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董启章《地图集》

不久前，当我去参加一份编辑工作的实习面试时，需要由屯门出发，搭乘港铁指示图上棕色的屯马线，于红磡转蓝色的东铁线，在沙田站下车后，再坐小巴抵达目的地——一座我不知名的半山腰处。面试结束，对方问我找到公司地址是否困难，我不假思索地给出否定答案：因为我在谷歌地图上能够搜索到，并获得详尽的路线提示。还有一次在九龙城，我清晰地记得狮子石道或是侯王道上有一间麦当劳——我曾路过并注意到它，店内有着两块自助点餐屏幕、进食的顾客和立于柜台后无人搭理的工作人员。可是由于谷歌地图上，此地的麦当劳被标注在上述两条街道之间、与二者平行的一纵无名小径上，当天的我就再也没办法找到那家我曾目睹的快餐店。这些经历使我不禁发问：我是否还能抵达，那些地图上未标注或者标注有误的现实之地？比如一条被遗忘的道路？一座被野草花木吞噬的界碑？如果一件事物的符号不再存在于地图上，叙述不再描绘于故事里，如果意符和意指被有意曲解、替换、抹杀，虚构的力量是否会染指现实，令人们终于也不能触及那些过往，只落得风化、弥散在某处缥缈的时空？

我想，董启章的《地图集》便是探讨了上述问题。在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之际，董启章书写下四个篇章，五十一则短文，调用“地图”这个特别的意象，回顾了香港的历史身份、空间建构、权力角逐、文化认同等主题，以及这些主题背后的虚构与真实。而本文将会分为三个部分，再此探讨有关上述内容；虽然是《地图集》的评论文章，但笔者希望做到的、能够做到的可能也尽是借助董启章的笔力启发，写一些自己的话、不同的话。

地图、镜子、异托邦

福柯（2006）在讨论“异托邦”时指出，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存在许许多多被社会、文明、文化有意或不经意间规划出来的断断续续的空间，比如监狱、墓地，人们将这些位置从城市中心剥离去郊外，好像我们其他的生活、衣食住行就可以四平八稳地进行了。福柯还举例到，花园也是异托邦，因为花园是世界的象征；地毯是花园的复制，故而地毯也就成为了异托邦。类似的，异托邦还可以是时间的积累，比如博物馆与图书馆。

由此，我们似乎也可以总结说，地图同样是异托邦。地图是符号化、图像化的世界，是比花园更具体的世界的象征。地图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仿佛没有联系，而当我们在手机上打开地图时，我们却通过和这个异托邦的作用，完成了由所在地至目的地的现实空间位移。地图是某个时刻的世界的缩影，在地图上，空间与时间的对应几乎完全对称。地图甚至能够将不能并存的地方联系在同一个平面，比如我可以同时看见地底的地铁线路，和地面的建筑布局。我们仿佛习惯了隐藏在一个小方格应用程式背后的地图，却仍然可以通过福柯的理论，思考并质询其司空见惯的意义，发现它的异质性。

董启章的《地图集》似乎是对地图的“异托邦”身份的绝佳注脚。在第一个部分“理论篇”里面，董启章借用科学式的语言，通过误读和虚构地图学知识，分析解读“对应地”（counterplace）、“共同地”（commonplace）、“错置地”（ misplace）、“取替地”（displace）等概念，旨在揭露地图的虚构本质。

地图通过平面上绘制的图形反映现实中的地方，这让我想到镜子。我们可以在镜子里看到自身和周围空间的投影，光线经过镜子反射，平日感知到的三维空间就变成了平面镜中不存在的二维图像。当我们改变自己的样貌，比如眨眼睛、梳头发、化妆的时候，镜象和现实发生同样的改变；当我们拿走镜子前的牙刷放进旅行箱，镜子里的牙刷也不见了；当我们关上门，拖走行李箱离开家中，家里的空间和镜子里的家中空间便同时不再描绘我们的身影。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总结，镜子是一个完美的、一比一比例尺的、时间同步的地图。反过来说，虽然地图想要做到包罗万象，模拟真实的地方的每一处细节，却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理论篇”〈地上地〉一文中，董启章（2017）这样介绍地图：“是以所有地图上的地方也是地上之地，是超地方，是架设在大地之上的，比大地更井然有序，更易于搬弄、修改、涂抹、粉饰的地方，是人类的理想居所（这就像在阅读售卖楼宇单张上的家居单位平面图的时候，所获得的难以名状的幸福感一样）。”（页45）这就是说，当我们用“地图”这个工具记录“地方”，我们同样受限于工具本身。就好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样，我们可以依照“地方”制作“地图”，但“地图”出的“地方”，也就不再是“地方”，而是董启章笔下的“超地方”、“地上之地”了。所以，地图不是镜子，地图可勉强视为一面哈哈镜，反映的是现实，却不是实像。地图上的空间是虚拟的，而且是可“搬弄”、“修改”、 “涂抹”、“粉饰”的虚像，如同哈哈镜中可笑的变形人影。

然而，即使地图的客观性充满想象的、虚构的争议，它对空间的记录天然的不可靠，为什么我们依然需要地图呢？从读图者的角度而言，我们同样可以用镜子类比作答。看地图和照镜子一样，可以建立我们对现实空间的认识。我们在镜子上看到自己的脸才可以化妆、剃须，也只有阅读了地图才可以快捷抵达旅人的目的地、面试公司的半山腰。而作为制图者，这个问题就可能带有不可告人，或必须昭示天下的目的了，这一点我们会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详细讨论。重要的是，当质疑完成时，地图不再像日常那样人畜无害，而是被寄托了伪造、虚妄、阴谋，其异托邦属性也就暴露无遗了——地图是值得深思，可以被颠覆的。 《地图集》的副标题正有此意：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在小说中，叙述者阅读、考究、阐释了许多历史中实有的地图，例如《广东沿海图》、《新安县志》，引用了英治时期的地形图、填海规划图、工程图，还有叶灵凤的香港掌故、鲁金和吴昊书写的街道传奇旧闻。这使得《地图集》为“地图”的异托邦属性做了绝佳的注脚，也使小说成为了一个异托邦的异托邦：它以书本的形式，储存了关于各种香港地图的文字描述。这些地图的内容不外乎现实中大家认识、居住的香港，而地图的制作却带有不尽相同的目的，具备各式各样的功能。董启章通过讲述这些已有的历史，再加上小说家独有的误读、虚构技巧，为读者展开了一个又一个不同宇宙里的香港的面貌。它们都是虚构的香港，也都是真实的香港；整本小说是一场精妙的游戏，也寄托了诚挚的感情。

本土、殖民、权力的游戏

以“界限”为例，我们不难发现，地图的制作就是权力的体现。董启章在“理论篇”〈界限〉一文中这样写道：“在传统科学测绘派的地图学家眼中，地貌的绘画是有其实存之对应的，但界限却是一种只会在地图上出现的东西。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并没有实存之对应物作为证据。因此，我们可以说，界限是一种虚构的权力行使。”（页38）界限是人为的虚构。虚构出界限，地方才会成为地方，才会有领土和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虚构具有改造现实世界的能力。随着英属香港的界限在南京条约（1842年）天津条约（1858年）、北京条约（1860年）的地图上逐渐北移，英国旗帜飘扬的地方也逐渐向当时的清朝领地靠拢，而这一系列虚构的具象化、世界临摹地图的最典型例子，当属九龙半岛北部的一条大路：界限街。界限街修建于二十世纪初，对应北京条约里的中英边界。

界限街的修筑还体现了命名的权力行使，和街道对历史的记忆。 “街道篇”〈通菜街与西洋菜街〉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通菜街、西洋菜街如今是旺角区的两条平行的姊妹街，而在早期，它们分别是同一条街道在夏季和冬季不同的名字。原因是当地居民夏天种植通菜，冬天改种西洋菜，所以他们在夏天把街道称为通菜街，到了冬天改叫西洋菜街。这为政府登记资料和邮递系统带来了不便，导致信件的递送往往会落后半年送达。于是当局将此区域重建，通菜街和西洋菜街重新分配给两条不同街道命名。然而，居民们却不约而同地在夏天迁进通菜街居住，到了冬天再将生活场所转移到西洋菜街。这种和政府的对抗可被视为民间本土意识的体现。在这个故事的结局，时间解决了令政府头疼的市区规划问题，因为新一代的通菜街与西洋菜街居民，不再抱持当年的“内部团结力量”和“独特身份认同”（页119）。我将这个故事视为，命名、亦即虚构，具有改造现实的力量的又一例证；而命名，仍是权力的行使。

命名的权力掌握在政府手里，放在香港的语境下，则始终带有一层殖民文化和本土文化对抗的色彩。 “城市篇”〈东方半人马〉一文就展示了香港作为殖民地，中西混杂的复杂面。文章溯源了中环和上环街道命名的历史问题，举例在一八八九年的街道地图中，两地的命名已经出现中西分化，表现为中环的街道无一例外以英文取名，如砵甸乍街（Pottinger）源自第一任总督，德忌笠街（D'Aguilar）命名采用早年驻军总司令的姓氏；而上环的街道却多用中文名，如普庆坊、普仁街、永乐街等。包括前文提到的界限街，空间的虚构和改造使得符号实践了统治者的特权，殖民的历史便以命名的方式长久地保存在城市的记忆中，消解了本土原有的文化、风貌。所以“中环一面是英式楼房，上环一面则是中式屋宇。从海港眺览，必然察见双方歧异并存的形态”（页81）。董启章的叙述保留了本土的力量，殖民与被殖民的文化在香港的街道和地图上分庭抗礼，虚构与虚构的交锋似乎永远不会停止。直至今日，Hong Kong和Xiang Gang的命名问题又一次纠缠不清，命名与记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权力的游戏仍在进行时态下发生。

“街道篇”〈洗衣街〉借比较文化学者的口吻，运用“水”洗净“衣服”的比喻，更加接近本质地探讨了这个问题，态度却趋于绝望：“衣服就算洗濯干净，也永不再是洗濯前的衣服。是以洗衣作为地区文化符号，暗示了集体潜意识中一种反向的自保，以及此自保的不可能。”“水的暴力则是持久而潜藏不露的，并且带有清澈、凉快和涤净的感官作用。”“受洗物的光洁明丽，是以施洗者的手段的污秽为代价。”（页121）在二零二一年的今天，阅读九七年董启章写下的《地图集》，我们或许对其中的寓意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也能够对这部作品本身投射更多共同的情感。

虚构、真实、身份认同感

一九九五年，押井守执导的《攻壳机动队》描绘了一个赛博朋克世界，技术手段可以令人对虚构记忆信以为真，而主角草薙素子则依赖一只从小戴到大的手表确认自我的身份。那块手表在电影里被称为“外部记忆装置”，是每一个面临被植入记忆风险的人所必需的物品。虽然技术上的植入记忆在现实中尚未发明出来，人们还不用担心记忆与情感旦夕之间惨遭涂改，但是虚构对历史、现实、记忆的侵蚀却是亘古不变、跨越中西的现象。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成语就是语言上的例子；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小说《一九八四》里的名言也早已应验，“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草薙素子利用空间与自己的关系确定自我身份在时间上的同一性，这可以被视为空间塑造认识的正面例子。与之相反的是，当空间的同一性无法保证之时，生活在空间里的人又怎样自保原先的身份认同呢？又或是说，身份认同本身更应该被视为一种虚构，一种叙事？当它和历史、地图、故事、国家拥有对等性质时，发生任何相互作用似乎也不再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反而有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平等。

关于这个问题，“街道篇”〈坚拿道东与坚拿道西〉一文透露着董启章的思考。这个篇章介绍了坚拿道东和坚拿道西两处地名随着时间流逝，符号（sign）和指涉（reference）失去了联系，街道名不能追溯到起源，只暗示了建设中的城市不断自我解构的过程。在文章的结尾，董启章这样解释在这类地方兴起的“打小人”习俗：“在一个地方、名字与意义无可避免地趋向分解的城市，没法不进行一种意义重建的反策略，也即是把毫无关系的符号（“打小人”中使用的纸人）一厢情愿地当作现实的所指（“打小人”中被打的现实对象，通常是令人讨厌或愤恨者） ，并在虚构的交涉过程中（“打小人”中以旧鞋重复而猛烈地打击纸人的动作，通过辅以最阴毒的诅咒），获得最真切不过的心理排解和安慰。”（页109-110）我们不难看出，即使身份认同可能是虚构的，人们因其所持有的情感却“真切不过”，以至于“打小人并不是偶然的”。这一习俗正是源自空间的重塑、历史的丢失，由于现实中造成结果的人无法被打击，居民不得不依靠“打小人”的虚构过程排解这种空虚，重新模拟一种现实的活动并习俗化，已达到还原、共享群体内部的共同记忆之目的。

虽然人们产生情绪的条件（身份认同、空间、历史等）可能是虚构与真实的复杂结果，情绪作为人的感觉本身仍是真实的，而且需要现实中的仪式抒发、宣泄、排解。为了准确描述这种情绪，我们不妨称之为“身份认同感”，旨在强调它是一种感觉、情感。我认为，正是身份认同感构成了一种原初动力，驱使本土居民的虚构，和殖民者、掌权者的虚构持续对抗。这种对抗不存在“天下大同”这一欺诈话术式的美好幻想，只有溺水者挣扎一般的求生。身份认同感就和求生欲一样，使得原有文化、本土文化的生命传承下去。而过程难免发生冲突、融合、此消彼长，这可能也是香港文化独特性的建构历程。我们在《地图集》中亦可发现这样的特征，比如文字里随处可见的中英文杂糅；比如街道命名，以及后人对当初命名背后掌故的阐释权的争夺。

“街道篇”〈诗歌舞街〉就是对这个现象的具体诠释，文章详述了关于诗歌舞街名称由来的众说纷纭。有说是先有英文名，后有中文名的：“诗歌舞”来自英文“sycamore”一词的音译，由于原意指无花果，与中国传统“开花结果”的美好愿望相悖，故改用音译，符合“歌舞升平”的安乐祥和。这个说法的问题在于“sycamore”一词指向何种植物且无定论，于是便有了先有中文名，后有英文名的传说：诗歌舞街在十八世纪是各种本土文化的集聚处，“曾设有宗庙、书斋和戏班，分别负责祭祀、教育和娱乐等各种社会职能”，而后便有本地的一位秀才借用《诗经·毛诗序》的典故命名这条街道。及至英国人开发此地时，音译为“sycamore”，“实乃漠视华人传统、淡化本地文化气息的举动”（页116-117）。这样一来，命名也变成了殖民化的过程。不论是哪种方式，都无法逃离文化与文化、虚构与虚构的角斗场，仿佛最后只有虚构的过程是可以确信的。董启章在结尾又提供了另一个解读命名的版本，诗歌舞街曾经种植无花果，所以得名“sycamore”；后来政府改种市花洋紫荆，才失去了地名与原指涉的联系。董启章依然不改对本土文化的担忧，我们却不难读出其中坚定的身份认同感。他如是结束这一章：

“无花果虽无花，但有果；洋紫荆虽有花，却不育。”

结语

董启章的《地图集》结合了真实与虚构的力量，以“地图”为起点，质疑了时空、历史、城市、日常生活的确定性与客观性。虽然董启章采用一种科学式的口吻书写，内容也混淆了虚构与真实，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背后属于作者的情感，那份扎根于香港本土的，对于身份、文化、个人历史、日常经验的反复发问和确立，以对抗来自官方权力的改写。

当我们无法认识到虚构和真实，单纯地为表象所塑造及利用时，危机就潜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如果要说小说有什么功利的作用，《地图集》或许提供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答案：它能够带领读者认识自己，认识空间，看透隐藏在大地之下、地图之上的虚构，让我们能够辨别其中的真实，把握自己情感的受体，将操刀掌故、建构与解构的力量归还于每个读者的内心之中。

参考资料：
	M．福柯[法] 王喆（译） (2006). 另类空间世界哲学, 6, 52–5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4318.2006.06.006
	
	董启章, 杨智恒, 安维真., & 安维真(2017). 地图集= The atlas archaeology of an imaginary city (二版. ed.).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