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雜誌丨李錄：從激進革命者到成功投資人

李錄：從激進革命者到成功投資人

伊琳诺·奥尔库特（Eleanor Olcott）

一九八九年春，一列滿載學生的火車抵達北京。車廂極為擁擠，乘客們只好擠在行李架上和座位下面。一到中國首都，他們就湧上這座城市街頭，加入到要求民主的抗議活動之列，一位深得民望的改革派領導人去世引發了那些抗議。乘客之一是二十三歲的李錄。

李錄身材苗條，戴著眼鏡，就讀於南京大學，他沒有車票就上了火車。在北京火車站，他試圖混在出站人群中，這時，一名穿制服的男子攔住了他。李錄擔心最糟糕的情況發生，但檢票員只是揮手，示意他通過，並微笑著沖他打一個V字手勢，以示對抗議者的支持。李錄謝過檢票員後，追隨人群前往天安門廣場。

激進革命者

若非親眼所見，天安門廣場的規模是很難體會的。它佔地面積相當廣大，以至於在常日，天安門似乎坐落在遙遠的地平線上。

李錄到達那天，這裡擠滿了要求自由的人群。抗議者希望實施政治改革，一些人為此準備餓死自己。示威活動持續了幾個月，在那期間，學生們自行組織起來，加入各個派系，並舉行領導人選舉。儘管並非來自北京的某個著名機構，李錄還是贏得了一個席位。他代表激進分子。

李錄生於一九六六年四月。不久，因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他的父母被送進勞改營。他的童年在監護人和孤兒院之間顛簸不定。十歲時，唐山爆發了一場災難性地震，他倖免於難。官方記錄顯示，那場地震造成二十四萬人死亡，其中包括收養李錄的那個家庭的所有成員。

儘管這樣的經歷在他那一代人中並不罕見，但李錄明白，廣場上的許多學生都當他是局外人。他懶得用振奮人心的演講爭取懷疑者，相反，他更願意做一名權力掮客。抗議活動組織者之一王軍濤看到，李錄在會議上基本保持沉默，吸收不同的觀點。據王軍濤介紹，李錄還確保自己接近正確的人。他很快與北京大學學生領袖王丹成為朋友，並給自稱“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學生團體總指揮柴玲留下了深刻印象。更激進的柴玲提名李錄為副總指揮之一。

一些學生領袖與王軍濤談到李錄，他們想知道，何以李錄抵達北京時與這場運動背後的組織沒有任何联系，何以他沒有攜帶身份證件。他們懷疑李錄是間諜。王軍濤是過往抗議活動的資深人士，對他們的懷疑不以為然。但李錄看上去確乎與眾不同。他們第一次見面握手時，這位年長的活動人士感到，握著他的粗糙的手屬於一位體力勞動者，而非學者。

王軍濤傾向於關注他認為李錄在學生決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希望通過與政府談判，以實現中國的政治改革。李錄不只不相信當局會履行協議，而且似乎總是主張用最激進的方式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五月中旬，一次持續六天的絕食抗議爆發，李錄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那場絕食抗議激發了公眾的同情，但也點燃了政府的怒火。

當抗議學生的士氣開始低落時，李錄宣布，他和他的女友將在一個像徵性的公開儀式上結婚。在那天的照片中，李錄身著邋遢的背心和四方的飛行員夾克，一面革命旗幟歪著掛在他的脖子上。朋友們用廉價的酒水和無伴奏的婚禮歌曲為這對幸福的夫婦獻上歡呼，這些噱頭的喜悅和希望的弦外之音讓人群再度亢奮起來。

到五月下旬，一百萬人聚集在廣場上。隨著周圍到場警察和軍隊越來越密集，一些學生擔心軍隊正準備進入，以清空廣場。柴玲和李錄那一派想留下來。隨後，六月四日凌晨，軍隊進入，向活動人士開火。坦克碾過尚有抗議學生睡在其中的帳篷，並封鎖了出口通道，同時士兵們逮捕了試圖逃跑的學生。官方稱有兩百名平民死亡，學生領袖則估計死亡人數高達三千四百人。

屠殺發生後，政府以領導暴亂的名義點名通緝了二十一名學生。李錄躲了起來，官方媒體上滿是他一頭蓬亂黑髮加上大號太陽鏡的頭像。他利用從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運送西方走私商品的線路，成功逃脫。王丹和王軍濤就沒那麼幸運了。李錄獲得了自由，但仍在被通緝名單上。幾十年後，到最終回國時，他與中國政府之間的關係變得極其複雜，並且手中掌握著數億美元資金。

成功投資人

一九八九年晚些時候，李錄獲准在美國避難。

對一個從未離開過共產主義中國的人來說，紐約是一個艱難謀生之地。李錄身無分文，也不懂英語，仰賴人權界人士的慷慨解囊，他們讚賞他和其他學生的立場。著名人權活動人士、出版巨頭蘭登書屋首席執行官羅伯特·伯恩斯坦（Robert Bernstein）幫助他安頓下來。另一位活動人士朱蒂·斯泰勒(Trudie Styler)給了他一袋來自她丈夫、搖滾明星斯汀（Sting）的一袋衣服。斯泰勒後來根據李錄的生平製作了一部紀錄片。

李錄婉拒為本文接受采訪。他的公司喜馬拉雅資本（Himalaya Capital）促成一些高管現身，解釋了他多年來的思想演變。

李錄一九九零年出版的回憶錄《移山》（Moving the Mountain : My life in China）描述了他早年在中國的動盪生活。在幾年後的一次採訪中，他總結了那段生活是如何塑造他的人生觀的：“我試著與任何一個接納我的家庭打成一片，並學會適應我自己發現的不論什麼環境。”在紐約，他處在類似境地。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之前，他用了一個夏天的時間學習英語。在哥倫比亞大學，他最終成為首批同時獲得經濟學本科學位和商學與法學研究生學位的學生之一。在課堂上，他平靜如水的權威和尋根究底的提問令其他人印象深刻。一位前教師表示：“他沒有像其他許多學生那樣因為尊重教授而被妨礙，你能感覺到他在某處活動。”

問題是，在哪里活動？作為一名活動人士，一九九一年，李錄在國會外進行了為期十五天的絕食抗議，引起了人們對王軍濤困境的關注。但到了一九九零年代中期，隨著越來越多的異見人士被允許離開中國，人們對天安門的關注已經開始減弱。許多年後，李錄對一個學生團體表示，來到美國後，“我一直對將來如何在這裡謀生心存恐懼”。在哥倫比亞大學，他上了一個有關美國資本主義的速成班。聽了沃倫·巴菲特的一次講座後，李錄開始將自己的學生貸款投資於股市，獲得了可觀的回報。

到一九九六年畢業時，李錄已成功將自己作為學生的激進作風與謀生需求融為一體。他對人權感興趣，他在紐約的名流中廣為人知，他的畢業為他在《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上贏得了一個短篇報導。華爾街機構排著隊給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但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李錄就成立了自己的對沖基金。

在美國，對沖基金正蓬勃發展，以越來越具有創造性和風險的投資策略駕馭著九十年代的經濟熱潮。約翰·保爾森(John Paulson)、史蒂夫·科恩(Steve Cohen)和瑞·達利歐(Ray Dalio)等經理人成了明星，李錄也渴望進入他們的行列。對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來說，自主創業事實上聞所未聞，更不用說去吸引像著名私人股本收購公司KKR 聯合創始人杰羅姆·科爾伯格(Jerome Kohlberg)那樣的知名投資者了。但絕大多數畢業生都沒有李錄的生命故事。科爾伯格告訴當時的《紐約觀察家》週報（The New York Observer），與李錄合作投資的決定“不是那種我通常比較謹慎的事情，但我對他的欣賞佔了上風”。

對沖基金喜馬拉雅資本開局不利。他曾在亞洲尋找機會，但在一九九七年該地區爆發金融危機後，喜馬拉雅在第一年就損失了百分之十九的價值。其最大的投資者之一沒多久就撤資了。李錄很快就厭倦了當日交易和賣空操作，這使他面臨無限的下行風險，而且假如一隻目標股票飆升，可能導致一隻小型基金滅亡。持有受到金融危機重創的日韓股票的股份幫助李錄恢復了元氣。到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期，他已管理著約一億美元的資產。他的單人店開始招人。

李錄的背景使他成為美國投資界獨一無二的人物：這位中國異見人士因接受了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而掘得一桶金。正如一家報紙所說，他從“自由戰士到曼哈頓雅皮士”的轉變注定引人側目。一九八九年，他嚴厲斥責了訪問北京的美國政府官員，因為他們“與中國做生意的決定見利忘義”。現在，李錄欣然接受了自己哲學上的轉變，公開談論起投資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戰略，並讚揚新興互聯網的民主化效應。他還與其他中國移民建立了聯絡，其中有九十年代末他在洛杉磯結識的房地產大亨熊萬里。

二零零三年，李錄獲邀前往聖巴巴拉的一位女性家中，參加感恩節午宴，他是通過人權工作認識這位女性的。這位主人的丈夫是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董事，隨著巴菲特成為資本主義歷史上最成功的投資者，他創建了這家企業集團。伯克希爾副董事長、巴菲特的得力助手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也在場。芒格和李錄談起了股票，幾個小時後仍意猶未盡。這是一段持續二十年的合作關係的開始。

“他是一個非常聰明、自信的年輕人”，現年九十九歲、仍擔任伯克希爾副董事長的芒格表示。 “他非常喜歡當主管，而不是為別人工作。這對我來說是顯而易見的，當然，我就是這樣的人。所以我自然同情他。我試圖說服他在伯克希爾工作，但我是在與人的天性鬥爭。”

李錄的干勁給芒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芒格稱：“我對革命不感興趣，我是資本家。吸引我的是他的資本主義天資，而不是他的革命經歷。”

一開始，芒格建議李錄全面重塑自己作為巴菲特模式投資者的形象。這意味著放棄一時頭腦發熱而催生的交易，轉向更長期形式的“價值投資”。

巴菲特的做法強調，為那些可以培育數十年以實現增長的被低估資產提供融資。李錄來自中國，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多年後，他在《窮查理寶典》(Poor Charlie's Almanack: The Wit and Wisdom of Charles T Munger)中文版的序言中寫道：“（在一次於哥倫比亞大學聆聽巴菲特講座前——譯註）股市在我腦子裡的印像還停留在曹禺的話劇《日出》裡所描繪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的十里洋場，充滿了狡詐、運氣與血腥。”接受巴菲特的哲學後，李錄的口頭禪變成了“準確而完整的信息”。根據當時的文章，完整有時意味著不遺餘力，去了解一家正被喜馬拉雅資本研究的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比如參加他們的禮拜儀式或與他們的鄰居交談。

二零零四年，李錄啟動了一隻新基金，之後芒格將八千八百萬美元的家族資金委託給了他。對這位年輕的中國基金經理來說，這是天大的好事，否則他將不得不在展示月度回報的同時，匆忙籌集資金。芒格稱：“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回報好到邪惡。那八千八百萬美元已經變成了那個數字的四到五倍。”

例如，李錄很早就買了貴州茅台。在共產主義革命後不久，這個品牌的蒸餾酒就成了官方的國酒。伴隨中國走向繁榮，茅台成為向外國政要敬酒時的首選飲品，也成為高級官員行賄時的首選物品。作為一隻備選股票，它在亞洲投資界頗具傳奇色彩，買下它類似於一九九零年代晚期買下蘋果公司的股票。有時它是中國最大的上市公司。

芒格表示: “股價真的很便宜，可以賺四五倍。李祿只是看好那隻股，就買了所有他能買到的，然後很快大賺了一筆。”

革命同儕之間的分歧

每年六月都是令人痛苦的天安門週年紀念日。王丹是中國政府通緝名單上的頭號通緝犯，接下來的九年裡，他大部分時間是在監獄中度過的，直到一九九八年才最終獲准在美國避難。李錄的同胞活動人士在他的自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王軍濤，那位注意到李錄的手的老人，因陰謀顛覆政府罪而獲刑十三年。歷經痛苦逃離中國後，柴玲已落地美國，並在哈佛大學獲得了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她沒有回應採訪請求。)

一九九九年的周年紀念日，一家美國新聞網追踪到了一些“天安門英雄”。王丹表示，他的首要任務是在他流亡的美國重新加入變革中國的運動。他稱：“我的夢想是我能做點什麼。”柴玲有過激進的歲月，曾在一九九零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她直言不諱: “成為一名政治活動家不會改變中國，我們面對現實吧。我們十年前就試過了。我們有數百萬人和我們一道，但沒有成功。”李錄發出了不同的聲音。他仍然稱自己是異見人士，但承認他早已基本上退出了政治活動。他告訴採訪者，繼續在紐約街頭示威是“不現實的”。

王軍濤現年六十五歲。他仍然稱自己為“職業革命家”。今年早些時候，他在紐約法拉盛（Flushing）的辦公室通過電話表示，持不同政見者的生活在某些方面是很簡單的，儘管付出了巨大的個人代價。他表示：“假如你想成為一個英雄，犧牲自己是很容易的。”相比之下，那些走李錄這條路的人必須“複雜”。 “你必須平衡很多事情。”

大約始於二零零一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認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將給中國帶來民主的理念大受歡迎。儘管李錄在北京仍是政治賤民，但他在商業上的成功使他看起來像是兩國之間天然的橋樑。正如KKR公司的科爾伯格在一九九八年所論：“我希望看到他成功，最終幫助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成為一個民主國家，我認為到那時，他將是獨一無二的合格人選。”

喜馬拉雅投資早期最重大的成功支持了這一看法。二零零二年，李錄投資了當時鮮為人知的電池製造商比亞迪。儘管明面上仍被禁止參觀該這家公司在深圳的工廠，但他相信，未來取決於中國的製造業實力和十四億消費者的購買力。二零零八年，他說服芒格相信了他的願景，同時伯克希爾收購了比亞迪十分之一的股份。芒格回憶說：“我不喜歡汽車業，要在汽車業發財很難。”但“比亞迪運營非常好，早期對比亞迪的投資是一個小小的奇蹟”。去年，比亞迪超越特斯拉，成為全球銷量最大的電動汽車生產商。

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進行期間，不論當日是否顯而易見，對“貿易將帶來一個更自由的中國”的理念的神化都發生了。當時，中國已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而且還在成長之中。奧運會籌備階段，人權組織試圖強調政府虐待藏人和迫害宗教組織法輪功。但抵制的呼籲收效甚微。奧運會結束後，西方政界人士和企業高管飛抵該國，簽署貿易和投資協議。正在上演的金融危機導致的西方經濟體崩潰進一步加劇了外國資本的湧入。王軍濤表示: “那是他們忘記六四屠殺的時候。二零零八年後，假如你是中國政府的敵人，你就不可能從華爾街收錢。”

這些宏觀力量在先前關係緊密的異見人士之間製造了分歧。但當王軍濤第一次到美國時，他仍和李錄會面喝咖啡，談論中國的未來。二零零六年他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並前往新西蘭繼續學業，在那之後，他們的關係發生了變化。二零零七年，王軍濤試圖返回中國時，政府通知他不會被允許回國。 “他們表示，假如我留在中國，我的生活會很麻煩。”他於二零零八年回到美國，但自那以後再也沒有見到李錄。 “不論他做了什麼決定，我都理解”，他表示。 “我不需要他。假如我接近他，我就會擾亂他的道路。哪怕我們喝一杯咖啡，中國政府知道了，也會認為這太多了。”

在佛羅里達州勞德代爾堡鄉村俱樂部酒吧(Fort Lauderdale Country Club)，坐在棕色皮沙發上的熊萬里說，在一九九零年代的中國，“賺錢真的太容易了”。熊萬里也參加了天安門的抗議活動，但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就像絕大多數“八九屆畢業生”那樣，留在了中國。天安門事件後，他搬到了深圳，那裡曾經是漁村，正被改造成一個不斷擴張的大都市。今天，那裡的人口是一千七百六十萬，多過紐約。

在一家國有房地產開發企業工作幾年後，熊萬里創辦了自己的房地產公司，目標是利用他在湧現於深圳周邊的高爾夫球場上建立的與地方和中央政府官員之間的關係網。當年就是這樣，在習近平高壓反腐啟動之前，政界人士和企業高管之間存在密切關係是在中國做生意的公認現實。熊萬里稱：“那時候有很多土地。”他在隨之而來的房地產繁榮中富起來了。

二零零二年，熊萬里移居美國，在哈佛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他回憶道，他到達後，私人財富經理如何追著他到處跑，賭場則派出私人飛機接他到拉斯維加斯。他也認為，經濟繁榮將給中國帶來自由化的影響。他在一個高爾夫球場上見到了李錄。兩人投資了多維，那是一家由流亡記者何頻創辦的中文媒體網站，其自我定位是批判性媒體，一旦中國自由化了，就準備進入中國。儘管在中國遭到封禁，多維的獨家新聞還是令其成了北京方面的眼中釘。它兩次預測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人選。這個常委會相當於一個內閣，在每五年一次的黨代會召開之前，其人選是一個需要嚴格保守的機密。

熊萬里認為，這是對中國未來的投資。多維面向數百萬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他們希望得到比國內媒體提供的內容更具批判性的聲音。對李錄來講，多維似乎是一筆不錯的金融投資。 (喜馬拉雅及其關聯投資者持有多維母公司略低於50%的股份。)

二零零八年四月，多維領導團隊集合，召開了一次例行董事會會議。熊萬里從武漢打入電話。劈啪作響的電話那頭，他聽到李錄的聲音宣布他將出售自己的股份。這一聲明震驚了熊萬里，他要求李錄將那一部分股份賣給他，但李錄將其賣給了親北京的傳媒大亨於品海(Yu Pun-Hoi)。熊萬里表示，他懷疑李錄出售那部分股份給於品海是為討好他本人，並增加自己成為華爾街在中國的渠道的機會。喜馬拉雅一位發言人表示，從多維撤資的決定，是該公司風險投資基金整體清盤的一部分，於品海的報價被接受為最高報價。

自那一年以來，已變得清楚的一點是，貿易將創造一個民主中國的理念成了空想。國家主席習近平強化了掌權，在一場被稱為民粹主義反腐運動的鎮壓中清洗了政治和商業對手。二零一八年，他廢除了任期限制。北京對台灣愈發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和軍事姿態，以及在國內對少數民族的高壓手段，已促使西方政府和企業與遠離中國。擁抱市場資本主義的各個方面使中國變得更加富有和強大許多，但最終卻成了一個更加成功的威權國家。

變化之一是，多維將總部遷至北京，雖然在中國仍被禁止，但這家網站在報導北京政權方面變得更加謹慎。去年，以財務困難為由，多維停止運營了。

“非常不道德”

二零一零年九月晚些時候，一張在深圳綠樹成蔭的比亞迪園區拍攝的模糊照片出現在一家香港報紙上。

照片顯示，該公司一排排身著制服的管理人員和政府官員列隊站在來自美國的著名客人身後。坐在前排的是身著休閒服的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巴菲特和芒格。那一排最末一位是李錄，戴著一副深色的太陽鏡。儘管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客人這次來訪的報導主要在渲染巴菲特的照片，但也證實了香港媒體有關李錄在場的報導。這是政府的二十一人流亡學生名單中被允許重新入境中國的第一例。

中國熱情吸引外國投資者，沒有人比蓋茨和巴菲特更引人注目了。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國強大的盟友曾遊說李錄加入這一訪問中國的客人隊伍，這幫助鋪平了他的行程。相關方面同意李錄將避免公開露面。但端坐於美國億萬富翁和中國權力代表之間的李錄，看上去就像是二十年前人們口中的搭橋人。

對李錄來講，這次經歷是有啟示意義的。首先，他終於親眼見證了自己寶貴的投資對像比亞迪。據參加此次訪問的那位人士透露，儘管中國的威權當局依舊掌權，但李錄在這個經濟轉型國家親眼見證的一切確認了他對北京的態度。這位人士表示：“那些抗議活動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儘管不是全部要求，但其中一些要求變成了現實。普通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李錄隨後訪問了中國，參觀了一些公司，並在北京的幾所一流大學發表了關於價值投資的演講。二零一四年，他加入了微博客網站新浪微博，在那裡張貼有關中國發展的內容，並將中國空前的經濟崛起部分歸功於一個擁有“非凡執政能力和人才”的執政黨。他成了中國商界和金融界的名人，一位出生在文革時代、在中國和美國都取得了成功的可敬人士的榜樣。二零一九年，李錄在北京大學舉辦了一場研討會，那裡距離三十年前他冒著生命危險以實現政治變革的那座廣場沒有多遠。在中國，他將自己塑造成了一個新的公眾人物，撰寫有關投資的書籍和關於中國現代化的文章，但絕口不提他的學生時代。

對王丹來說，與李錄在北京的廣場上結下的友誼，如今已成為遙遠的回憶。克林頓政府確保其獲釋後，王丹成了一名學者。他表示，他在美國生活期間，和李錄曾是親密的朋友，他們面見討論中國民主的前景。他是李錄接下來的婚禮的伴郎之一。王丹去台灣教書後，他們分道揚鑣了，在李錄第一次回國後，他們的交流完全中斷。王丹在馬里蘭州的家中通過電話表示，李錄已“選擇與政府合作。他有做出這個選擇的自由，但這不是一個有道德的選擇。李錄今天的財富與天安門廣場運動有關。他從那次運動中受益。與當年殺害學生的政府官員站在一起是非常不道德的。”

王丹認為，北京也從李錄的轉變中收穫了政治紅利。 “政府需要證明，一九八九年的學生已承認他們自己犯了錯誤”，他表示，這附和了熊萬里的批評。 “他們把李錄當成了榜樣。”自接受本文采訪後，因遭到性侵犯指控，王丹已辭去在台北的一個教職。他否認了那些指控。一位與李錄關係密切的消息人士表示，他之所以能夠籌集到資金，是因為他的投資記錄，而他在就讀哥倫比亞大學期間就開始投資了。 “有了這個基礎，他才能成立喜馬拉雅資本，不是因為他是一名學生抗議者。”

但李錄的心態已經變了。這些年來，他開始把自己看作移民，而非難民。一位熟悉他想法的人士表示: “假如你繼續把自己當成政治難民，生活會更加艱難。你面對的是一個不同的現實，在這個現實中，你仍然把中國當作自己的家……這不是一種輕鬆的生活。”芒格表示: “他變了。他在尋找一條在這個世界取得巨大成功的道路。李錄不再是革命者了。他是個資本家。你找不到比李錄更資本主義的資本家了。”

“倖存者”

喜馬拉雅資本的辦公室位於西雅圖市中心一座高樓的第二十一層，假如拜訪這裡的人認為自己一不留神走進了一家圖書館，人們是會原諒他們的。

除開角落裡藏著一台划船機，辦公室裡缺少的是一些高級金融機構的常見裝飾。彭博新聞社的顯示終端並沒有高過分析師，也沒有電視機在播放財經新聞。二零零七年，喜馬拉雅從華爾街搬到了加州的帕薩迪納（Pasadena），以便離芒格更近些。二零一八年，喜馬拉雅落腳於稅率較低的華盛頓州。每一次，辦公室的設置都原樣照搬伯克希爾·哈撒韋那裡的，後者的分析師團隊詳細覆蓋少數幾家公司，並直接向中央決策者報告。喜馬拉雅首席運營官、任職時間最長的員工常勁(Gene Jing Chang)表示: “我們都服務於一個目標: 幫助李錄做出投資決策。”

該公司目前管理一百四十億美元的資產。與早期在美國媒體聚光燈下的表現可成對比的是，李錄沒有積極吸引新投資者，而是找到了一批穩定的高淨值個人和養老基金支持喜馬拉雅。他們中的許多人每年都齊聚奧馬哈（Omaha），參加伯克希爾·哈撒韋大會，這是價值投資者的最終聚會。李錄的很多個人財富都與該基金掛鉤，其決定性賭注仍是對比亞迪的投資。 （奧馬哈，位於美國中西部的內布拉斯加州，是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總部所在地。——譯註）

這些日子，李錄更願獨處而不是待在人群中。認識他的人都說，他對閱讀有極大興趣。他不喜歡早上開會，寧願省下時間消化公司報告和財經新聞。他的辦公室，從地板到天花板都擺滿了書籍，他從那裡打電話給分析師，進行一對一的會議，討論投資想法。常勁稱：“我們開玩笑說，喜馬拉雅是一個學術機構，李錄是這裡的教授，我是助教，分析師是學生。”

最近，隨著中美關係惡化，倡導與中國建立更密切關係對華爾街來講愈發苦難。美國的一些大型慈善基金和養老基金正在縮減規模，或完全從中國撤資。在美國許多大型企業，高管有了不眠之夜，思考如何應對當前的緊張局勢。因政治原因，比亞迪沒有在美國銷售乘用車。三十年前，包括李錄在內的學生活動人士曾遊說美國切斷與中國的聯繫，如今，一種部分脫鉤正在發生。李錄最後一次訪問中國是在二零一九年，恰在新冠疫情開始之前。

但接近他思路的人士認為，兩國的命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緊密交織在了一起。當新冠疫情消息第一次從武漢傳出時，李錄動用了他在太平洋兩岸的關係網。最初，他從美國向中國運送醫療用品，然後照看比亞迪在美國出售口罩的交易。成千上萬的美國消費者在好市多的貨架上買到了比亞迪的產品，他們變得更熟悉作為醫療品牌而非汽車公司的比亞迪環形標誌。

喜馬拉雅投資者關係主管卡羅琳·金(Caroline Kim)表示，在辦公室，李錄開始每天通過視頻主持團隊午餐。 “他非常關心員工，他們中的很多人在美國沒有家人。感覺這裡非常像一個大家庭。”後來，李錄聯合他人創立了亞裔美國人基金會(Asian American Foundation) ，籌資十一億美元，以應對新冠大流行病爆發後湧現的反亞裔種族主義情緒。

李錄現年五十七歲，已經在美國度過人生的一半以上歲月，成為美國公民也有近三十年。他描述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美國人，同時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他有牛仔靴，並喜歡談論使他富有的美國夢。但將李錄的人生旅程與絕大多數移民比較是荒謬的，這既是因為旅程開始時的歷史環境，也是因為最終把他帶向的地方。李錄不怎麼與他的員工談論過去。常勁稱，那隻是“他個人歷史中很小的一部分”。

在其自傳中，李錄寫道，他和他的革命同儕誓言，在那場運動五十年後，他們將在天安門廣場重逢。他寫道: “我們會帶上孫子孫女給對方看，也帶上我們的日記給對方看。”但假如，包括王丹、王軍濤和柴玲在內的那隊流亡者今天設法兌現承諾，那麼只有李錄才能輕鬆踏上中國的土地。為讓這成為現實，李錄不得不變成了誰？

二零一六年，他告訴國立美國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的一個口述史項目：“我是一個倖存者。”

（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中國技術事務記者。本文原題“ No other investor has a life story quite as unbelievable as Li Lu ”，由《金融時報雜誌》網絡版發佈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七日日。除截圖外的圖片均為原文所有。譯者聽橋，對原文有多分段，加上小標題，圖說有細微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