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威權政府的奇蹟

追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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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019年那會,到處都在搞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慶典。我有段時間一直被動在聽中國經濟奇蹟的宣傳。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究竟算不算奇蹟?當然算,但我們如果只考慮經濟成長率的話,其實中國算不上特別優秀,跟當年的日本,以及隨後的亞洲四小龍都要差很遠。這一點,對經濟史有所了解的人應該都知道。

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中國是一個一直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那麼我不得不承認中國的經濟成就是空前的,恐怕也很可能是絕後的。從這一點,我又聯想到其實還有兩個國家也創造了類似的奇蹟,那就是新加坡和阿聯酋。這篇文章我們就來談一談新加坡的奇蹟。

那麼新加坡的奇蹟表現在哪呢?我們盤點一下全世界人均GDP在2萬美金及以上的國家和地區,一共有54個。

世界各國人均GDP排名

從表中可以看出,除了少數幾個石油國家(卡塔爾、阿聯酋、科威特、文萊、沙特、巴林)以及香港外,幾乎全部都是民主國家。只有新加坡例外,而且新加坡的排名還特別高, 排名第13名,人均GDP高達6.52萬美元,超過了許多老牌西方發達國家。依我們通常的觀念來說,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達到如此高的程度幾乎是不可能維持威權政體的。當然,現在隨著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經濟上的成功,經濟發展促進民主化的這套理論如今已經不再那麼流行。那我們反過來考察這個事實,一個威權國家(特指具備憲政框架和一定民主成分政權)在經濟發展上能夠達到人均GDP超過2萬美金,超過大部分老牌工業國達到6.5萬美金以上, 這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嗎?

事實上目前為止只有新加坡做到了。唯一與新加坡具備一點可比性的是香港。但是就經濟結構的健康程度、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水平、普通市民生活水準來說,新加坡要遠超香港。

熟悉發展經濟學的人應該知道,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有個所謂的鋪攤子發展的階段,也就是不停增加投入勞動力、資本與土地,直到飽和。其後,經濟的發展就不能再採用增加上述要素投入的辦法獲得,而是要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推動經濟發展,也就是依賴技術進步發展經濟。而技術進步有賴於教育與創新,依賴於獎勵發明創造的製度。當然,作為港口城市與航運中心,新加坡與香港對服務業的依賴比較重,相應的在經濟發展的第一階段就能達到較高的收入水平,也就是一些朋友說的區位優勢非常好。

不過就區位優勢來說,新加坡是沒法跟香港比的。香港本身的港口航運條件並不比新加坡弱太多,而由於背靠大陸所獲得的在物流、貿易、金融方面的優勢是新加坡沒法比的。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港是大陸許多產品進口的中轉站,也是大陸許多產品出口的中轉站。在早期,香港還是許多外國人(還包括台灣人)進入大陸的必經之地,直到今天香港依舊是許多外國人進出大陸的航空港。其次,由於大陸實行外匯管制等原因,香港是許多外資進入大陸的中轉站,也是人民幣境外交易的中心。最後,香港是許多內陸企業上市及獲得融資的地方。

所以,如果只是憑藉所謂的區位優勢,新加坡不要說取得今天這樣遠超香港的成就,就是達到今天香港的發展程度都有很大困難。新加坡能有今天的成就,當然靠的是技術進步。

三產比重對比

上圖是新加坡、德國、香港和美國的GDP三產佔比。從中可以看出新加坡第二產業佔比較高,高於工業空心化的美國,遠高於依賴貿易和金融的香港,只比常年位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國的德國略低。作為一個港口小國的新加坡,在很多工業領域擁有世界級的實力。新加坡的海工裝備產業世界一流,與大陸合資的煙台中集來福士是國內領先的海洋工程裝備製造商。新加坡政府創辦的特許半導體曾經是世界第三大晶圓代工廠商,如今合併到了格羅方德,此外新加坡還是網通芯片大廠安華高/新博通的總部所在地,芯片封裝測試領域新加坡也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新加坡還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石油化工基地,是世界第三大煉油國,化學產品出口排名世界第七。

有朋友拿威權時期的韓國,甚至皮諾切特時期的智利來跟新加坡比。認為他們在經濟發展上的成就也不亞於新加坡。就某一時間段經濟增速來說,韓國或許不亞於甚至優於新加坡。但是在他們威權政府垮台的時候,他們的經濟發展水平還都很低。智利是一個至今人均GDP還僅有1.6萬多美元的國家,在皮諾切特卸任武裝司令時還只有5442美元。韓國民主化的1992年,人均GDP也只有8000美元。這一數據還不如今天的中國。

所以,在社會經濟發展的成就上,你不能不承認李光耀父子與他們的人民行動黨確實取得了奇蹟。

反過來,我們再來思考另外一個問題。前面提到學界有一個經濟發展促進民主化的理論(中產階級的崛起、權利意識的覺醒等因素),而事實上韓國、台灣、西班牙、智利這些致力於經濟發展的威權政府確實都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倒台了。新加坡為什麼能獨善其身?是不是新加坡採用了殘酷的辦法對付反對派和異議分子?

事實上恰恰相反,今天的新加坡通常被認為是混合政體,在《經濟學人》編制的民主指數表中,新加坡得分6.38分(2018年),這個分數高於香港的6.15分,跟東歐的羅馬尼亞得分一樣,比被認為是轉型典範的波蘭(6.67)稍低。事實上新加坡存在定期舉行的一人一票的全國公開大選,有合法存在的反對黨,反對黨可以獨立宣布自己的政綱以爭取選民支持,議會中的多數黨有權組成政府施政,等等。

人民行動黨主要依靠對選區的控制以及對反對黨領導人的打壓,以及對輿論的控制來贏得選舉。但是整個選舉過程卻是公開透明的。這個遊戲如果玩不好的話,執政黨是有下台的風險的。假設人民行動黨積怨已久,在調整過的大部分選區得票率都處於劣勢的話,在議會就會變成少數黨從而下台。那麼人民行動黨一直都沒有被選下去,顯然選民總體上對人民行動黨還是比較滿意的。用趙鼎新的合法性理論來說,新加坡政府的績效合法性特別高,在經濟發展上幾乎沒有遇到過挫折,建國後一直保持高速發展。

前面提到過,要達到今天新加坡這樣的經濟發展成就是很困難的。實際上,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成就不僅遠遠超過了其他威權政體,也超越了同時期絕大多數民主政體。新加坡為何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新加坡的威權政體能與一個自由開放、鼓勵創新的社會相兼容嗎?

拿新加坡跟香港對比,我們能發現一些有意思的對比。香港在英國人治理下高度輿論自由、文化自由,在新加坡輿論則受到高度管制;香港的文化產業非常發達,新加坡則乏善可陳。新加坡科技產業非常發達,面積狹小但是人均居住條件不錯;香港科技產業很弱,面積比新加坡大但居住條件十分逼仄。新加坡政府對自己的公民管得非常嚴格,亂扔垃圾罰款2000,犯了某些輕罪被施以鞭刑。很明顯,新加坡政府像一個大家長一樣管理者自己的公民。也就是說,新加坡政府是一個非常家長制的政府。民眾缺乏自由,但你的生活卻被政府安排的不錯。

以賽亞.伯林曾經在《兩種自由概念》裡的積極自由部分,提醒大家警惕政府以類似家長的身份從“這都是為您好”這樣的理由來侵犯公民的自由。但大家似乎忘記了,伯林本人其實並不反對積極自由,相反他在積極自由那部分開頭就舉了很多例子,說積極自由社會很多時候其實比純粹的消極自由社會更有效率。李光耀曾經在80年代倡導亞洲價值觀,其核心思想就是說今天你們西方人太自由了、不受管束,我們新加坡人是要管的,要尊重權威、重視家庭價值。在今天這樣一個經歷了一場大疫情的時代,我們不能不說李光耀的話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

我們其實可以把新加坡看做一個城市版的衡水中學,在這裡缺乏自由、在這裡壓力很大、在這裡非常的精英主義,以至於一些在這套體制裡取得成功的人反過來也批評他,但是你不能否認它在事功上是非常成功的。今天的英美公立教育,則可以看做它的反面。在新加坡電影《小孩不壞》裡,小孩子生活在非常富足的社會環境裡,但是裡邊的家庭關係卻很緊張,很少能看到笑容。或許這就是新加坡體制的寫照。

CC BY-NC-ND 2.0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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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意义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摄影师,一个现代化起源研究者。关注政治学,政治哲学,历史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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