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關係的裂痕和可能發生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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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從“新星號事件”看中俄關係2009年2月，中國貨輪“新星”號在俄國纳霍德卡港（Нахо́дка）與收貨方產生糾紛後，未經辦理離港手續便擅自離港。2月13日，該船行至公海，遭俄國邊防巡邏船炮擊攔截后返航。2月15日因炮擊造成船體損毀，“新星”號沉沒，導致7名中國籍船員和1名印尼籍船員遇難。

俄國邊防警衛在“新星號事件”中公然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理應對傷亡及財產損失承擔全部責任。但是事後8名俄國邊防警衛因此次事件受到嘉獎，俄國不但拒絕道歉、拒絕承擔任何賠償責任，還將抓獲的印尼籍船長判刑。

此次事件雖然引起中國外交部“强烈不滿”，時任外交部副部長表示“嚴重關切”，但該事件最終仍舊不了了之。俄方以强硬姿態回絕了中方所有訴求，這種決絕十分不留情面。

“新星號事件”可以說是中國外交史上一次大慘敗，但是并未在中國社會引發反響。該案餘波平息一年後，2010年9月，中國漁船與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在釣魚島附近海域相撞，日方扣押了中國籍船長。釣魚島撞船事件并未造成重大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但是幾天之内就在中國引發全國性反日浪潮。與“新星號事件”相比，中國在中日撞船事件上的過激反應，令人匪夷所思。

在中國的外交夥伴關係等級體系中，與俄羅斯“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處於最高等級，俄羅斯也是唯一一個與中國建立這種夥伴關係的國家。反而唯一與中國達成過軍事同盟協議的朝鮮不在任何夥伴關係之列。

2022年2月4日，在俄烏戰爭全面爆發前三個星期，中俄兩國元首在北京宣布中俄“友誼無上限”。即便中國外交官員一再宣稱中俄戰略合作沒有止境、沒有禁區、沒有上限，中國駐歐盟大使傅聰卻對媒體表示所謂“無上限”只是修辭而已。事實上，從俄烏戰爭全面爆發以來，外界對中俄關係“無上限”一直質疑聲不斷。

本文將探討公衆較少注意到的中俄關係微妙層面，并分析俄烏戰爭對中俄關係走向的潛在影響。作者認爲，中俄關係存在較多裂痕，雖然也存在修復機制，但從中長期來看卻是一種非常脆弱的協作關係，最終無法避免再次破裂的危險。

1. 失敗的盟友關係

雖然一再宣稱不結盟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并非沒有與別國結過盟。1950年2月中國曾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該條約具有軍事同盟性質，有效期三十年。條約簽署不久後，朝鮮戰爭爆發。同年10月25日，中國應蘇聯要求履行同盟義務，出兵朝鮮。

中蘇同盟實際有效期不足十年，在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后，兩國逐漸貌合神離。雖然有盟友協定限制，中國卻在1955年參加萬隆會議，推進第三世界國家的不結盟運動。這個不結盟運動旨在避免捲入美蘇冷戰，從莫斯科的角度來看，中國作爲蘇聯盟友加入這個不結盟運動是背叛盟友義務。

1958年7月，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訪華，雙方簽署聯合公報不到一個月，中國在未徵得蘇聯意見的情況下，炮擊金門、馬祖，製造台海危機。但美國和台灣認爲這種戰爭挑釁行爲是蘇聯授意的結果，這令莫斯科感到十分不快。這種情況像極了2023年2月初普丁訪華，旋即在2月底就發動了全面侵烏戰爭，讓外界普遍以爲這場戰爭是跟北京通氣的結果，但很多跡象表明北京可能並不知情。顯然北京也不會感到愉快。

1959年，中國與印度爆發邊境衝突，蘇聯不願破壞與印度的友好關係，對該衝突持中立立場，但同時表達了對中國的不支持態度。北京則隨即指責莫斯科背叛盟友協定，中蘇同盟關係迅速走向破裂。此外，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主義和個人崇拜、對中國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持反對意見，也被認爲是中蘇關係破裂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中國官方則傾向於認爲，1958年中蘇在軍事協作談判上的破裂，是導致兩國交惡的直接原因。

不論如何，中蘇關係即便在短暫的蜜月期内，也是困難重重的。其中，兩國各自在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中的複雜處境，是導致兩國分歧不斷擴大的根本原因。這一狀況到現在仍未得到實際改善，甚至反而更加惡化：俄國長期不遵守國際秩序及其戰爭罪行與民主世界和西方各國空前交惡；中國在邊境衝突中仍與印度、東亞和東南亞各國劍拔弩張，并且還因爲人權劣跡和挑戰國際秩序，遭到民主國家疏遠和警惕。

2. 俄烏戰爭是中俄關係轉折點

當代中俄兩國看上去是因爲有共同的敵人，才結爲夥伴關係。邏輯上似乎是：隨著中俄各自面臨的敵對環境逐漸惡化，兩國才越發走到一起抱團取暖。直觀上看確實是這樣。這種觀點最爲普遍，比如耶魯法學院 Susan A. Thornton 就認爲，正是因爲與美國關係惡化，中俄才會走到一起。

但這種直觀判斷邏輯上有幾個顯著問題，這是因爲：1. 敵對環境惡化并不必然加深中俄關係；2. 從協作關係上升到軍事同盟，對中俄兩國來説，不一定是最有利選項；3. 中俄之間達成軍事同盟的阻力很大，而這種軍事同盟由於兩國各自面臨的複雜處境，不見得牢不可破；4. 低估了俄烏戰爭對中俄關係可能造成的破壞性影響。這四個問題實際上是沒有進行深入推敲的。

我們知道，較大規模的戰爭是會影響地緣政治格局的。俄烏戰爭牽連之廣，已經超出了一般地區性戰爭的影響力，其對國際政治格局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俄烏戰爭極大削弱了俄羅斯的國力和國際地位。許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這一點，比如羅波波（Bobo Lo）就指出，俄羅斯經此一戰，已喪失了在美中之間、東西方之間以及南北半球之間作爲重要平衡力量的大國角色。《金融時報》也注意到，戰爭帶來一系列規模空前的嚴厲制裁，幾乎使俄羅斯經濟與西方完全割裂，同時加大了對中國的依賴程度，還把俄羅斯變成了小弟，也就是說相對弱勢的一方（a junior partner）。

這種從宗主國向附庸國的角色轉變，對於心高氣傲，一心尋求與美國和西方并肩的强權大國俄羅斯來説，究竟能不能適應下來還是個大問題。雖然戰爭期間，俄羅斯或者回避這個現實，或者選擇隱忍，但是一旦戰爭停下來，俄羅斯將不得不面臨這種大國心態的全面崩潰。

其次，俄烏戰爭令中國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中國既不敢公開支援俄羅斯，也不敢公開譴責戰爭。中國長達一年多模棱兩可的態度，既可能分化俄羅斯國内的親華派，也顯然正在引起歐洲和美國盟友高度警惕。與此同時，歐洲和美國大力推行“去風險化”，正在加速產業鏈轉移出中國，這使得陷入衰退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

很長一段時間裏，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多次表達與習近平通話、會談或邀請中國領導人訪問基輔等方面願望，令北京感到尤其尷尬。北京猶豫不決的態度加深了西方國家對其真實意圖的懷疑，即便中國提出所謂“和平方案”，仍然遭到西方各國普遍嘲諷和批評。但面對俄羅斯一次又一次求援，北京既不敢直接予以軍事援助，因爲要面臨國際制裁和全面封鎖的巨大風險；又不敢不援助俄羅斯，因爲北京既希望利用俄烏戰爭拖住美國及盟友，又不希望俄羅斯被削弱太厲害，尤其俄羅斯戰敗可能造成對中國不利局面。北京這種猶豫不決的態度，不見得能夠取得俄羅斯人諒解；相反，一旦俄羅斯敗局已定，像俄羅斯這樣一個民族主義狂熱程度與中國不相上下的國家，其對中國的怨恨情緒不可能低得了。有俄國研究者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羅波波也認爲，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對中國也不見得是一筆可以利用的資產，甚至反而可能是不穩定因素。

印度在俄烏戰爭問題上，雖然也保持中立立場，但印度卻是西方各國爭相拉攏的對象。從去年至今，英國、歐盟、澳大利亞、日本、美國、法國等領導人先後頻頻訪問印度（或與印度互訪），爭取通過經濟與軍事合作，將印度拉到民主陣營這一邊來。與印度相比，中國的處境卻比較孤立，雖然期間同樣有歐盟、德國、法國、日本和美國領導人先後訪華，但性質卻與訪問印度有本質區別：各國來華主要目的是游説和警告中國不得在俄烏戰爭中支援俄國。雖説德國和法國也希望用經濟外交撬動政治外交，更加現實的情況是，去風險化政策和中國自身經濟衰退前景，令西方投資者逐漸喪失了在華投資的信心。也就是說，俄烏戰爭直接或間接地加深了中國的國際孤立。

在這種持續壓力下，中國不得不在權衡各方利益基礎上，重新評估對俄關係，並且采取謹慎態度。這是中俄雖然多次高調宣稱中俄關係歷史最佳，卻并未形成攻守同盟的主要障礙之一。

再次，中國不得不面對俄羅斯戰敗結局。在俄羅斯遭到戰敗和極大削弱後，中國不得不重新評估俄羅斯還可以利用的殘留價值。戰前的俄羅斯和戰敗的俄羅斯，在地緣政治上所占分量是不同的。而且中國最擔心的情況是，一個戰敗并且怨恨中國的俄羅斯不排除政治上倒向歐洲的可能性；即便不是民主國家，也可能站在與中國對立的立場上。也許對中國來説，最不危險的情況，是保留一個形式上仍然統一、但被西方孤立的俄羅斯，即便這個俄羅斯怨恨中國，但不得不依賴中國。這樣的俄羅斯對中國來説卻是一個巨大負擔，中國不得不以自身疲軟的經濟去救濟瀕臨破產的俄羅斯，還可能因爲俄羅斯内亂或繼續騷擾其他鄰國，蒙受意想不到的損失。即便這樣，中俄關係仍然是非常脆弱的。

此外，如果戰後俄羅斯仍然保有對印度的影響力，印度也會成爲中俄關係的巨大不穩定因素。更何況眼下民主陣營爭相拉攏印度，建立政治、經濟、軍事、或戰略夥伴關係。如果中國在台灣問題上過於激進，乃至發動戰爭，經歷戰敗傷痛的俄羅斯即便是有心，也無力援助中國，也無力再在歐洲形成犄角之勢。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中亞五國與中國關係也可能是中俄關係暴雷點。中亞五國被認爲是俄羅斯傳統勢力範圍，中國趁俄羅斯衰弱乘虛而入，2023年5月舉辦“中國-中亞峰會”很可能是進一步加强中國對該地區影響力的重要前哨活動之一。法國研究者認爲峰會其實對中國在該地區影響力的進一步確認，但即便中國已經在該地區具有相當大影響力，俄羅斯的衰退無疑有助於進一步擴大這個影響力。中國研究者則傾向於認爲，這是中國在當地進一步擴大影響力的前兆。隨著中國在地緣政治方面影響力逐漸加强，俄羅斯感受到的不但不是安全感，反而可能是越來越嚴重的危機感，并且把中國的擴張視爲對俄羅斯所謂國際生存空間的進一步壓縮。

因此可以説，在俄烏戰爭中徹底擊敗俄羅斯，對中俄關係來説，不排除具有較大破壞性作用。慘敗對於俄羅斯來説，意味著在大國競爭中喪失議價權和主動權，甚至發言權。就像拔掉獠牙的老狼，戰後俄羅斯即便與中國走到結成軍事同盟的地步，其威脅也遠遠低於戰前俄羅斯跟中國結盟的情況，反而還可能給中國帶來不堪其擾的負擔。所以先前關於大國均勢的顧慮，其實將不復存在。

3. 中俄關係千瘡百孔、漏洞百出

磕磕絆絆的中俄關係就沒有一帆風順的時候，兩個的合作也缺乏堅實基礎。据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一項研究顯示，中俄經濟關係出現了較大程度的不對等性。戰前中國占俄羅斯總貿易量的18%，俄國卻只占中國的2%。即便到2022年，這一局面也未得到實質性改善，俄國占中國貿易總量只提升到3%，儘管雙邊貿易總量增加約30%。中國是俄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但俄國在中國所占比例卻很輕，即便中國在戰爭期間加大進口俄國石油、天然氣及礦產（這些是俄國主要出口產品）。這種不對等關係，看上去是俄國加强了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但從北京角度看，中國對俄國的依賴程度并非是不可替代的。雖然相對接近的互相依賴程度不一定是堅實外交關係的可靠保障，但不對等的依賴關係卻可能意味著：經濟上俄羅斯不一定離得開中國，中國卻離得開俄羅斯。

這種經濟不對等還意味著外交關係的脆弱性。若與中美、中歐貿易互賴程度較高的外交關係相比，不對等的經濟關係無法為外交衝突提供緩衝空間，而且依賴較低的一方由於占據主動優勢，可能利用經濟杠桿對依賴較高那一方實施政治影響。對於朝鮮和東南亞小國來説，接受這種現狀能是因爲沒有更好選擇，但對一個被削弱的大國來説，并不是沒有選擇，所以也不見得這樣的大國甘願忍辱偷生。

單就俄國殘存的體量來説，繞開普丁政權重新接近歐洲并非不在選項之列。這意味著：如果擺脫不了普丁政權，俄國可能離不開中國；但是如果擺脫了與歐洲恢復關係的主要障礙，俄國并不是不能從歐洲找到經濟上替代中國的其他選項。這些不確定性因素恰恰説明中俄關係的脆弱性，説明中俄關係遠遠不像雙方互誇那樣牢靠。

中俄不但有互相敵視的歷史，還都有主動接近西方、擁抱世界秩序的歷史。相反，中俄同盟關係卻在這段複雜關係史中小到可以忽略不計。自冷戰和冷戰結束以來，俄國政治傳統中的反華派一直沒消失過，甚至還占據過重要位置。比如研究者就注意到，1996年時任俄國防部長 Igor Rodionov 還把中國列爲俄羅斯的潛在威脅。

1999年3月至6月，北約轟炸前南斯拉夫，當時與西方關係還相對緩和的中俄雙方產生了危機感，雙方意識到有必要加强夥伴關係來保障自身戰略安全，但同時雙方也頗不願意締結同盟關係。2001年，中俄合作成立“上海合作組織”，作爲一個共同的政治陣營。但是同年“911事件”爆發，莫斯科隨即轉向跟美國合作，允許美軍使用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三國的前蘇聯空軍基地。北京不但反對美國介入穆斯林世界，也反對俄國支持美國，因爲中國本來有意要拉俄國一起反美和建設一個所謂的“多極化世界”，北京在某種程度上感覺受到了背叛。2008年，俄國發動格魯吉亞戰爭，但在北京看來是鼓勵分裂主義，而分裂主義又是中國最忌憚的東西。當俄國向中國和上合組織尋求支持時，俄國遭到了拒絕。2014年，俄國吞并克里米亞，也同樣未能徵得中國和上合組織支持。同年俄國外交部長 Sergei Lavrov 在與時任中國外長王毅會談后，竟對外宣稱北京完全支持俄國立場，結果王毅趕忙給時任美國國務卿 John Kerry 打電話澄清北京立場。雖然北京不支持，但也不譴責莫斯科的侵略行徑。與2022年俄烏戰爭類似，事後莫斯科遭到國際制裁，北京也一樣繼續加强了與俄羅斯的合作。

中俄慣於宣傳中俄關係處於“歷史最好時期”，這種宣傳口徑，最遲從2002年就開始了，但是分歧和不和諧之處一直存在。2005年，中石油吉林石化工廠爆炸事故，造成松花江污染，引起下游俄國居民不滿。不但時任外交部長李肇星向莫斯科鄭重道歉，中國政府還斥重金治理污染。相比之下，2009年俄國在”新星號事件”中的表現，既傲慢、又目中無人，對給中方造成的傷亡和損失，不但不承擔任何責任，不賠償、不道歉，反而還對涉事人員進行嘉獎。2005-2007年與2020-2023年閒，俄國先後逮捕了多名涉嫌向中國泄密的科學家。此外，由於擔心中國對上合組織的操控，俄羅斯極力阻止了有關成立上合組織銀行的議案，還在2017年把印度和巴基斯坦作爲觀察員國家安插進來，以牽制中國在上合組織的影響力。

不但俄國對中國缺乏信任，中國也不見得對俄國上下一心。2016年中國向塔吉克派遣3000名駐軍，在塔吉克建了11個哨所和訓練中心，這些事情也并沒有跟俄國通氣。2022年初俄軍圍攻基輔陷入泥潭時，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還曾預言俄羅斯必然戰敗。戰爭期間，上海公共政策研究會會長胡偉還曾呼籲北京放棄普丁政權，轉而與西方重新修好關係。俄烏戰爭在中國社會也暴露出一股反俄情緒，儘管反俄情緒往往受到社交媒體打壓，大體來説，俄烏戰爭加劇了中國社會親民主派人士的反俄情緒是無疑的。去年，上海街頭還出現了親俄派與反俄派人士當街鬥毆的情況。很難預測在俄羅斯戰敗之後，中國社會的反俄情緒會不會進一步推高。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俄民間缺乏交流跟溝通，也使得兩國文化隔閡頗深。中俄兩國流行文化仍然以西方文化爲主流，在中國市場幾乎看不見俄國電影或音樂製品，俄國也一樣，而且雙方都不以對方為主要留學目的地。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俄國社會普遍存在排華、反華、恐華情緒，這一點與當時世界各國形成鮮明反差。

2023年3月，9名中國公民在中非共和國一處金礦，遭到行刑式處決。當地反叛組織譴責瓦格納集團應對慘案負責。《紐約時報》等國際媒體傾向於認爲，這起凶案可能是中俄利益摩擦導致。

儘管存在諸多分歧和不和諧因素，中俄也在通過加强溝通和合作來掩蓋這些問題，但是根本問題仍然存在：不對等的經濟依賴、互相缺乏信任、利益衝突、反華/俄呼聲、文化隔閡以及地緣政治摩擦，都使得中俄友好關係主要限於政府層面，像是沒有根基的空中樓閣。

4. 小結：不是盟友，也不像盟友

雖然有人說中俄關係“不是盟友、勝似盟友”，但這其實是對中俄關係的誤解。中俄關係主要紐帶是基於國際環境的臨時結合，這樣的結合缺乏根基。中俄缺乏美國與盟友之間基本互信和互相尊重。雖然美國與盟友之間也爆發信任危機和貿易摩擦，但是盟友之間有多層次的經濟、政治、文化紐帶以及共同的價值觀念，這些都是中俄關係所缺乏的。

另外，不可低估俄烏戰爭對中俄關係的破壞性影響。一個戰敗的俄羅斯短期内是不可能回到戰前國際關係水平的。戰敗的俄羅斯需要適應新身份，這個適應期充滿變數。對於缺乏堅實基礎的中俄關係來説，新變量引起破壞性效果的可能性顯然更大一些。

可以説，中俄關係是最不像盟友的夥伴關係，在戰爭期間或戰後重新結成軍事同盟不但可能性極低，而且對中國來説價值可能不像預想那麽高。國際社會儘管批評中國對國際秩序有修正主義企圖，但總的來説中國還需依賴國際秩序，與普丁政權長期無視和擾亂國際持續有根本區別。北京很清楚跟“麻煩製造者”走太近的結果，即便專斷如習近平，也沒有抓住最有利時機與俄國結成軍事同盟。

回顧歷史，在中蘇軍事同盟的歷史背景下，國際環境不見得比現在更好一些，但是兩國各自要面對的複雜國際關係使得兩國無法在結盟上走得更遠。此外同樣值得一體的是，中蘇兩國當時國力相差懸殊，經濟互賴性較現在更弱，中國也不願意成爲蘇聯附庸國，在這種情況下，即便達成軍事同盟也無法維持下來。小小的朝鮮尚且不完全臣服于中國盟友的霸權地位，現在的俄羅斯不會比朝鮮更樂意接受這種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