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北京高层不再第一时间视察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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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起，受到超强台风“杜苏芮”影响，京津冀地区遭遇特大暴雨并引发特大洪灾。但诡异的一幕是，截至发稿时，中央仍未对河北省包括涿州和霸州等地特大洪水定调，也没依旧例临时成立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毫不意外又没有出现在救灾现场。

8月5日，新华社发长文受到各大官媒纷纷转载。该文高度赞扬习近平指挥北京防汛抗洪救灾，称早在7月上旬，习近平就已经对防汛救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但这篇文章刻意淡化和模糊了几个问题：1.把京津冀地区大面积暴雨洪水灾害，淡化成仅北京一地局部地区严重受灾；2.对河北涿州和霸州等地因泄洪导致严重水灾只字不提；3.不提习近平是否亲临洪灾一线督导抗洪抢险工作。

在中国公众记忆中，习近平自上任以来，从未像前任江泽民、胡锦涛一样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指导抗洪抢险工作。而今次救灾工作毫不意外，与前几年抗洪救灾一样，又组织得一塌糊涂，官媒还被网友扒出用大量假照片和摆拍宣传救灾工作，结果习近平一人又冒贪天之功。

此外，自河北洪水灾情发生以来，中国各大官媒回避在头版头条或重要位置报道灾况，只在比较不显眼的位置提到了救灾工作。这些给人一种直观印象：京津冀洪灾似乎没有那么严重。但根据网路上不断流出的灾区影像资料来看，事实却非如此。这些反常迹象不合常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北京高层怎么不再亲临一线督导救灾工作了？

1. 总书记绕着灾区走

习近平从2013年上任以来至今，从没在第一时间前往灾区或重大安全事故现场督导救灾抢险工作。从2013年芦山地震、2014年昆山中荣工厂爆炸和鲁甸地震、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2016年安徽和湖北水灾、2019年响水化工厂大爆炸和十六省水灾、2020年武汉肺炎和南方水灾、2021年郑州水灾、2022年广东水灾，到2023年福建水灾、京津冀水灾、哈尔滨水灾，习近平或者直接绕开灾区（或灾难地点）去其他地方视察，或者派北京高层为代表前去视察，或者在灾后几个月才去视察。这给人一种印象，习近平似乎总绕着灾区（或灾难地点）走，从不在第一时间出现在抢险救灾现场。

至少近30年以来，世界上主要国家领导人一般会在重大突发险情时，第一时间前往灾区或事发地点。这里的“第一时间”通常不一定指当天，因为安全因素，一般是几天之内。比如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胡锦涛在5月16日抵达绵阳、5月17日抵达汶川（温家宝已于5月14日到达现场）。在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中，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只在9月14日才抵达灾难现场。

领导人直到救灾抢险结束还不去灾区视察，无疑是反常现象。这除了跟领导人个性因素有关以外，通常还有别的原因。

关于习近平为什么不视察灾区的揣测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基于安保考量（包括刺杀和政变），前几年遇到所谓“北戴河会议”又传出“内斗”传闻。另外一种说法是，习近平要效仿毛泽东和邓小平玩弄权术，但是跟上面的揣测一样，既无法证伪，也不能给出有力解释。

比如“个人安危”说，就可能站不住脚。假如只是因为习近平自身安全顾虑不能第一时间去灾区，派总理或副总理视察灾区总在情理之中吧？但我们看到2016年以后，北京高层连代表也较少正式派出来了，大多数时间只依靠批示坐镇异地指挥。今年涿州水灾，连涿州市政府领导班子也集体隐形，乃至网友到处发“寻人启事”，大声质问市政府领导人去向。此外，习近平并不是完全不视察灾区。 2013年芦山地震一个月后，习近平视察了灾区。在2014年鲁甸地震半年多以后，习近平也视察了灾区。 2020年安徽洪水消退一个月后，习近平也去了灾区（当时还被媒体曝出有女公安假扮灾民）。习近平经常在中国各地考察，并不见得第一时间视察灾区，刺杀或政变风险就更高一些。要说考虑到灾害可能对领导人人身安全造成风险还说得过去，但江泽民和胡锦涛（包括当时总理）肯定也有同样顾虑，他们却能够排除万难奔赴第一线。这说明灾害因素至少不是现任领导人不第一时间去灾区督导的首要原因。

2. 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这个词不是舶来品，而是出自于中国美学家潘知常。 “塔西佗陷阱”指的是公信力破产的政府，不管做什么都会引起批评和质疑。

中国党媒最迟在2011年就已经注意到“塔西佗陷阱”。 《中国青年报》在2011年11月2日发文披露当时社会有人用“塔西佗陷阱”批评铁道部、批评红十字会、批评邵阳沉船事件政府处理不当、批评政府信息不透明、批评官员私德，甚至连天气预报也遭到批评。到2012年《人民日报》也发文承认“塔西佗陷阱”正在成为社会管理频繁面对的挑战。 2014年《中国青年报》根据中青舆情监测室报告称，负面事件印象盖过了当事方的事后补救，“再怎么说都没人信”的“塔西佗陷阱”已经形成。也就是说，中国官媒已经直接或间接承认了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公信力危机，而此后中国党媒、官媒对该词的引用频率极高。

2014年3月18日在河南省兰考县县委常委扩大会上，习近平还特别提醒全党注意“塔西佗陷阱”。这说明不但党媒、官媒注意到“塔西佗陷阱”正在成为现实风险，连习近平本人也注意到了。

但是情况到2017年又出现转折。 《人民日报》在该年1月初曾告诫政府不要自陷“塔西佗陷阱”，但是到12月中旬又整版连发三篇文章，否认“塔西佗陷阱”是政治学必然规律，说这是拿西方话语硬套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甚至否认中国政府存在公信力危机。 2017年风向转变可能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对待“塔西佗陷阱”时，转换了策略，从那以后，中国党媒和官媒上引用“塔西佗陷阱”的热度骤降。

但是参考消息网在2019年意味深长地旧事重提——在文章开头，开门见山地重提习近平2014年3月18日在河南省兰考县有关“塔西佗陷阱”的讲话，并受到《中国日报》中文网和环球网等媒体转发。即便如此，近几年该词在中国党媒和官媒上使用的情况仍然相当边缘化，并且频率大降。比如2022年《解放日报》在比较边缘的地方仍用这个词来告诫党政官员谨防公信力丧失。

从这种情况来看，中国政府在遭遇“塔西佗陷阱”时，遇到了矛盾纠结。一方面承认中国社会确实出现了公信力危机，一方面又把“塔西佗陷阱”当成西方话语对中国政治的挑战（虽然其实是中国人发明的），进而不承认中国政府公信力危机，或者至少认为在中国国情下公信力危机不是不可化解；但同时又念念不忘告诫党政官员警惕“塔西佗陷阱”。

习近平在2014年就注意到了“塔西佗陷阱”这个难题，这可能意味着，虽然明知公众期待他在灾害险情发生期间，前往灾区稳定民心，但不管去不去，他的政府都会遭到批评。尤其去了之后，如果仍然出现救灾不力，这对习近平个人的权威来说是重大污点。至于坐镇外地遥控指挥救灾，则有这样的优势：救灾得力归功领袖，救灾不力归咎官员。

2016年及以前，中国党媒和官媒照常发布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及时赶赴灾区视察灾情新闻。 2016年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比如2021年河南特大水灾，李克强在河南灾区视察的新闻只出现在中国政府官网，但中国官媒和党媒对此只字不提。 2020年李克强在重庆督导救灾工作时，情况也与此类似。当时只有国务院系统直属媒体转发，央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及其他中央媒体不予报道（或者故意延迟几天才报道），这不免引起外界对“府院之争”的遐想。假如总理确是受总书记委派来视察灾情，中国媒体的反应肯定不是这样。比如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人民网在报道时明确提到李克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并且该报道就在李克强抵达现场当天发出（央视新闻也滚动报道）。

这种情况，不排除跟2017年党媒和官媒在“塔西佗陷阱”问题上集体转向有关，也不排除国务院与党中央在这一转向上，产生了重大分歧。显然，当时国务院仍采取传统做法，一旦发生灾情，第一时间赶往灾区。但是党中央对此越来越冷漠，在2023年国务院换届之后，即便爆发京津冀特大洪灾，总理跟总书记仍双双隐形，仅委派一名副总理在灾情稳定几天后才慢吞吞地赶到涿州灾区。

从这种情况来看，在公信力危机面前，习近平代表的党中央确有“躺平”迹象，至少不再寄希望于在救灾一线作秀来重振信心。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也认为，中央和地方领导层都出现了“集体躺平”现象。

3. 泄洪致灾

河北距离北京较近，正常情况下，即便总书记不来视察灾情，把总理作为代表派过来是没有多大困难的。但是由于掘堤泄洪“保雄安”这个政治任务，给涿州和霸州等地民众造成洪灾，而且掘堤指令不大可能是地方政府自作主张，更可能是中央授意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再派代表来亲临一线督导救灾工作，恐怕会让中央感到难堪。

由于暴雨成灾，导致京津冀至少13条河流洪水超警戒线，部分地方政府只得掘堤泄洪，致使包括涿州和霸州在内的蓄滞洪区居民突遭洪水淹没。比如洪水重灾区涿州居民就在没有得到通知的情况下，在半夜泄洪，导致居民根本来不及撤离，而当局则对外声称“很多人没把泄洪通知当回事”，引起民众愤慨。这表明涿州政府是承认泄洪的。

即便媒体一再声称洪水系特大暴雨所致，除了上面涿州外，其他地方政府也间接承认了掘堤泄洪的事实。比如霸州市政府在8月5日《致广大乡亲们的一封信》中，肯定了乡亲们主动撤离蓄滞洪区的牺牲并承诺赔偿，就是间接承认掘堤泄洪。鉴于涿州政府未经通知即掘堤泄洪导致惨重损失，高碑店居民在值夜守堤过程中发现政府指使人准备在8月6日凌晨私自决堤泄洪，在被民众成功阻止后，掘堤者悻悻离去。

洪灾应急管理工作一塌糊涂，地方政府失德、失职，恐怕也是中央不便派代表来重灾区视察的重要原因。如果总理或副总理来勘灾，在紧急情况下为保雄安，应急手段不见得会好很多。

由于中央对京津冀洪灾进行了低调处理，中国各大官媒和党媒纷纷噤声，只在角角落落遮遮掩掩地报告救灾情况，对于损失和可能造成损失的原因，故意避重就轻或者顾左右而言他。

根据反事实假设，假如中国各大媒体像往年一样大面积报道灾情，其舆论发酵效应恐怕不可估量。鉴于中国党媒、官媒通常会在重大事件上统一口径，其宣传口径大概有以下几种可能：1.侧重关注救灾过程和受灾情况；2.侧重追究泄洪责任和质疑暴雨致洪原因所在； 3.塑造灾害叙事（宣扬正能量、塑造悲情）；4.倡导募捐。第1、3、4种宣传口径都可能导向第2种，而第2种则是当局竭力避免的。即便要追究责任，也只能拿地方官员当替罪羊；但是在中央政府看来，只要不违背中央旨意并且不存在严重渎职，严惩官员毫无必要。再则，中央也不见得愿意将习近平重要政绩之一，“海绵城市”雨洪管理系统——它的失效跟北京暴雨致洪有直接关系——暴露在舆论风向下。

如果涉及灾害赔偿和救灾补贴，在财政捉襟见肘的当下，恐怕是当局颇不愿面对的敏感话题。 2008年汶川地震，中央政府曾往灾区拨款发放生活救助金约417.94亿元人民币，用于灾区922.44万人临时生活补贴。截止今年8月6日，财政部与应急管理部已累计向京津冀洪灾区和黑龙江、吉林等地下拨防汛救灾款项5.2亿元人民币，其中并不包含救灾生活补贴，也不涉及赔偿。且不论拨款金额微小到远不足以弥补灾害损失，尽管泄洪责任在于政府，但政府竟然不承担赔偿和救助补贴。

我们看见，至少从2020年到2023年的重大灾害中，中国党媒、官媒确有降调处理的倾向（武汉肺炎除外）。与此同时，常被中国网友嘲笑的一点是，中国媒体对美国俄亥俄州列车脱轨引发危险化学品泄露进行滚动报道的强度，比内蒙古矿难和江西化工厂爆炸的关注度还要高（北京高层同样没有派代表前往视察）。从另一方面来看，不排除中国的官方喉舌和宣传机构有意淡化处理本国近年频繁的灾害和事故。

4. 维稳逻辑：不断丧失民心

京津冀洪灾，尤其涿州和霸州等地重灾区，暴露出中国在灾害应急管理上的严重缺陷。旅居德国的水利工程专家王维洛说，涿州为北京和雄安新区挡洪，但中共却不曾为涿州辟划抗洪演练，这是习近平治理的一大缺失。此外，汛期应加强堤防巡逻工作，这一块也是缺失的。不仅如此，作为蓄滞洪区的涿州，缺乏抗洪经验，组织人员撤离失序，都与政府失职有直接关系。

不仅如此，河北洪灾再次出现了2021年郑州水灾离奇的一幕，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都在灾情最紧急关头，全部神隐起来。与此相对，吉林舒兰市常务副市长与两名官员及一名水利工程师在督导前线抗洪抢险时因公殉职。故不排除河北地方官员确有怯逃可能性，但是在洪灾爆发几天后仍不露面恐怕还有别的原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在中国社会的受欢迎程度恐怕并不像宣传那样高。尤其在对比江泽民与胡锦涛班底之后，灾民对救灾不力和推卸责任引起的民怨和民愤，也会是不可控因素。另外，网络舆情监控收紧、言论审查严酷和高强度维稳工作，恰恰从一定侧面说明习近平时代不得不面对民心丧失、民怨激增的情况。尽管习近平也在事后视察灾区，提前布置的安保工作和安插的眼线，可以尽最大可能保证不穿帮，但是换成灾区面对情绪激动的灾民，领袖的面子恐怕得不到保障。

尽管没有法律规定领导人要第一时间亲临前线坐镇指挥，以稳定民心，但是习近平政府选择了一条隔离政府与民心的道路。这条路既是公信力崩盘造成的，也是高压维稳工作所致。作为极权主义政府的领导人，其实并不像民主国家领导人那样需要民心和民意，宣传机器和维稳机器可以帮他达到同样的目的，只是这个执政成本未免太高一些。

8月4日，霸州民众在当地政府大楼外面聚集，打红色条幅抗议“还我家园，明明是泄洪原因，却说降雨所致”，结果却遭到一群黑衣人手持镇暴盾牌殴打。 8月9日，高碑店新城村村民前往政府反映问题，也遭到特警殴打。在中国政府眼中，灾民反映意见跟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维权一个性质，都属于维稳镇压对象。

中国2020年以公共安全支出为名的维稳经费达2100亿美元，不但10年内成长超过1倍，且高出同年军费的7%。在庞大的维稳开支压力下掩藏的，既有用暴力手段解决民意问题的政治逻辑，也有中央不再讨好民意的决心。在胡锦涛政府期间，执政合法性建设曾经是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其政策热度远高于习近平执政以来。现在执政合法性已不再是政府公文和党媒、官媒讨论的热点，某种程度上恰恰说明，中央政府也有”躺平“ 迹象。执政合法性危机已经到了严重阶段，政治改革受阻，中央政府转而寻求通过维稳手段加强政权安全。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上，反复强调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政府当前面临的问题，已经超出执政合法性范畴，而升级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

在中国政府的政治逻辑下，灾害威胁的不止是民众安全，也危及政权和社会稳定，这是动用维稳手段来赈灾的潜在原因。在维稳的大形势下，争不争取灾民的民心已经不那么优先。对北京当局来说，不仅灾民的民心没有那么重要，即便一般社会民意和民心也没那么重要。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香港人表现出来的民意遭到维稳打击，不获取民心一样能够保证香港表面上的社会稳定——这是北京当局在危机四伏的当下做出的取舍，也适用于中国大陆社会的维稳逻辑。

并不是北京当局并不在乎民意和民心，而是陷入严重执政合法性危机而分身乏力的政府已经无法把民意和民心放在优先考虑选项当中。在民意与民心之间，选择监测民情也是这么个政治逻辑，因为民情是可以直接镇压和打击的对象。这是中国加大力度进行舆情监控的重要原因。

5.小结：高风险社会与专制政府

在政府公信力崩盘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已经逐渐成为高风险社会，这也是维稳开支超出军费开支的根本原因。在这种环境中，动用维稳手段解决一切问题成了首先事项。

即便泄洪致灾，政府难辤其咎，北京当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放弃对民意和民心的争取，这就给人一种印象：政府在救灾问题上“躺平”。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媒到官媒，普遍都出现了对灾情的冷漠。

政府将优先事项和着力点放在暴力维稳上面，不再挣扎克服因“塔西佗陷阱”造成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因为在这个陷阱中，至少在北京当局看来，不管怎么努力都会失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