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中国，我是谁？

昨天，一个啤酒广告找我。“在上海，可以是卷发或长得比较有趣，27号排练28号拍摄，需两男一女。”

唉，可惜。

我坐在印尼爪哇岛一个民宿的二楼。宣礼员洪亮的祷告歌声刚从对面的清真寺穿越到我的房间，果断盖住了我的欧美歌单。此刻，上海是离我很遥远的世界，更别说广告拍摄了，更别说啤酒了，那是我在印尼没法下楼就买到的便利商品，每每想喝就会先自我劝退；如果实在劝不成，那才会踏上二十分钟以上的路程，走到品种单一的酒水专卖店，偷偷摸摸地完成交易走回家。

大白天，对生活的感慨已经开始让我的内心浮现怀旧和伤感，不过我还没回消息。对方也大概率不会想听这么多，又不是熟人，人家只是有事情才联系我的。“很抱歉，我不在中国。”我简洁地在微信里回答，按下了“发送”心里就疼——卷发！还住北京时，我的卷发一度打败了整个上海模特市场的竞争对手，让手机广告的制片方不惜成本请我到东方明珠下面跑步、在黄浦江的静夜里坐游览船自拍。

不过，那是我曾经的生活——在中国，特别是在上海，作为一个外国白人能轻易接触到各种影视拍摄的日常。我现在戒了。具体来讲，是一年前。

用中文消除孤独

2023年2月，我结束了在中国生活的六年。作为一个逃离意大利的青年，很多次，我惧怕离开中国这个时刻的到来——要回到那片充满停滞感、似乎亲近又无法给你提供前途的土地。不过，还好，我想了办法不回意大利，进入了为期不明的旅居生活，隔两三个月换个国家，时而累，时而幸福。虽说人离开了中国，但是我在临走时签了出版合同，送给了自己一个无论何处都有事做的理想状态。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从柬埔寨到土耳其，我把咖啡厅当办公室埋头写作，完成了回顾在中国那六年经历的一本书，还开启了我的个人专栏，记录了在路上偶遇的人与事。

失去了中国给我的秩序感和优势，我努力过得充实，试图找回生活的方向。我对自己的选择偶尔后悔，偶尔自信。在路上这一年，微信的消息提醒日益减少，我常感到迷茫。走在一个尼泊尔的古镇里时，我内心的阴霾终于消散了，显现的是一个有些麻烦的疑问：离 开 了 中 国，我 是 谁？

我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质。在那天之前的大半年里，我迷茫的对象并非如此清晰，而只体现为一种不适。我感到和在中国的朋友们的距离感，甚至隔绝。

2020年，长期住在北京封闭的学校，和外界的联系日益薄弱，我会和保洁阿姨聊起怎么洗青菜和她回老家郑州的车票价格。那些对话会让我觉得真实又平静，很踏实，是我本没有期待的关心和陪伴。我把它们写出来发到豆瓣以后，会有人来纠正我的语法和错别字，教我在哪里加“着”会让语句更通顺；还有人说我写的像外文翻译过来的作品，或者像白话文小说，有历史感。因为在我的故事里读到了老乡保洁阿姨，一个河南读者要了我的住址，给我寄了一大包卫龙辣条。一个接一个看似简单的互动让我感到无比幸福。我还是坐在宿舍桌子的面前，但我的文字趁春天还在，像燕子一样轻盈地穿过了学校的大铁门，走到了全国、甚至全世界，和有缘人产生了共鸣和情感交流。

后来去做电影群演，一个人在河北怀来住了五个月酒店，我和友邻做了笔友——窗外是灰色的北方小县城，手机屏幕上是西双版纳的大金塔，以此消除在剧组的孤独。我在上海发起了一个写作会，每周三晚上在我家聚齐十几二十人——一度怕被邻居怀疑是搞传销的——并形成宝贵的连接。写作俱乐部让白天在公司说不上几句话的人晚上有能朗读几万字的空间，又给了我久违的归属于一群人的感觉。

在2022年的夏天，离开了上海流荡各地，一条豆瓣动态让我在海南认识了刘水。那是一段因为双方能看到彼此的ip定位而开始的、又因为防疫封岛后被困在一起而持续下去的关系。一个穿吊带染红发的女生和一个一米八的白人，我们总是镇里最显眼的外地人。顶住本地人对我们可能携带病毒的恐惧，我们在老爸茶店里消磨时光，骑电动去看夕阳，把时间计算单位换成一朵云，计算多久后会下雨。在海滩上，刘水用手机放着王菲的《人间》。作为上海解封后跑到海南的一员，我仿佛在被歌词提醒“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每一个老外都觉得自己独一无二

离开了中国，我却像是失去了自然表达并与人连接的能力。我打开朋友圈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我的豆瓣也意外地冷清——除了比较正经的专栏文章，我无法像过往那样随手写出有趣的日常观察，发动态会觉得自己很僵硬。我陷入了一个刘水形容为说话“不太像一个人”的网络存在。难道放在国外，ale就不管用了吗？我用了很久才发现，这样的无能为力和我在中国的身份有关。

我被忙碌推动了六年。如果不走出这个环境，我也写不出这篇文章——我只有在和自己曾经的生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后，才会看到它真实的模样。在中国，外国人的身份向我保证了固定的热情招待，他人理所应当的好奇心，意料之外的工作机会。我不会过于担心自己要做什么，仿佛只需要跟着身边的节奏来就可以了。我会觉得外国人这个身份不重要，这个身份不是我，有时还厌恶它所伴随着的偏见或刻板印象：任何和你有关的矛盾都被归为是文化差异，疫情期间陌生人宁愿在地铁上站着也不愿坐你旁边，“问题太复杂，老外不懂”的万能结论。坏处混杂着优势，外国人的身份确确实实地塑造了我这些年的命。我能负责的只有运——选择如何在这个框架内活动，是做外教还是演员，是在上海还是成都。

每个在中国的外国人都觉得自己独一无二，这大致是西方个人主义加上生活在中国享受优待的结果。这个幻想会让人失去自我反思的需求：我显然非常独特，为什么还要去想“自己究竟是谁”这样的没有必要的难题？总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处理——赶一趟高铁，上一节辅导课，去三里屯见朋友。存在主义的问题，就算去想了，也没人会因此给你发工资。

离开了，会迎来空虚和尴尬。空虚，是因为你变回正常人了。出门没人找你拍广告了；你不能再默认大家都会对你感兴趣，需要从零开启每一次的社交；走进一个小饭馆，都没有人转身（家人们谁懂，真不给面子）。而尴尬来自于你又脱不开已经和你无关的身份。去年年底，有平台找我约稿，但我们没有能达成共识——他们觉得我的稿子或多或少要和我在中国的经历有关。可是，我为了写书已经把这些经历基本耗完了，现在离开中国有一年了，我写个啥呢？

我曾经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受益，现在又被它阻碍了。显然，这个问题要解决：如果不是「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那我是谁呢？回答这个命题，需要和解一种分裂——克服「国内与国外」二元对立的思维，让「ale」和「中文之外的ale」变成同一个人，免得我两个都不是。这个过程有些复杂。

“国内”和“国外”这样的表达是在中国六年给我留下的最深的思维痕迹——认为这世上存在两个世界，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国家。“外国人”的概念足够于呈现如此两极化的滤镜，它很像在古希腊用来定义不讲希腊语的人的“野蛮”，bárbaros，字面意义“口吃者”，一个后来被古罗马人也借用的词语（对他们来说，barbari代表了不讲希腊语或拉丁语的人）。时间久了，我接受了自己的野蛮身份，和其他像我一样野蛮的人做了朋友，时不时地约他们喝几杯野蛮酒，聊一聊关于做一个野蛮人的感受。

这样的认知扎根扎得很深，直到它变成了透明的，连我这个外来者都被它征服了。离开中国以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只对和中国相关的社会事件感兴趣：中国之外的世界仿佛与我疏远。我开始用“出国”和“国外”这样的词。我以前告诉自己用这些词是为了靠近大家的语言习惯。但是用久了，说多了，是不是已经接纳了这些词背后的思维？在我脑海里，中国活出了它的“中”所意味着的地位。不知不觉，我成为了我使用的语言。

“你写购物清单我都愿意看”

重新定义自己，脱离中外二元思维的束缚，我从自己的社交媒体简介做起了。原本是「意大利出生的世界写作者」。这让我觉得很矛盾：如果连我都让「意大利人」这个身份如此突出，我怎么能嫌弃和我约稿的平台想要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呢？我把那句简介删了，改成了「游牧写作者」——比起我来自哪里，我去哪儿和做什么更关键。后半句没有改变：「我用中文和世界连接」。不管在哪里，中文仍然是我思考、写作、生活的语言。

我试图让作品呈现自己的身份变化。2023年底，我受邀参与某华语写作平台的电子刊物，需要我提交三篇代表作。毫无疑问，我最有底气的写作是发生在中国的。不过，除了一篇讲述在重庆武隆过春节的游记，我选择的其他两篇分别是对于一个泰国裁缝的采访和我在意大利的少年记忆。收到平台的正面反馈时，我松了一大口气：我内心里恐惧他们会拒绝，并要求一些我的招牌中国文章。能做点别的菜系，总算是多了一条路。

让两个ale连在一起，还有一步。开始用中文写作以后，我基本没有再写过英文或意大利文。在那三年里，中文和素不相识的读者让我找到精神支撑，使我的经历和有相应感受能力的人相遇。换句话说，我懒得和我的意大利高中同学解释什么是全域静态管理，我宁愿和已经懂静默的人聊。那些文字产生的情感连接是我能熬到2022年底的原因。

可惜的点是我因此终止了和不读中文的读者的交流。在路上遇到各国的人，聊起彼此的生活，对方经常表示对我的写作感兴趣。我最近一年的标准答案是：“我在计划一个英文专栏，到时候做出来会和你分享。”这个「我在计划中」，比起现实，是美好的愿望。我希望自己还用英文以及意大利文写作。可是如今，中文成为了我的舒适圈。外文专栏意味着挑战自己在一个和中文无关的生态中运作起来，意味着失败的可能性，甚至会勾起在罗马给无数家报社挨门挨户投简历的心酸回忆——比起来，中文是一张干净的纸，没有太多过去的负担，让我的思绪更利索。所以，外文专栏的事情，我前后拖延了一整年。

圣诞节和老家初中同学互相祝福，她问起了我的写作。“ale，如果你写意大利文，你写购物清单我都愿意看。”她贴心地说。受她的鼓励，又借着龙年的新鲜气氛，我下定决心开启了「Letters from Ale」，和多年没读过我的朋友重新建立连接。

前两周，我用英文写了我和唐先生的故事，一场发生在疫情时代尾声的偶然连接。在短短两个月内，我们在一辆去成都的绿皮车上认识了；他主动订车票叫我去陕西看他的服装生意，结果我们一起在公司被封了一个星期；各自得完新冠之后，我再次接受了唐先生的邀请，坐大巴去了四川达州的农村在他老家过了年。那时我用中文写了一篇公众号文章来记录这个故事，现在翻译成外文有一定难度，经常词不达意。不过要是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那就是服从了典型的「中国特殊论」——认为和中国有关的都太复杂，说不清，所以不说。我不想那样放弃，我还想尝试交流。

有了英文和中文写的故事，等意大利文版本也写完，三个ale差不多就拼在一起了。

附言：我知道说“外文”和我走出中外二元思维的追求有些相悖，不过我觉得“外文”有一种开放时代的怀旧感，喜欢用而已。

感谢刘水（@Sally博物館 ）为这篇文章编辑。

本文应约为微信公号“天使望故乡”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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