送制度，因為孫志剛被廢除了；以前有流氓罪，成年單身女性只要跟幾個男人發生過非婚性關係就有可能坐牢甚至被槍斃，現在也沒有了。

可是，當難以解決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多，只依靠經濟也不能完全解決的時候，中共就會引導民眾把問題統統扔進愛國領域的大口袋。於是這些問題一下子變得很容易解決了：愛國，問題就不存在，或者會被國家解決；不愛國，就會抓著問題不放，傷害群眾的愛國心。

所以前幾年香港的問題，在愛國教信徒這兒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製度問題，而是愛國問題：只要被扣上了港獨的帽子，別的什麼都不用說，別的什麼也不必聽了，鎮壓就是硬道理。往前算的藏獨、疆獨，早晚要清算的台獨，都是同樣的道理：只要與愛國有關，誰都不能打我，我則誰都能打。這是信仰問題，對異教徒，可講不起仁義道德！

就算離開中國，信仰也不是那麼容易改變的。所以留學生里保持著愛國教信仰的人大有人在，而且因為來到了一個“異教徒”國家，潛意識裡充滿了恐懼和仇恨。而不信仰愛國教的人往往因為到了國外就比較放鬆，或者因為適應環境變化自然採取了對愛國教更不敬的態度。這些表現看在愛國教信徒眼裡，就是確鑿無疑的叛教行為。因為他們潛意識裡認為所有中國人，當然也包括所有中國留學生，都理應愛國，也就是跟自己一樣的愛國教信徒。所以他們使用撕掉對方海報（類似於刪帖禁言）、向國內舉報之類手段毫無心理負擔，因為這是誅殺異端的信仰之戰。

而作為他們攻擊對象的非愛國教信徒者，則會發現在這場單方面認定的戰爭中，自己既沒有將對方逼入絕境的戰鬥意願，又沒有向國內舉報、跨國網暴這樣的殺手鐧。不管是按中國規矩還是按留學所在國規矩，一旦雙方實名對峙，政治少數派都是損失更大的一方。

說到這裡，不信仰愛國教的人，或者說政治少數派，大概很有理由感到悲觀。己方所能取得的最大勝利，無非是迫使一些愛國教信徒被退學遣返；而己方的損失，卻是無上限的，甚至可能累及家人。

可是這就是出生於一個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卻有條件選擇放棄信仰的人要面對的現實。我想強調一點，哪怕是在這樣極端的局面下，我也並不認為不信仰愛國教的人和信仰愛國教的人就只能是敵人。

無神論者往往認為宗教信徒缺乏智力，宗教信徒往往認為無神論者缺乏道德，這兩種意見都是偏見，也都能通過各人確認自己懷有的偏見得到改變、增進理解，哪怕只是一點點。

我想，無論政治少數派再怎麼迴避愛國教信徒，由於我們成長在他們中間，總會有一些我們還留戀的人在那個陣營裡。如果你信任你們之間的關係，信任對方的人品和思維能力，還能確定對方不是那種最盲信的愛國教信徒，那麼，不妨考慮啟發對方意識到愛國這件事在中國的宗教色彩。也許你還有機會保留這段你珍視的關係，多叫醒一個人在萬難打破的鐵屋子裡陪你。是的，這真是太損了；但是我相信如果你的判斷正確，對方應該也早就因為現在的中國而感到痛苦了，你並沒有加深對方的苦難，反而能讓她/他看清自己的病因。

無論如何，作為無神論者，我依然尊敬某些宗教信徒，比如林昭、比如托爾斯泰、比如Nassim Nichlas Taleb。愛國教信徒裡就一定沒有值得我尊敬的人嗎，我想還是有的。雖然目前為止我發現的這類人，似乎都正在朝棄教的方向發展。但是我會保持開放的心態：中國人這麼多，世界這麼大，也許有一天，會有一個真正把愛國當作信仰的人，不會把我視作異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