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之於中國

與其他民族或文化相比較，我們可以輕易地發現，中國人或中國文化的宗教意識非常的淡薄。我猜想，這可能是由於中國人的個體差異較大，因而在遠古時期，眾人會比較容易服從某個能力超凡的個體，像黃帝、堯、舜、禹等，從而發展出以“聖人”崇拜為主的文化傳統。在面對維持生存、免於恐懼、安頓生命和解釋宇宙自然這些基本問題時，確實，中國人更依賴於“聖人”，而非神靈。

中國人對宇宙自然的認識體現在易經中的所謂“一陰一陽謂之道” 的宏觀層面上，而對社會人生秩序的解釋與安排則是“聖人”教化民眾與民眾接受“聖人”的教化。在“聖人”解釋具體的自然萬物力所不及的地方(子不語怪力亂神)，中國民眾則乞求於泛神主義，賦予山地湖河風雨雷電為神靈的化身。中國的“聖人”與“大人”的骨子裡是不相信神靈的，然而由於他們並不能用陰陽之道為中國人提供一個完備的解決方案，所以他們對神靈的態度是迴避與利用。所謂“神道設教”，就是利用民眾對神靈的恐懼和對自然萬物的無知來對民眾實施教化。

早期中國人並沒有發展出一種宗教，來對宇宙自然和人生做出秩序化的說明或解釋，而僅僅停留在用建立於泛神主義基礎之上的神話體係來解釋宇宙自然和人生。宗教與泛神主義都認為人是有靈魂的，有來世的。然而宗教比泛神主義發展得更高級，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宗教除了解釋外，還給人們以關懷和指引，為人們提供人生的寄託，給人們提供在苦難中生活下去的勇氣和消除人們的恐懼；二是宗教比泛神主義提供的解釋更相洽和系統。中國的神話體系，也比希臘和羅馬神話的嚴密性與完備性相關甚遠，顯得支離破碎和缺乏起碼的邏輯關係。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既非歸納的亦非演繹的，而是比擬的。易經中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儀有所錯。”思維方式的比擬性可能也是中國人沒能發展出宗教的一個原因。

如是，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和人生安排最終基本上就由倡導“聖人”崇拜的儒家思想來主導了。

在儒家那裡，“聖人” 崇拜分解為兩條路線，一是王道政治，此為“忠”，一是宗法家族，此為孝。忠與孝很好地適應和解決了中國天下一統的政治格局與物質生產高度分散的經濟格局相協調與相互濟的問題，確實非常了不起。中國文化也由此成為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個典型樣板和成就了較高級的文化形態。因而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中國文化也成了相鄰國家和民族的學習對象。乃至漢族被外族征服後，這種文化仍然被採用而延續下去。

在五胡亂中華時期，中國天下一統的王道政治階段性地中斷了，中國民眾陷入頻繁的戰亂與殘酷的屠殺之中，今生的苦難沒有盡頭。在此之時，佛教乘虛而入，大大滿足了中國人解脫今世苦難的需求，從而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相對於中國原生的泛神主義，佛教給予了眾生以人生的關懷，給予了眾生來世的希望。而且佛教的思想體係比泛神主義來得更嚴密與完備，對宇宙人生的解釋力更強。而中國化的佛教也能給予中國人以現世的保佑，可以免災賜福。基本上可以替代原生的泛神主義。同時，佛教也不怎麼干預人們現世生活與政治秩序，所以它與儒家思想基本上不對立，它們作用的領域也大有區隔。在那些相衝突的價值領域，如孝，儒家思想則成功地內化了佛家思想，使後者逐漸變異，達到了兩者的互補而不是對立。如是，佛教便在中國生下根來。相對說來，佛教在普通民眾間得到更大的認同。在讀書人那裡，佛教轉化為禪宗，那是儒道釋三者的結合，是通過個人修習達到對自然的一種體認。那實質上已經不是一種宗教了，因為禪宗否定了神，也否定了靈魂。

如果說佛家注重於解脫現世的苦難與著眼於來生的福樂，那麼中國原生的道教則追求超越現世的長生、永生與享樂。道教是個大雜燴，集合了道家清靜無為的思想、泛神主義的神話傳說與煉丹採補等得道昇仙、長生享樂的修煉之術。相比於佛教，道教更少涉及對現世社會的關懷。它沒有佛家普度眾生的宏願，它專注於修煉者自己的得道升天。道家對人世的關懷最多也只是救病扶危而已，或者為帝王延年益壽。因而，道教與主導現世社會秩序的儒家思想體系的衝突更小。

總體而言，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釋道對不能完全滿足人生需求的儒家思想體繫起到了很好的補充作用，而並沒有對儒家思想體系構成什麼威脅。因而，在中國，宗教從來沒有發揮過一如西方世界或阿拉伯世界那樣的作用，無論是西方世界的政教分離或者世俗政體處於基督教的控制之下，還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教合一的情形，在中國都沒有出現過。在中國，宗教始終處於世俗政體的控制之下。

然而，儒家思想與基督教的衝突則非常激烈，可以說是誓不兩立。基督教對宇宙自然人生提供了一個更完備的解釋。基督教號召民眾只信奉上帝這個唯一的神，反對崇拜任何世俗的偶像，有力地提供了一個人人平等對抗世俗政體的立足點。而且基督教對人生與現世的關懷非常強烈。與和尚和道人更多地在深山中的廟觀中坐等眾生前來燒香拜神不同，傳教士們不遠萬里地竭盡全力地把他們自認為的上帝福音帶到世界各地。在組織體系上，佛教與道教的組織體系非常的分散與自發，而天主教則建立起了一個從基層教區到羅馬教廷的龐大組織體系。因而，在組織上，基督教比佛教與道教都更為強大。它的教堂與民眾的距離更近，與民眾的接觸也更密切與廣泛。因而，可以想像，當基督教傳到中國之後，當中國人了解了它的教義和運作方式後，以儒家思想為依據的王道政治與宗法家族自然而然會堅決加以反對與抵制。如果中國接受了基督教，那王道政治與宗法家族勢必沒有生存的餘地。因而，禁教是一個最終的必然選擇，而閉關鎖國則是為禁教而採用的一個最嚴厲的手段。為了禁教，那怕中止了與西方國家其他方面，如貿易的交往也是值得的。

在西方，基督教的發展以及它與世俗政權相分離，基督教與世俗政權之間產生的對抗張力，與希臘自由民主的精神相結合，引導西方世界走向了自由與民主。在科學尚不發達，人們對宇宙自然的認識存有很大局限的情況下，宣揚人人在上帝面前均是平等的基督教的作用是非常巨大和有益的。借助於宗教這個橋樑，西方世界最終走向了自由與民主。另一方面，基督教對宇宙自然秩序化的強烈願望與努力使得它成為科學誕生的母體。當希臘的理性精神種植於基督教對宇宙自然秩序的探索中後，科學就得到日益的增進和完善，從而越來越多地替代掉基督教對宇宙自然的解釋。這一過程的最初階段是在修道院的修士們那裡完成的，直到科學成為獨立的體係而從基督教中脫離。所以，我們看到，基督教的內涵要比佛教與道教更寬廣，它既有教堂這種關切人世的體現形式，還有修道院這種探索宇宙自然秩序的體現形式。在現代社會，科學具有宗教無可比擬的解釋宇宙自然社會人生的優越之處，因為科學將它的解釋建立在經驗事實之上，而宗教的解釋是建立在超越人們的經驗事實之外的。而且建立在科學體系上的技術手段還能增進人類與自然相處的能力，增進人類社會更好管理自我的能力。基督教對於西方世界發展出自由、民主與科學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在西方進入自由民主社會的今天，在自由民主成為目前人類社會所能看得見的最佳選擇的今天，在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中國在自由民主歌聲四起的情形下有所退卻，拋卻了宗法家族制度，卻仍然困守於馬克思主義加儒家思想的集權主義政治文化傳統，歷經百餘年卻仍然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蹣跚。我想，在今天，中國應當走向自由民主是大多數有識之士的共識。然而，在如何走向自由民主卻爭議頗多。從西方的經驗來看，宗教的作用巨大。這是否意味著中國也需要藉助於宗教才能走向自由與民主呢？我認為有許多人有這種認識。一些人希望通過基督教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而引導中國走向自由民主，一些人希望將儒家思想轉化為一種宗教，借助於傳統的思想資源來引導中國走向自由民主。我則認為，沒有必要藉助於宗教而應當借助於科學。雖然在西方的歷史上，自由民主確實是大力借助於宗教而得以確立的，但自由民主卻是可以完全獨立於宗教而存在的。

在當今西方社會，宗教也日益成為風俗習慣。對上帝的信仰，更多的人們不再是對一個具有人格上帝的信仰，而日益泛化；人們對基督教的信仰也日益落腳在對教義的信仰之上。現代科學對人們日常生活所接觸的事物能夠提供完全令人信服的解釋，現代科學還能夠解釋星辰的運行，部分的解釋人類與宇宙的起源。現在沒有什麼自然現象能夠引發我們的恐懼，以至於讓我們認為那是神的憤怒。科學解釋給宗教解釋留下的空間越來越少，當然科學不可能提供所有的解釋。在宇宙和人的起源上，科學還沒有完全戰勝宗教，就給宗教的存在提供了空間。

在科學昌明的今天，我們根本沒有必要利用宗教，利用人們認知上的局限來構建社會秩序，來引導人們走向自由與民主。隨著科學的普及，中國社會也日益失去那種宗教得以興盛的神秘氛圍。只要我們竭盡所能持續不斷地增加國民的科學知識，樹立科學與理性的精神，國民就會認識到自由民主是對所有人，對整個社會都更有利的一種選擇。我們不需要將過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基督教的傳播上，只需求得宗教信仰自由就可以了；我們更沒有必要將儒家思想宗教化。這兩種方式既枉費工夫，又有愚弄和利用民眾認知局限的嫌疑。

總之，自由民主雖然借助於基督教而發展壯大，卻可以脫離它而存在。在科學發達昌明的今天，自由民主不需要刻意地借助於宗教，只需徑直借助於科學與理性就可以得到確立和普及。

2007月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