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的裂痕和可能发生的转变

原文链接（含文献）： https://ignatiusdhleechinese.substack.com/p/856

引子：從“新星號事件”看中俄關係2009年2月，中國貨輪“新星”號在俄國纳霍德卡港（Нахо́дка）與收貨方產生糾紛後，未經辦理離港手續便擅自離港。2月13日，該船行至公海，遭俄國邊防巡邏船炮擊攔截后返航。2月15日因炮擊造成船體損毀，“新星”號沉沒，導致7名中國籍船員和1名印尼籍船員遇難。俄國邊防警衛在“新星號事件”中公然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理應對傷亡及財產損失承擔全部責任。但是事後8名俄國邊防警衛因此次事件受到嘉獎，俄國不但拒絕道歉、拒絕承擔任何賠償責任，還將抓獲的印尼籍船長判刑。此次事件雖然引起中國外交部“强烈不滿”，時任外交部副部長表示“嚴重關切”，但該事件最終仍舊不了了之。俄方以强硬姿態回絕了中方所有訴求，這種決絕十分不留情面。 “新星號事件”可以說是中國外交史上一次大慘敗，但是并未在中國社會引發反響。該案餘波平息一年後，2010年9月，中國漁船與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在釣魚島附近海域相撞，日方扣押了中國籍船長。釣魚島撞船事件并未造成重大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但是幾天之内就在中國引發全國性反日浪潮。與“新星號事件”相比，中國在中日撞船事件上的過激反應，令人匪夷所思。

在中国的外交伙伴关系等级体系中，与俄罗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最高等级，俄罗斯也是唯一一个与中国建立这种伙伴关系的国家。反而唯一与中国达成过军事同盟协议的朝鲜不在任何伙伴关系之列。

2022年2月4日，在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前三个星期，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宣布中俄“友谊无上限”。即便中国外交官员一再宣称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却对媒体表示所谓“无上限”只是修辞而已。事实上，从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外界对中俄关系“无上限”一直质疑声不断。

本文将探讨公众较少注意到的中俄关系微妙层面，并分析俄乌战争对中俄关系走向的潜在影响。作者认为，中俄关系存在较多裂痕，虽然也存在修复机制，但从中长期来看却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协作关系，最终无法避免再次破裂的危险。

1. 失败的盟友关系

虽然一再宣称不结盟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并非没有与别国结过盟。 1950年2月中国曾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具有军事同盟性质，有效期三十年。条约签署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25日，中国应苏联要求履行同盟义务，出兵朝鲜。

中苏同盟实际有效期不足十年，在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后，两国逐渐貌合神离。虽然有盟友协定限制，中国却在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推进第三世界国家的不结盟运动。这个不结盟运动旨在避免卷入美苏冷战，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中国作为苏联盟友加入这个不结盟运动是背叛盟友义务。

1958年7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双方签署联合公报不到一个月，中国在未征得苏联意见的情况下，炮击金门、马祖，制造台海危机。但美国和台湾认为这种战争挑衅行为是苏联授意的结果，这令莫斯科感到十分不快。这种情况像极了2023年2月初普丁访华，旋即在2月底就发动了全面侵乌战争，让外界普遍以为这场战争是跟北京通气的结果，但很多迹象表明北京可能并不知情。显然北京也不会感到愉快。

1959年，中国与印度爆发边境冲突，苏联不愿破坏与印度的友好关系，对该冲突持中立立场，但同时表达了对中国的不支持态度。北京则随即指责莫斯科背叛盟友协定，中苏同盟关系迅速走向破裂。此外，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和个人崇拜、对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持反对意见，也被认为是中苏关系破裂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官方则倾向于认为，1958年中苏在军事协作谈判上的破裂，是导致两国交恶的直接原因。

不论如何，中苏关系即便在短暂的蜜月期内，也是困难重重的。其中，两国各自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复杂处境，是导致两国分歧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这一状况到现在仍未得到实际改善，甚至反而更加恶化：俄国长期不遵守国际秩序及其战争罪行与民主世界和西方各国空前交恶；中国在边境冲突中仍与印度、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剑拔弩张，并且还因为人权劣迹和挑战国际秩序，遭到民主国家疏远和警惕。

2. 俄乌战争是中俄关系转折点

当代中俄两国看上去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才结为伙伴关系。逻辑上似乎是：随着中俄各自面临的敌对环境逐渐恶化，两国才越发走到一起抱团取暖。直观上看确实是这样。这种观点最为普遍，比如耶鲁法学院Susan A. Thornton 就认为，正是因为与美国关系恶化，中俄才会走到一起。

但这种直观判断逻辑上有几个显著问题，这是因为：1. 敌对环境恶化并不必然加深中俄关系；2. 从协作关系上升到军事同盟，对中俄两国来说，不一定是最有利选项；3. 中俄之间达成军事同盟的阻力很大，而这种军事同盟由于两国各自面临的复杂处境，不见得牢不可破；4. 低估了俄乌战争对中俄关系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这四个问题实际上是没有进行深入推敲的。

我们知道，较大规模的战争是会影响地缘政治格局的。俄乌战争牵连之广，已经超出了一般地区性战争的影响力，其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俄乌战争极大削弱了俄罗斯的国力和国际地位。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罗波波（Bobo Lo）就指出，俄罗斯经此一战，已丧失了在美中之间、东西方之间以及南北半球之间作为重要平衡力量的大国角色。 《金融时报》也注意到，战争带来一系列规模空前的严厉制裁，几乎使俄罗斯经济与西方完全割裂，同时加大了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还把俄罗斯变成了小弟，也就是说相对弱势的一方（a junior partner）。

这种从宗主国向附庸国的角色转变，对于心高气傲，一心寻求与美国和西方并肩的强权大国俄罗斯来说，究竟能不能适应下来还是个大问题。虽然战争期间，俄罗斯或者回避这个现实，或者选择隐忍，但是一旦战争停下来，俄罗斯将不得不面临这种大国心态的全面崩溃。

其次，俄乌战争令中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国既不敢公开支援俄罗斯，也不敢公开谴责战争。中国长达一年多模棱两可的态度，既可能分化俄罗斯国内的亲华派，也显然正在引起欧洲和美国盟友高度警惕。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大力推行“去风险化”，正在加速产业链转移出中国，这使得陷入衰退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很长一段时间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表达与习近平通话、会谈或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基辅等方面愿望，令北京感到尤其尴尬。北京犹豫不决的态度加深了西方国家对其真实意图的怀疑，即便中国提出所谓“和平方案”，仍然遭到西方各国普遍嘲讽和批评。但面对俄罗斯一次又一次求援，北京既不敢直接予以军事援助，因为要面临国际制裁和全面封锁的巨大风险；又不敢不援助俄罗斯，因为北京既希望利用俄乌战争拖住美国及盟友，又不希望俄罗斯被削弱太厉害，尤其俄罗斯战败可能造成对中国不利局面。北京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不见得能够取得俄罗斯人谅解；相反，一旦俄罗斯败局已定，像俄罗斯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狂热程度与中国不相上下的国家，其对中国的怨恨情绪不可能低得了。有俄国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罗波波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对中国也不见得是一笔可以利用的资产，甚至反而可能是不稳定因素。

印度在俄乌战争问题上，虽然也保持中立立场，但印度却是西方各国争相拉拢的对象。从去年至今，英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美国、法国等领导人先后频频访问印度（或与印度互访），争取通过经济与军事合作，将印度拉到民主阵营这一边来。与印度相比，中国的处境却比较孤立，虽然期间同样有欧盟、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领导人先后访华，但性质却与访问印度有本质区别：各国来华主要目的是游说和警告中国不得在俄乌战争中支援俄国。虽说德国和法国也希望用经济外交撬动政治外交，更加现实的情况是，去风险化政策和中国自身经济衰退前景，令西方投资者逐渐丧失了在华投资的信心。也就是说，俄乌战争直接或间接地加深了中国的国际孤立。

在这种持续压力下，中国不得不在权衡各方利益基础上，重新评估对俄关系，并且采取谨慎态度。这是中俄虽然多次高调宣称中俄关系历史最佳，却并未形成攻守同盟的主要障碍之一。

再次，中国不得不面对俄罗斯战败结局。在俄罗斯遭到战败和极大削弱后，中国不得不重新评估俄罗斯还可以利用的残留价值。战前的俄罗斯和战败的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所占分量是不同的。而且中国最担心的情况是，一个战败并且怨恨中国的俄罗斯不排除政治上倒向欧洲的可能性；即便不是民主国家，也可能站在与中国对立的立场上。也许对中国来说，最不危险的情况，是保留一个形式上仍然统一、但被西方孤立的俄罗斯，即便这个俄罗斯怨恨中国，但不得不依赖中国。这样的俄罗斯对中国来说却是一个巨大负担，中国不得不以自身疲软的经济去救济濒临破产的俄罗斯，还可能因为俄罗斯内乱或继续骚扰其他邻国，蒙受意想不到的损失。即便这样，中俄关系仍然是非常脆弱的。

此外，如果战后俄罗斯仍然保有对印度的影响力，印度也会成为中俄关系的巨大不稳定因素。更何况眼下民主阵营争相拉拢印度，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或战略伙伴关系。如果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过于激进，乃至发动战争，经历战败伤痛的俄罗斯即便是有心，也无力援助中国，也无力再在欧洲形成犄角之势。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中亚五国与中国关系也可能是中俄关系暴雷点。中亚五国被认为是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中国趁俄罗斯衰弱乘虚而入，2023年5月举办“中国-中亚峰会”很可能是进一步加强中国对该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前哨活动之一。法国研究者认为峰会其实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进一步确认，但即便中国已经在该地区具有相当大影响力，俄罗斯的衰退无疑有助于进一步扩大这个影响力。中国研究者则倾向于认为，这是中国在当地进一步扩大影响力的前兆。随着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影响力逐渐加强，俄罗斯感受到的不但不是安全感，反而可能是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感，并且把中国的扩张视为对俄罗斯所谓国际生存空间的进一步压缩。

因此可以说，在俄乌战争中彻底击败俄罗斯，对中俄关系来说，不排除具有较大破坏性作用。惨败对于俄罗斯来说，意味着在大国竞争中丧失议价权和主动权，甚至发言权。就像拔掉獠牙的老狼，战后俄罗斯即便与中国走到结成军事同盟的地步，其威胁也远远低于战前俄罗斯跟中国结盟的情况，反而还可能给中国带来不堪其扰的负担。所以先前关于大国均势的顾虑，其实将不复存在。

3. 中俄关系千疮百孔、漏洞百出

磕磕绊绊的中俄关系就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两个的合作也缺乏坚实基础。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一项研究显示，中俄经济关系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不对等性。战前中国占俄罗斯总贸易量的18%，俄国却只占中国的2%。即便到2022年，这一局面也未得到实质性改善，俄国占中国贸易总量只提升到3%，尽管双边贸易总量增加约30%。中国是俄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俄国在中国所占比例却很轻，即便中国在战争期间加大进口俄国石油、天然气及矿产（这些是俄国主要出口产品）。这种不对等关系，看上去是俄国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但从北京角度看，中国对俄国的依赖程度并非是不可替代的。虽然相对接近的互相依赖程度不一定是坚实外交关系的可靠保障，但不对等的依赖关系却可能意味着：经济上俄罗斯不一定离得开中国，中国却离得开俄罗斯。

这种经济不对等还意味着外交关系的脆弱性。若与中美、中欧贸易互赖程度较高的外交关系相比，不对等的经济关系无法为外交冲突提供缓冲空间，而且依赖较低的一方由于占据主动优势，可能利用经济杠杆对依赖较高那一方实施政治影响。对于朝鲜和东南亚小国来说，接受这种现状能是因为没有更好选择，但对一个被削弱的大国来说，并不是没有选择，所以也不见得这样的大国甘愿忍辱偷生。

单就俄国残存的体量来说，绕开普丁政权重新接近欧洲并非不在选项之列。这意味着：如果摆脱不了普丁政权，俄国可能离不开中国；但是如果摆脱了与欧洲恢复关系的主要障碍，俄国并不是不能从欧洲找到经济上替代中国的其他选项。这些不确定性因素恰恰说明中俄关系的脆弱性，说明中俄关系远远不像双方互夸那样牢靠。

中俄不但有互相敌视的历史，还都有主动接近西方、拥抱世界秩序的历史。相反，中俄同盟关系却在这段复杂关系史中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自冷战和冷战结束以来，俄国政治传统中的反华派一直没消失过，甚至还占据过重要位置。比如研究者就注意到，1996年时任俄国防部长Igor Rodionov 还把中国列为俄罗斯的潜在威胁。

1999年3月至6月，北约轰炸前南斯拉夫，当时与西方关系还相对缓和的中俄双方产生了危机感，双方意识到有必要加强伙伴关系来保障自身战略安全，但同时双方也颇不愿意缔结同盟关系。 2001年，中俄合作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共同的政治阵营。但是同年“911事件”爆发，莫斯科随即转向跟美国合作，允许美军使用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三国的前苏联空军基地。北京不但反对美国介入穆斯林世界，也反对俄国支持美国，因为中国本来有意要拉俄国一起反美和建设一个所谓的“多极化世界”，北京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受到了背叛。 2008年，俄国发动格鲁吉亚战争，但在北京看来是鼓励分裂主义，而分裂主义又是中国最忌惮的东西。当俄国向中国和上合组织寻求支持时，俄国遭到了拒绝。 2014年，俄国吞并克里米亚，也同样未能征得中国和上合组织支持。同年俄国外交部长Sergei Lavrov 在与时任中国外长王毅会谈后，竟对外宣称北京完全支持俄国立场，结果王毅赶忙给时任美国国务卿John Kerry 打电话澄清北京立场。虽然北京不支持，但也不谴责莫斯科的侵略行径。与2022年俄乌战争类似，事后莫斯科遭到国际制裁，北京也一样继续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合作。

中俄惯于宣传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种宣传口径，最迟从2002年就开始了，但是分歧和不和谐之处一直存在。 2005年，中石油吉林石化工厂爆炸事故，造成松花江污染，引起下游俄国居民不满。不但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向莫斯科郑重道歉，中国政府还斥重金治理污染。相比之下，2009年俄国在”新星号事件”中的表现，既傲慢、又目中无人，对给中方造成的伤亡和损失，不但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赔偿、不道歉，反而还对涉事人员进行嘉奖。 2005-2007年与2020-2023年闲，俄国先后逮捕了多名涉嫌向中国泄密的科学家。此外，由于担心中国对上合组织的操控，俄罗斯极力阻止了有关成立上合组织银行的议案，还在2017年把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观察员国家安插进来，以牵制中国在上合组织的影响力。

不但俄国对中国缺乏信任，中国也不见得对俄国上下一心。 2016年中国向塔吉克派遣3000名驻军，在塔吉克建了11个哨所和训练中心，这些事情也并没有跟俄国通气。 2022年初俄军围攻基辅陷入泥潭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还曾预言俄罗斯必然战败。战争期间，上海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胡伟还曾呼吁北京放弃普丁政权，转而与西方重新修好关系。俄乌战争在中国社会也暴露出一股反俄情绪，尽管反俄情绪往往受到社交媒体打压，大体来说，俄乌战争加剧了中国社会亲民主派人士的反俄情绪是无疑的。去年，上海街头还出现了亲俄派与反俄派人士当街斗殴的情况。很难预测在俄罗斯战败之后，中国社会的反俄情绪会不会进一步推高。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俄民间缺乏交流跟沟通，也使得两国文化隔阂颇深。中俄两国流行文化仍然以西方文化为主流，在中国市场几乎看不见俄国电影或音乐制品，俄国也一样，而且双方都不以对方为主要留学目的地。 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俄国社会普遍存在排华、反华、恐华情绪，这一点与当时世界各国形成鲜明反差。

2023年3月，9名中国公民在中非共和国一处金矿，遭到行刑式处决。当地反叛组织谴责瓦格纳集团应对惨案负责。 《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倾向于认为，这起凶案可能是中俄利益摩擦导致。

尽管存在诸多分歧和不和谐因素，中俄也在通过加强沟通和合作来掩盖这些问题，但是根本问题仍然存在：不对等的经济依赖、互相缺乏信任、利益冲突、反华/俄呼声、文化隔阂以及地缘政治摩擦，都使得中俄友好关系主要限于政府层面，像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

4. 小结：不是盟友，也不像盟友

虽然有人说中俄关系“不是盟友、胜似盟友”，但这其实是对中俄关系的误解。中俄关系主要纽带是基于国际环境的临时结合，这样的结合缺乏根基。中俄缺乏美国与盟友之间基本互信和互相尊重。虽然美国与盟友之间也爆发信任危机和贸易摩擦，但是盟友之间有多层次的经济、政治、文化纽带以及共同的价值观念，这些都是中俄关系所缺乏的。

另外，不可低估俄乌战争对中俄关系的破坏性影响。一个战败的俄罗斯短期内是不可能回到战前国际关系水平的。战败的俄罗斯需要适应新身份，这个适应期充满变数。对于缺乏坚实基础的中俄关系来说，新变量引起破坏性效果的可能性显然更大一些。

可以说，中俄关系是最不像盟友的伙伴关系，在战争期间或战后重新结成军事同盟不但可能性极低，而且对中国来说价值可能不像预想那么高。国际社会尽管批评中国对国际秩序有修正主义企图，但总的来说中国还需依赖国际秩序，与普丁政权长期无视和扰乱国际持续有根本区别。北京很清楚跟“麻烦制造者”走太近的结果，即便专断如习近平，也没有抓住最有利时机与俄国结成军事同盟。

回顾历史，在中苏军事同盟的历史背景下，国际环境不见得比现在更好一些，但是两国各自要面对的复杂国际关系使得两国无法在结盟上走得更远。此外同样值得一体的是，中苏两国当时国力相差悬殊，经济互赖性较现在更弱，中国也不愿意成为苏联附庸国，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达成军事同盟也无法维持下来。小小的朝鲜尚且不完全臣服于中国盟友的霸权地位，现在的俄罗斯不会比朝鲜更乐意接受这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