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书房》战后日本的「他者／异物」：安部公房、后藤明生、林京子的「归乡」之路

作者｜蔡钰凌（文字工作者）

2002年，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举办的新年音乐会中，为了向来自各国的观众致意，主办单位鼓励与会者用母语向观众们问好。当时刚接任音乐总监的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突如其来地用中文说了一句：「新年好」。

小泽这个略为让人吃惊的选择，若单以「乐团中没有中国籍乐手」来解释，显然是不够的。这句「新年好」意味深长，包含了小泽是在奉天（今沈阳）出生、北京长大的殖民地第二代日本人这个成长背景，也涵括了他的童年与其父母的青春，更暗藏了小泽对中国的「乡愁」。

本业牙医的小泽父亲小泽开作，是个狂热的满洲拓殖鼓吹者，也是当时「满洲国」协和会的创始人之一。 「征尔」这个名字，来自他的两个关东军朋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显见小泽家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氛围。当然，那时的小泽还只是个不知世事的孩子，不会懂得殖民地内部复杂交错的政治角力与权力倾轧。

然而，身为前殖民地后裔的我们，应该怎么去思考这句「新年好」呢？

这句「新年好」无疑代表了小泽对童年的怀念，这是殖民地第二代共享的生命经验。当时，很多日本人为了生存或信念，离乡背井，在「外地」（日本海外殖民地）落地生根。而当日本战败，从「外地」或战地被遣返回日本的近700万名「引扬者」（注）中，不少殖民地第二代是直到遣返船靠岸那一刻，才首次亲炙所谓「内地／祖国」的模样。不过，此时等待他们的却不是历劫归来后，来自同胞热情的抱拥，而是一连串的丧失——身分丧失、「祖国」丧失、记忆丧失，以及「故乡」丧失。

注：「引扬者」意指在日本战败后，从前殖民地被遣返回国的日本人。这个词汇在日本战后的语境中，带有与「本土的」、「纯正的」日本人区隔之意，略具有歧视意味，故文中加上引号标示。

其中不少人显然无法如小泽那般幸运，可以毫不犹豫直接表现出对「故乡」的乡愁。尤其当他们渐渐发觉，自己的「乡愁」中潜藏着另一种解释的可能，那就是支配者／侵略者对被支配者／被侵略者的恋恋不舍。此后，「乡愁」成为这群「在日日本人」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成为他们心中回返不了的梦土，更成为他们一生反覆思考、书写的终极母题。

➤「沙漠」中的闭塞与出逃：安部公房（1924〜1993）

1951年，安部公房以〈墙壁：S．卡尔玛的犯行〉荣获芥川奖，作为「第二次战后派」于日本文坛华丽登场。在获奖前，深受存在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影响的安部，已开始尝试运用变身、SF幻想等前卫主义手法，展现日常现实与超现实世界之间不合理的反转，以及处在其中的人的困境与异化问题。因此，他的作品充满了奇怪的场面、荒诞的情节，他善用象征手法给予特殊的寓意，并借此揭露人类社会的不合理性，探问人的出路。

在〈墙壁〉一作中，安部描写某天早晨突然失去姓名的男人，陷入完全不合理的生活状态的故事。透过这个让人联想起卡夫卡《变形记》的设定，安部试图讨论人陷入孤独之后的困境与异化。

这个创作逻辑，也延续到他后来的知名代表作《沙丘之女》（1962）。 《沙丘之女》的主人公是一个在海边沙丘上收集昆虫的男人，因天色渐晚，他被一名老翁骗进位于沙丘深处的破败房舍。察觉到落入骗局后，男人尝试以各种方式出逃，虽然经历数次失败，始终不放弃逃脱的决心。直到有一天，男人终于顺利爬出沙丘，却发现自己的内心早与多年的沙丘生活融合为一，男人再也不想离开沙丘了。

多数读者在阅读上述作品时，都是从人的异化与现代社会的疏离来讨论。然而，身为从「满洲」被遣返的「引扬者」，这里其实还暗喻了安部自身的身分认同危机与故乡的丧失。

由于父亲任职于满洲医大，1924年生于东京的安部，隔年即随同家人迁居奉天，整个童年、小学和中学都在奉天度过。高中时期安部回到「内地」就学，开始了在奉天和东京之间来来去去的生活，高中毕业后进入东京帝大医学部。

战争末期，由于日本本土粮食匮乏，他在1944年底托病返回奉天。就这样，安部一家在奉天迎接了「日本最长的一日」——1945年8月15日。 1946年秋，安部一家搭上遣返船，在长崎佐世保上岸，回归「祖国」。

安部鲜少提及这段经历，除了他认为作家应该避免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免改不了「创作」经历的坏毛病外，或许也与他的奉天败战经验和被遣返经验有关。

日本战败后，安部在奉天亲身经历了阶级的瞬间反转和政权的瞬间毁坏。他们被苏联占领军赶出自宅，流离失所。其后短短的两三个月内，先是来了国民党政府，后又来了八路军，他亲眼目睹政策、政权和市容在短时间内，数度改弦易张。 1945年底父亲殁后，安部只能在街头叫卖汽水才得以存活。

而在遣返过程中，由于船上爆发霍乱疫情，遣返船禁止进入日本，被迫在外海下锚十多天。船上疾病蔓延、船舱脏乱、日常用品匮乏，不少被遣返者濒临疯狂。

得知安部这个特殊背景后，再重新检视上述两作，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带有安部个人的经验色彩。不管是〈墙壁〉中一夜间失去姓名的男人，或是《沙丘之女》中受困沙丘的男人，或许都可视为是安部前卫性地改编了自身的败战经验。而那围困住男人的沙丘和沙丘之女，则隐约暗示着安部熟悉的满洲风土和他的「乡愁」。这也正是在他早期作品中，屡屡出现沙丘意象的原因。

安部在《道路尽头的路标》（1948）中，透过小说叙事者「我」之口，反思自身与故乡的关系时，曾如此说道：

我的确存在于这个世界。我在忍耐周围的围逼，又像物体般存在着。可是故乡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之间到底有多大的距离呢？

这种对「故乡」又爱又恨、欲拒还迎的态度，以各种形式充斥在安部的作品中，并蔓延至对人的身分与民族国家的质疑。

在安部鲜少被论及的《兽群们寻找故乡》（1957）一作中，主人公久木与周围人群关系疏离。他在沈阳城里始终无法找到日本人区，即便已经靠近，却仍不得其门而入。当他终于在一名中国青年的带领下找到日本人区后，日本人却因为久木没有能证实自己身分的证件，而将他拒斥在外。后来，他的证件被朝鲜人偷走，久木彻底失去身分，成为无国籍者。

安部借用久木的经历，质疑人的身分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必然性。他认为两者的关系是反覆无常，甚至可能随时瓦解消散的。这个思考的根源，就是来自他的败战和遣返经验。

安部在思考「我是谁」的创作母题里，大量运用前卫性笔法隐喻人在现代社会的疏离与异化，同时还偷渡了他对民族国家和个人身分的质疑。以他自身的经验为例，当人的阶级、身分可以一夜翻转；当所谓的「祖国」、「故乡」视你为带病的他者而拒斥弃置时，你将不得其门而入，变成什么都不是。

➤无名中尉之子的死亡恐惧：后藤明生（1932〜1999）

一名在朝鲜半岛永兴（今北韩咸镜南道金野郡）经营小杂货铺的步兵中尉预备役，在大日本帝国瓦解后，带着一家老小朝「祖国」日本逃亡。在这段跋山涉水、异常艰险的遣返过程中，步兵中尉和母亲陆续丧生，亲手埋葬他们两人的，是中尉的儿子，一个年仅13岁的少年。这个少年，就是后来日本战后文学「内向世代」的重要成员后藤明生。

后藤的曾祖父在「日韩合并」后，前往朝鲜半岛讨生活，此后一家人就在永兴落地生根。后藤于永兴寻常高等小学校（日本人学校）毕业后，1945年4月进入旧制元山公立中学校。但随之而来的是8月15日的玉音放送，一夜之间，他乡变异乡。 13岁的少年后藤亲手埋葬至亲的过程，和极其惨烈的败战与遣返经验，此后如同梦靥一般，一直纠缠着后藤，并体现在他初期的创作上。

1946年5月，经过十多天不间断的行进，少年后藤终于越过38度线，搭上返回「祖国」的遣返船，落脚于福冈，并转入旧制福冈县立朝仓中学校。为了早点被日本本土「同化」，少年非常努力地学习福冈惯用的筑前方言。高中毕业后，后藤进入早稻田大学第二文学部俄文科。这段时间，他耽读芥川龙之介、果戈里等人的作品，毕业论文更以果戈里为研究对象。之后，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城堡》等作品也对他产生极大的影响。

1955年11月，后藤以短篇小说〈红与黑的记忆〉于日本文坛初露头角。这篇获得第四届学生小说比赛（注）入选佳作的作品，因为评审川端康成给予候补作品第一名的评价，而备受注目。这篇连作家本人都仅视为习作、不太重视的处女作，若从朝鲜的败战经验和遣返经验这个视角观之，可说是后藤创作的原点，实具有重大的意义。

 「学生小说比赛」是针对高中生、大学生举办的文学奖，每半年举行一次。该文学奖培养出不少重要作家，如1955年5月和1956年5月分别以〈温柔的人们〉和〈火葬之后〉获得佳作、入选佳作的大江健三郎。

〈红与黑的记忆〉以在朝鲜出生长大的少年「我」为叙事者，故事开端是「我」幼年时经历的曾祖父之死，后来又陆续经历了弟弟、叔母、春江、小英等近亲的死亡。进入中学后，在读了爱伦坡的短篇小说〈过早的埋葬〉时，「我」联想起曾经面对过的死亡，并由此引发了对死亡、甚至当时是否将亲人「过早埋葬」的恐惧。

因此，为了让自己可以在一瞬之间真正死亡，不至被「过早埋葬」，「我」最大的愿望是成为航空兵。然而，这个愿望却因日本战败而落空。最终，去不了航空队、无法如愿获得真正死亡保证的「我」抽起了烟，企图将「鲜红的肺叶」染黑。

在这篇小说中，后藤透过叙事者展现了对死亡的恐惧，和极其特殊的死亡观：在人并不想死时，却被迫面临意料之外、无视个人选择席卷而来的死亡，是人生最大的屈辱。

此外，爱伦坡的出现亦非偶然。爱伦坡在〈过早的埋葬〉中曾如此说道：

从人类连绵不绝的超常灾难中，我能列出许多个体的灾殃，在本质上，它们比这些大规模的灾难更具有苦难性。其实，真正的悲惨——终极的悲哀——是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可怕的、终极的痛苦总是由个体来承担，而不是由群体来承受——让我们为此感谢仁慈的上帝吧！

由此，我们或许还可以读出后藤欲借爱伦坡表达的言外之意——这种被迫承受的不正常死亡，往往是由个人承受，而非群体。此处所言的群体，我们或可理解为是国家。

该作发表时，人们还不清楚后藤在文中描写的对「过早埋葬」和死亡的恐惧，是源于他自身的真实经验。直到十多年后，〈无名中尉之子〉这篇以其父为原型的小说发表后，人们才知道少年后藤在北韩遭逢的残酷经验。

然而，跟其他被遣返者一样，对少年后藤来说，人生的考验此后才正要开始。

〈红与黑的记忆〉发表4年后，后藤发表〈异乡人〉（原题〈山丘上〉，后更名），这是他首次直面自身朝鲜经验之作。小说中，后藤以小学五年级的Takeo为主角，描写他在朝鲜的生活。

Takeo在学艺会上被迫扮演朝鲜人，为此，他不仅和母亲哭诉，还故意欺负家中的朝鲜仆役泄愤。某天，Takeo和朋友设计将一名朝鲜少女骗至「德国人教会之丘」，打算好好教训她，但当天出现的却是另一个不认识的朝鲜少年。当朝鲜少年对他们吼到：「你们滚回日本去吧」，Takeo极度愤怒地将少年暴打了一顿，直到德国神父出面制止。

在朝鲜的土地上，外来的日本少年暴打本地的朝鲜少年，却得由德国神父出面制止。到底谁是这片土地上的「异乡人」？

透过Takao这个角色，后藤不仅直截了当戳破了殖民者建构出来的「一视同仁」的幻象，也表现出在朝日本人身分认同上的进退维谷：日本战败前，他们是「在朝日本人」；当日本战败、他们被遣返回日本后，却又发现身处「祖国」的自己，实际上是「在日日本人」。这种两头都靠不了岸的窘境，始终萦绕在后藤身上，成为后藤文学中阴魂不散的幽灵。

在1970年代后藤推出的一系列作品，如〈谁？ 〉、〈什么？ 〉、〈邻人〉等小说中，这抹异乡人的幽灵始终在其内晃晃悠悠。透过描写「引扬者」与团地生活的关系，后藤深刻地捕捉到这群「引扬者」在战后渐次失去「故乡」记忆的过程、荒芜浑沌的心理状态，以及屡屡被「祖国」日本排除的瞬间。从此，他们成为双重故乡丧失的「在日日本人」，一株无根草，而团地／日本则成为抹煞他们「故乡」记忆的流放地。

此后，后藤在他的代表作《夹击》和1970年代后半陆续完成的「引扬文学三部曲」（《梦话》、《往返》、《谎言般的日常》）中，持续不断地追问「我现在在哪里？」、「我是否有回归之所？」这个「异乡人」独有的难题。

➤飞越「东支那海」的蝴蝶：林京子（1930-2017）

1975年以〈祭场〉荣获第77届芥川奖殊荣的林京子，以描写自身的长崎原爆经验为人们所熟知。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林京子在被爆前，曾在上海虹口度过近15年的幼年时光。

1930年8月，林京子出生于长崎市东山手町，因父亲工作的关系，不足一岁时就与家人一同移居上海。此后全家住在虹口密勒路（今峨嵋路）中国人杂居的弄堂内，邻居有房东老太婆一家、木匠、苦力、娼妇、巡警等等，整条弄堂仅有他们一户日本人。在1945年提早「引扬」回长崎之前，林京子都依傍黄浦江而居，黄浦江的风土遂成为她人格长成的重要部分。

1945年2月，林京子的父亲获知日本可能战败的消息后，匆匆忙忙买了票，让妻子隔天就赶紧带三个女儿回日本。当时，上海和长崎之间的海域已遍布美军设置的水雷，为了安全，他们走陆路回返。原本水路只需24小时的行程，陆路却得先从上海辗转到东北，再从东北经朝鲜，最后从朝鲜搭船回长崎，历时数天的折腾，才得以回到长崎谏早。

在此之前，林京子有两次短期回长崎躲避战祸的经历，分别是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的淞沪会战。前者林京子年纪太小，没有记忆；后者则是她与「内地」的首次接触。而1945年3月开始的日本生活，可说是林京子真正直面「祖国」日本，结果却不太美好。

林京子与日本的第一个冲突，是转学事件。原本母亲想将她转入谏早的中学，却被校长严正拒绝，校长直言不讳，觉得他们这群在「外地」吃好喝好的人，竟然在本土粮食严重缺乏的时候回来，实在太不像话，因此冷言冷语拒绝了转学申请。母亲只得另寻他处，最后将她转入长崎县立高等女学校，但也因此让林京子遭遇了1945年8月9日——原子弹落于长崎的那一天，成为被爆者。

另一方面，入学后的林京子也发现自己与周围同学的语言问题。虽然都是日文，但林京子的日文和其他同学的日文有着不小的落差。一是林京子不太会说长崎方言，标准语的抑扬顿挫也与「内地」的不尽相同；二是林京子对汉字的想像是出自中国大陆的风土，比如她对「かわ」（汉字写成「河」或「川」）这一汉字的理解，是黄浦江那样的大江大河，而不是日本俳句世界中的涓涓细流。语言的落差让甫回「祖国」的林京子，再度品尝到被拒斥的滋味。

此外，被爆者的身分也让林京子往后的人生，反覆受到「祖国」的歧视和排挤。在她结婚生子，得知核辐射可能祸及下一代后，这个压力越发沉重。日后她多次表示，她的人生被1945年8月9日分成两半，前半的上海生活是平稳的、阳光灿烂的、正数的至福时代，被爆后的人生则是负数的、边缘的时代。

长崎被爆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林京子都在生死之间徘徊，无暇他顾。直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埋藏在她内心深处对上海的想望，跃出了内心。但听着电视新闻上，那些因为终于可以与中国做生意的商人「万岁、万岁」的欢呼声，让她不禁联想起幼年在上海听到的、络绎不绝的日军军靴声，因而让她对重回上海有诸多犹豫。

伴随着中日恢复邦交，日本兴起了「引扬文学」热潮，在藤原贞的「引扬」回忆录《流星依旧》热销的带动下，许多被遣返者纷纷提笔写下自己的「引扬」经验，造成一股「引扬」回忆录出版潮。这股「引扬」书写热，或许也牵引出了林京子的创作动能，她开始撰写自身的上海弄堂经验，在1979年发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米歇尔的口红》。

迥异于《流星依旧》之类的「引扬」回忆录，在《米歇尔的口红》中，我们除了可看到林京子对「故乡」上海的眷恋外，还可看到她运用儿童视角，勾勒出上海内部支配者／侵略者与被支配者／被侵略者之间的多重空间和角力关系。不过，即使在这种失衡的关系中，密勒路仍是她心目中的中日乌托邦之所。

1981年8月，林京子终于下定决心，参加了上海．苏州五日游的旅行团，重回暌违了36年的上海。回日本后，她将这段新中国上海游记诉诸文字，于隔年7月出版长篇小说《上海》。在此书中，林京子透过小说叙述者「我」，表现其对重返「故乡」上海的踌躇，返回前的近乡情怯，以及最终发现新中国上海与她幼年时代的上海之间的落差。她敏锐察觉到，她幼年时代的上海，早已一去不复返。

此时，由于日本反核运动的内部纠葛，三年美国生活的影响，加上冷战局势、中日关系的变化，林京子看待上海的目光日渐扩大、深化。在〈黄砂〉（1988）中，林京子透过日本娼妇阿清一角，指出日本人群体的「内部排除」。

这项论述也与她身为被爆者、「外地」归来者的经验有关——不管是身体被中国苦力「污染」的日本娼妇阿清，或是身体已被「外地」及核辐射「污染」的林京子，他们都已经偏离了「纯正」的日本人轨道，成为日本本土必须排除的对象。

而在〈假面〉（1997）中，林京子藉由与昔日同窗一同回上海寻访「故乡」的经验，刻划出「故乡」上海对日本人「乡愁」的拒绝。透过小说叙事者「我」被「故乡」的拒绝，林京子让「我」深刻意识到，自己尚未摆脱支配者意识，更进一步感觉到自己／日本曾是支配者／侵略者的罪恶感。

林京子幡然醒悟，原来自己心中的「故乡」，还是具有支配者／侵略者构筑出来的虚构成分，而自己也始终没有从支配者／侵略者这一方脱出。从此，林京子阳光灿烂的「故乡」上海，产生了质变。这场时隔15年后的第二次上海行，完全超出了设定，从原本的怀旧之旅，变成确认自身「加害者」责任的拷问之旅。过去在《米歇尔的口红》、《上海》中，林京子恋慕的目光，以及这个目光所凝望的「故乡」上海，至此轰然瓦解。

小说的结尾，「我」已经失去了进入密勒路的勇气，只能带着曾经是「加害者」的罪恶感，在密勒路这个「我的『圣地』，亦是我的『耻部』」前伫足，等待着向童年玩伴明静告解。然而，明静是永远不会出现的。而「我」也明白，这不是一句「对不起」即可解决的事情，甚至连说句「对不起」，都显得过于轻浮。

此后，林京子终生不再踏足上海，其上海书写的产量亦锐减。

1998年，林京子参考了大量资料后，撰写长篇小说《预定时间》，试图勾勒出战争时期上海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欲以此梳理自己所不理解、不曾参与过的「上海」。尔后很长一段时间，林京子只零星发表了几篇和上海有关的散文。直到2006年，在《群像》杂志创刊60周纪念号上，林京子才又再次发表以上海弄堂生活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啦啦啦，啦啦啦，〉。不过在这里，林京子称小说叙述者「我」为「弄堂的东洋人之子」，并透过中国少女「波波」这个角色，瓦解了密勒路中日乌托邦的幻景。

日本败战时身在平壤的散文家五木宽之，在〈殖民地遣返派的想法〉一文中，曾如此说道：

说起我们是作为压迫者的一族来到这片土地的，但在这其中，日本本土上原有的阶级对立的陈规旧辙仍原封不动的存在着。因为贫穷而逃到殖民地，却在那片土地上相对其他民族处于统治阶层的立场，当时就是这样一种异样的双重结构。

五木也曾提到，「内地」若是那么好的地方，为什么双亲会离开日本来到殖民地呢？

对此，日本文艺评论家尾崎秀树在〈「殖民地遣返派」的发言〉中，认为五木的这些说法，正是「非英雄性光荣逃脱」一代人的心声。而这不也是安部公房、后藤明生和林京子这一代人的心声吗。由此出发，我们重新思考这三个日本当代文学史中相异的遣返个案，不难发现这种「殖民地的伤痕」不只铭刻在殖民地，也铭刻在殖民主日本内部。

身为前殖民地后裔的我们，该如何去思考这三个案例和他们的文学创作，以及开头提及的小泽的那句「新年好」，也就当然成为我们清算殖民地历史时，不得不面对的课题。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掌握殖民／被殖民问题，也蕴蓄着有助于殖民者真正脱殖民、被殖民者彻底去殖民的能量。 ●（原文于2018-08-27在OPENBOOK官网首度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