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威权政府的奇迹
2018年、2019年那会，到处都在搞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庆典。我有段时间一直被动在听中国经济奇迹的宣传。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究竟算不算奇迹？当然算，但我们如果只考虑经济成长率的话，其实中国算不上特别优秀，跟当年的日本，以及随后的亚洲四小龙都要差很远。这一点，对经济史有所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是一个一直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那么我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成就是空前的，恐怕也很可能是绝后的。从这一点，我又联想到其实还有两个国家也创造了类似的奇迹，那就是新加坡和阿联酋。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谈一谈新加坡的奇迹。
那么新加坡的奇迹表现在哪呢？我们盘点一下全世界人均GDP在2万美金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一共有54个。
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少数几个石油国家（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文莱、沙特、巴林）以及香港外，几乎全部都是民主国家。只有新加坡例外，而且新加坡的排名还特别高， 排名第13名，人均GDP高达6.52万美元，超过了许多老牌西方发达国家。依我们通常的观念来说，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达到如此高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维持威权政体的。当然，现在随着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经济上的成功，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化的这套理论如今已经不再那么流行。那我们反过来考察这个事实，一个威权国家（特指具备宪政框架和一定民主成分政权）在经济发展上能够达到人均GDP超过2万美金，超过大部分老牌工业国达到6.5万美金以上， 这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吗？
事实上目前为止只有新加坡做到了。唯一与新加坡具备一点可比性的是香港。但是就经济结构的健康程度、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水平、普通市民生活水准来说，新加坡要远超香港。
熟悉发展经济学的人应该知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有个所谓的铺摊子发展的阶段，也就是不停增加投入劳动力、资本与土地，直到饱和。其后，经济的发展就不能再采用增加上述要素投入的办法获得，而是要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发展，也就是依赖技术进步发展经济。而技术进步有赖于教育与创新，依赖于奖励发明创造的制度。当然，作为港口城市与航运中心，新加坡与香港对服务业的依赖比较重，相应的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就能达到较高的收入水平，也就是一些朋友说的区位优势非常好。
不过就区位优势来说，新加坡是没法跟香港比的。香港本身的港口航运条件并不比新加坡弱太多，而由于背靠大陆所获得的在物流、贸易、金融方面的优势是新加坡没法比的。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是大陆许多产品进口的中转站，也是大陆许多产品出口的中转站。在早期，香港还是许多外国人（还包括台湾人）进入大陆的必经之地，直到今天香港依旧是许多外国人进出大陆的航空港。其次，由于大陆实行外汇管制等原因，香港是许多外资进入大陆的中转站，也是人民币境外交易的中心。最后，香港是许多内陆企业上市及获得融资的地方。
所以，如果只是凭借所谓的区位优势，新加坡不要说取得今天这样远超香港的成就，就是达到今天香港的发展程度都有很大困难。新加坡能有今天的成就，当然靠的是技术进步。
上图是新加坡、德国、香港和美国的GDP三产占比。从中可以看出新加坡第二产业占比较高，高于工业空心化的美国，远高于依赖贸易和金融的香港，只比常年位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德国略低。作为一个港口小国的新加坡，在很多工业领域拥有世界级的实力。新加坡的海工装备产业世界一流，与大陆合资的烟台中集来福士是国内领先的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商。新加坡政府创办的特许半导体曾经是世界第三大晶圆代工厂商，如今合并到了格罗方德，此外新加坡还是网通芯片大厂安华高/新博通的总部所在地，芯片封装测试领域新加坡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新加坡还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石油化工基地，是世界第三大炼油国，化学产品出口排名世界第七。
有朋友拿威权时期的韩国，甚至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来跟新加坡比。认为他们在经济发展上的成就也不亚于新加坡。就某一时间段经济增速来说，韩国或许不亚于甚至优于新加坡。但是在他们威权政府垮台的时候，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都很低。智利是一个至今人均GDP还仅有1.6万多美元的国家，在皮诺切特卸任武装司令时还只有5442美元。韩国民主化的1992年，人均GDP也只有8000美元。这一数据还不如今天的中国。
所以，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上，你不能不承认李光耀父子与他们的人民行动党确实取得了奇迹。
反过来，我们再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前面提到学界有一个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化的理论（中产阶级的崛起、权利意识的觉醒等因素），而事实上韩国、台湾、西班牙、智利这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威权政府确实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倒台了。新加坡为什么能独善其身？是不是新加坡采用了残酷的办法对付反对派和异议分子？
事实上恰恰相反，今天的新加坡通常被认为是混合政体，在《经济学人》编制的民主指数表中，新加坡得分6.38分（2018年），这个分数高于香港的6.15分，跟东欧的罗马尼亚得分一样，比被认为是转型典范的波兰（6.67）稍低。事实上新加坡存在定期举行的一人一票的全国公开大选，有合法存在的反对党，反对党可以独立宣布自己的政纲以争取选民支持，议会中的多数党有权组成政府施政，等等。
人民行动党主要依靠对选区的控制以及对反对党领导人的打压，以及对舆论的控制来赢得选举。但是整个选举过程却是公开透明的。这个游戏如果玩不好的话，执政党是有下台的风险的。假设人民行动党积怨已久，在调整过的大部分选区得票率都处于劣势的话，在议会就会变成少数党从而下台。那么人民行动党一直都没有被选下去，显然选民总体上对人民行动党还是比较满意的。用赵鼎新的合法性理论来说，新加坡政府的绩效合法性特别高，在经济发展上几乎没有遇到过挫折，建国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
前面提到过，要达到今天新加坡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是很困难的。实际上，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成就不仅远远超过了其他威权政体，也超越了同时期绝大多数民主政体。新加坡为何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新加坡的威权政体能与一个自由开放、鼓励创新的社会相兼容吗？
拿新加坡跟香港对比，我们能发现一些有意思的对比。香港在英国人治理下高度舆论自由、文化自由，在新加坡舆论则受到高度管制；香港的文化产业非常发达，新加坡则乏善可陈。新加坡科技产业非常发达，面积狭小但是人均居住条件不错；香港科技产业很弱，面积比新加坡大但居住条件十分逼仄。新加坡政府对自己的公民管得非常严格，乱扔垃圾罚款2000，犯了某些轻罪被施以鞭刑。很明显，新加坡政府像一个大家长一样管理者自己的公民。也就是说，新加坡政府是一个非常家长制的政府。民众缺乏自由，但你的生活却被政府安排的不错。
以赛亚.伯林曾经在《两种自由概念》里的积极自由部分，提醒大家警惕政府以类似家长的身份从“这都是为您好”这样的理由来侵犯公民的自由。但大家似乎忘记了，伯林本人其实并不反对积极自由，相反他在积极自由那部分开头就举了很多例子，说积极自由社会很多时候其实比纯粹的消极自由社会更有效率。李光耀曾经在80年代倡导亚洲价值观，其核心思想就是说今天你们西方人太自由了、不受管束，我们新加坡人是要管的，要尊重权威、重视家庭价值。在今天这样一个经历了一场大疫情的时代，我们不能不说李光耀的话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
我们其实可以把新加坡看做一个城市版的衡水中学，在这里缺乏自由、在这里压力很大、在这里非常的精英主义，以至于一些在这套体制里取得成功的人反过来也批评他，但是你不能否认它在事功上是非常成功的。今天的英美公立教育，则可以看做它的反面。在新加坡电影《小孩不坏》里，小孩子生活在非常富足的社会环境里，但是里边的家庭关系却很紧张，很少能看到笑容。或许这就是新加坡体制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