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货币超发，却没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一般认为，超发货币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大幅度上涨。但中国经济近几十年的实践却似乎颠覆了这一经济学定律和常识。长期来看，2013年，中国的广义货币发行量M2突破第一个100万亿，用了57年；2020年，中国的M2突破第二个100万亿，用了不到7年；2024年，突破第三个100万亿，超过３00万亿，只用了4年。这个数值超过了美国和欧盟货币发行量的总和。据官方发布的数据，2012年至2022年十年间，M2年均增速高达10.8%；而反映通货膨胀率的同期消费者价格指数CPI（Consumer Price Index）的年平均增长率却只有2%。而今年9月末，M2余额309.48万亿元，同比增长6.8%，而2024年9月份CPI同比上涨仅0.4%。无论从长期或短期来看，中国经济的物价指数上涨都大大低于广义货币的增长。也说是说，中国经济的货币超发并没有引发什么通货膨胀。

这就打破了以往的认识。那要么以往认识是错误的，要么中国的情况超出了以往认识的范围，就如天体现象超出了牛顿经典力学的适用范围。

我以为货币超发会引起相应的通货膨胀的传统认识只适用于短缺经济，而不适用于过剩经济。中国已从短缺经济转为过剩经济，这种认识就不适用了。而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仍然是短缺经济，所以，他们的货币超发就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中国货币超发，就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更不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换句话说， 人民币不会津巴布韦化，不会委内瑞拉化。人们对人民币可能津巴布韦化的担忧是不必要的。

短缺经济下，粮食和食品等吃穿用基本消费品供应量不足，不能满足消费者的基本需要，基本需求至少要达到吃饱穿暖的水平或者更高。当货币超发，流通中的货币增加，人们的名义收入上升，人们都愿意付更多的钱购买基本消费品。但整体而言，基本消费品的供应并没有增加，因而货币超发的结果就是导致基本消费品价格上涨，导致通货膨胀。

而在过剩经济下，基本消费品的供应相当充足。而基本消费品的收入弹性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收入增长了，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并不会有同步的增加。比如说，月薪3000元，一天吃半斤米饭，收入增加到月薪5000元，并不会增加对米饭的需求量，反而可能减少对米饭的需求量，而增加肉类和奶制品的需求量。总之，在基本消费品供应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后，收入的增加并不会导致人们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有大的增长。中国现在的低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基本是成本推动型，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政府提高水电气油等公共服务品的价格，增加了基本消费品的成本，从而导致基本消费品价格上涨。

因而，过剩经济超发货币，即使导致人们的名义收入增加，也不会导致对基本消费品需求的显著增加，基本消费品的价格不会因此而大幅上升。而在反映通货膨胀程度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中，基本消费品所占的权重最大。至少中国的CPI中，基本消费品的权重很大。中国现在的CPI权重大致是：食品类占31.79%；烟酒及用品3.49%；服装8.51%；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5.64%；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9.64%；交通和通信9.95%；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13.75%；居住17.22%。几乎都是基本消费品，只有娱乐消费不属基本消费。

中国目前CPI构成的权重很不合理，不能准确反映出物价总水平的上涨。首先教育消费的权重过低。现在一个家庭对教育的开支是家庭整个开支的最大项，权重被严重低估。再者，医疗的权重可能低了，现在看病和药品的价格相对居民收入太高，得一场大病就会拖垮整个家庭。考虑到大病发生率比较低，整体考虑，医疗在CPI中的权重也可能是合理的。第三，CPI测算中没有把旅游消费包括进来。而旅游消费则是中国家庭开支日益增加的项目。总的说来，现行CPI没有准确反应物价总水平的变化，也是货币超发与通货膨胀率反差过大的因素之一。

还有一个因素，中国的货币超发是为了促进投资，而不是促进消费。超发的货币供应限于投资领域，没有用于提高劳动者的名义收入。劳动者的名义收入增长也是大大低于M２的增长。这两年，许多劳动者的名义收入反而下降了，导致消费者甚至减少某些需求。

归结起来三个因素，一是过剩经济，人们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已经很大程度得到满足，不会随收入的上升而显著增加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二是，中国现行反映通货膨胀程度和物价总水平上涨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构成不合理；三是，超发货币没有导致劳动者名义收入有相应的提高。因而货币超发与CPI之间步调不一致。

但不要以为货币超发就没有负作用。负作用是很大的，只是现在还能将负作用严格控制住。用外汇管制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建立一道边界，控制住外币和人民币的流出流入。现在尚能控制住，但当在其它方面面临更大的压力，不得不撤除这道边界时，就得为先前应急的短期行为而超发的大量人民币付出沉重代价。

2024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