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了中國，我是誰？

昨天，有個啤酒廣告找我。 “在上海，可以是捲髮或長得比較有趣，27號排練28號拍攝，需兩男一女。”

唉，可惜。

我坐在印尼爪哇島一間民宿的二樓。宣禮員洪亮的禱告歌聲剛從對面的清真寺穿越到我的房間，果斷蓋住了我的歐美歌單。此刻，上海是離我很遙遠的世界，更別說廣告拍攝了，更別說啤酒了，那是我在印尼沒辦法下樓就買到的便利商品，每每想喝就會先自我勸退；如果實在勸不成，那才會踏上二十分鐘以上的路程，走到品種單一的酒水專賣店，偷偷摸摸地完成交易走回家。

大白天，對生活的感慨已經開始讓我的內心浮現懷舊和傷感，不過我還沒回消息。對方也大機率不會想聽這麼多，又不是熟人，人家只是有事情才聯絡我的。 「很抱歉，我不在中國。」我簡潔地在微信裡回答，按下了「發送」心裡就痛——捲髮！還住北京時，我的捲髮一度打敗了整個上海模特兒市場的競爭對手，讓手機廣告的製片方不惜成本請我到東方明珠下面跑步、在黃浦江的靜夜裡坐遊覽船自拍。

不過，那是我曾經的生活──在中國，特別是在上海，身為一個外國白人能輕易接觸到各種影視拍攝的日常。我現在戒了。具體來講，是一年前。

用中文消除孤獨

2023年2月，我結束了在中國生活的六年。身為一個逃離義大利的青年，很多次，我懼怕離開中國這個時刻的到來──要回到那片充滿停滯感、似乎親近又無法提供你前途的土地。不過，還好，我想了辦法不回義大利，進入了為期不明的旅居生活，隔兩三個月換個國家，時而累，時而幸福。雖說人離開了中國，但是我在臨走時簽了出版合同，送給了自己一個無論何處都有事做的理想狀態。在接下來的半年裡，從柬埔寨到土耳其，我把咖啡廳當辦公室埋頭寫作，完成了回顧在中國那六年經歷的一本書，也開啟了我的個人專欄，記錄了在路上偶遇的人與事。

失去了中國給我的秩序感和優勢，我努力過得充實，試圖找回人生的方向。我對自己的選擇偶爾後悔，偶爾有自信。在路上這一年，微信的訊息提醒日益減少，我常常感到迷惘。走在尼泊爾的古鎮裡時，我內心的陰霾終於消散了，顯現的是一個有點麻煩的疑問：離開了中國，我是誰？

我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就意識到這個問題的緊迫性質。在那天之前的大半年裡，我迷惘的對象並非如此清晰，而只體現為一種不適。我感到和在中國的朋友們的距離感，甚至隔絕。

2020年，長期住在北京封閉的學校，和外界的聯繫日益薄弱，我會和清潔阿姨聊起怎麼洗青菜和她回老家鄭州的車票價格。那些對話會讓我覺得真實又平靜，很踏實，是我沒有期待的關心和陪伴。我把它們寫出來發到豆瓣以後，會有人來糾正我的語法和錯字，教我在哪裡加「著」會讓語句更通順；還有人說我寫的像外文翻譯過來的作品，或者像白話文小說，有歷史感。因為在我的故事裡讀到了老鄉清潔阿姨，一個河南讀者要了我的住址，給我寄了一大包衛龍辣條。一個接一個看似簡單的互動讓我感到無比幸福。我還是坐在宿舍桌子的面前，但我的文字趁春天還在，像燕子一樣輕盈地穿過了學校的大鐵門，走到了全國、甚至全世界，和有緣人產生了共鳴和情感交流。

後來去做電影群演，一個人在河北懷來住了五個月酒店，我和友鄰做了筆友——窗外是灰色的北方小縣城，手機屏幕上是西雙版納的大金塔，以此消除在劇組的孤獨。我在上海發起了一個寫作會，每週三晚上在我家聚齊十幾二十人——一度怕被鄰居懷疑是搞傳銷的——並形成寶貴的連結。寫作俱樂部讓白天在公司說不上幾句話的人晚上有能朗讀幾萬字的空間，又給了我久違的歸屬於一群人的感覺。

在2022年的夏天，離開了上海流盪各地，一條豆瓣動態讓我在海南認識了瀏水。那是一段因為雙方能看到彼此的ip定位而開始的、又因為防疫封島後被困在一起而持續下去的關係。一個穿著吊帶染紅髮的女生和一個一公尺八的白人，我們總是鎮上最顯眼的外地人。頂住本地人對我們可能攜帶病毒的恐懼，我們在老爸茶店裡消磨時光，騎電動去看夕陽，把時間計算單位換成一朵雲，計算多久後會下雨。在海灘上，劉水用手機放著王菲的《人間》。作為上海解封後跑到海南的一員，我彷彿在被歌詞提醒“不是天晴就會有彩虹。”

每個老外都覺得自己獨一無二

離開了中國，我卻像是失去了自然表達並與人連結的能力。我打開朋友圈也不知道該說點什麼，我的豆瓣也意外地冷清——除了比較正經的專欄文章，我無法像過往那樣隨手寫出有趣的日常觀察，發動態會覺得自己很僵硬。我陷入了一個劉水形容為說話“不太像一個人”的網絡存在。難道放在國外，ale就不管用了嗎？我用了很久才發現，這樣的無能為力和在中國的身份有關。

我被忙碌推動了六年。如果不走出這個環境，我也寫不出這篇文章──我只有在和自己曾經的生活拉開了一定的距離後，才會看到它真實的模樣。在中國，外國人的身分向我保證了固定的熱情招待，他人理所當然的好奇心，意料之外的工作機會。我不會過度擔心自己要做什麼，彷彿只要跟著身邊的節奏就可以了。我會覺得外國人這個身分不重要，這個身分不是我，有時還厭惡它所伴隨著的偏見或刻板印象：任何和你有關的矛盾都被歸類為文化差異，疫情期間陌生人寧願在地鐵上站著也不願坐你旁邊，「問題太複雜，老外不懂」的萬能結論。壞處混雜著優勢，外國人的身分確確實實地塑造了我這些年的命。我能負責的只有運——選擇如何在這個框架內活動，是做外教還是演員，是在上海還是成都。

每個在中國的外國人都覺得自己獨一無二，這大致是西方個人主義加上生活在中國享受優待的結果。這個幻想會讓人失去自我反思的需求：我顯然非常獨特，為什麼還要去想「自己究竟是誰」這樣的沒有必要的難題？總有更迫切的事情要處理──趕一趟高鐵，上一堂輔導課，去三里屯見朋友。存在主義的問題，就算去想了，也沒人會因此給你薪水。

離開了，會迎來空虛和尷尬。空虛，是因為你變回正常人了。出門沒人找你拍廣告了；你不能再默認大家都會對你感興趣，需要從零開啟每一次的社交；走進一個小飯館，都沒有人轉身（家人們誰懂，真不給面子）。而尷尬來自於你脫不開已經跟你無關的身份。去年年底，有平台找我約稿，但我們沒有能達成共識──他們覺得我的稿子或多或少要跟我在中國的經驗有關。可是，我為了寫書已經把這些經歷基本上耗完了，現在離開中國已經一年了，我寫個啥呢？

我曾經從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觀受益，現在又被它阻礙了。顯然，這個問題要解決：如果不是「一個在中國的外國人」，那我是誰呢？回答這個命題，需要和解一種分裂──克服「國內與國外」二元對立的思維，讓「ale」和「中文以外的ale」變成同一個人，免得我兩個都不是。這個過程有些複雜。

「國內」和「國外」這樣的表達是在中國六年給我留下的最深的思維痕跡——認為這世上存在兩個世界，中國和中國以外的國家。 “外國人”的概念足夠於呈現如此兩極化的濾鏡，它很像在古希臘用來定義不講希臘語的人的“野蠻”，bárbaros，字面意義“口吃者”，一個後來被古羅馬人也藉用的字詞（對他們來說，barbari代表了不講希臘文或拉丁文的人）。時間久了，我接受了自己的野蠻身份，和其他像我一樣野蠻的人做了朋友，時不時地約他們喝幾杯野蠻酒，聊一聊關於做一個野蠻人的感受。

這樣的認知紮根很深，直到它變成了透明的，連我這個外來者都被它征服了。離開中國以後比較長的一段時間，我只對和中國相關的社會事件感興趣：中國以外的世界彷彿與我疏遠。我開始用「出國」和「國外」這樣的字眼。我以前告訴自己用這些字是為了靠近大家的語言習慣。但用久了，說多了，是不是已經接納了這些字背後的思維？在我腦海裡，中國活出了它的「中」所意味著的地位。不知不覺，我成為了我使用的語言。

“你寫購物清單我都願意看”

重新定義自己，脫離中外二元思維的束縛，我從自己的社群媒體簡介做起了。原本是「義大利出生的世界寫作者」。這讓我覺得很矛盾：如果連我都讓「義大利人」這個身分如此突出，我怎麼能嫌棄和我約稿的平台想要一個「外國人的視角」呢？我把那句簡介刪了，改成了「遊牧寫作者」──比起我來自哪裡，我去哪裡和做什麼更關鍵。後半句沒有改變：「我用中文和世界連結」。不管在哪裡，中文還是我思考、寫作、生活的語言。

我試著讓作品呈現自己的身分變化。 2023年底，我受邀參與某華語寫作平台的電子刊物，需要我提交三篇代表作。毫無疑問，我最有底氣的寫作是發生在中國的。不過，除了一篇講述在重慶武隆過春節的遊記，我選擇的其他兩篇分別是對於一個泰國裁縫的採訪和我在意大利的少年記憶。收到平台的正面回饋時，我鬆了一口氣：我內心裡恐懼他們會拒絕，並要求一些我的招牌中國文章。能做別的菜系，總算是多了一條路。

讓兩個ale連在一起，還有一步。開始用中文寫作以後，我基本上沒有再寫過英文或義大利文。在那三年裡，中文和素不相識的讀者讓我找到精神支撐，使我的經驗和有相應感受能力的人相遇。換句話說，我懶得和我的義大利高中同學解釋什麼是全域靜態管理，我寧願和已經懂靜默的人聊。那些文字產生的情感連結是我能撐到2022年底的原因。

可惜的點是我因此終止了和不讀中文的讀者的交流。在路上遇到各國的人，聊起彼此的生活，對方常表示對我的寫作有興趣。我最近一年的標準答案是：「我在計劃一個英文專欄，到時候做出來會和你分享。」這個「我在計劃中」，比起現實，是美好的願望。我希望自己還用英文以及義大利文寫作。可是如今，中文成為了我的舒適圈。外文專欄意味著挑戰自己在一個和中文無關的生態中運作起來，意味著失敗的可能性，甚至會勾起在羅馬給無數家報社挨門挨戶投簡歷的心酸回憶——比起來，中文是一張乾淨的紙，沒有太多過去的負擔，讓我的思緒更俐落。所以，外文專欄的事情，我前後拖延了一整年。

聖誕節和老家國中同學互相祝福，她問起了我的寫作。 「ale，如果你寫義大利文，你寫購物清單我都願意看。」她貼心地說。受她的鼓勵，又藉著龍年的新鮮氣氛，我下定決心開啟了“Letters from Ale” ，和多年沒讀過我的朋友重新建立連結。

前兩週，我用英文寫了我和唐先生的故事，一場發生在疫情時代尾聲的偶然連結。在短短兩個月內，我們在一輛去成都的綠皮車上認識了；他主動訂車票叫我去陝西看他的服裝生意，結果我們一起在公司被封了一個星期；各自得完新冠之後，我再次接受了唐先生的邀請，坐巴士到了四川達州的鄉下在他老家過了年。那時我用中文寫了一篇公眾號文章來記錄這個故事，現在翻譯成外文有一定難度，常常詞不達意。不過要是認為這是不可能完成的，那就是服從了典型的「中國特殊論」──認為和中國有關的都太複雜，說不清，所以不說。我不想那樣放棄，我還想嘗試交流。

有了英文和中文寫的故事，等義大利文版本也寫完，三個ale差不多就拼在一起了。

附註：我知道說「外文」和我走出中外二元思維的追求有些相悖，不過我覺得「外文」有一種開放時代的懷舊感，喜歡用而已。

感謝劉水（ @Sally博物館）為這篇文章編輯。

本文應約為微信公號「天使望故鄉」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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