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費孝通《鄉土中國》之“從慾望到需要”：現象的捕捉與誤讀「2019-11-07 11:45」

費孝通《鄉土中國》正文最後一章《從慾望到需要》，通過對一些現象的捕捉，即“計劃”“工程”這些說法的流行於世，引入對社會變遷的探討。在寫作此文的年代，對工程和計劃的推崇是時代主流，搞計劃經濟工程幾乎是中國知識界的典型思維，費孝通也未能跳脫出這個社會大語境。

費孝通認為這些語詞是“現代的”，“不是鄉土社會中所熟習的”。這裡顯然呈現出一種變化。對由鄉土進入現代的社會變遷過程的探討，將有助於對長老權力和時勢權力兩者差別的理解：前者說明在穩定社會中“傳統文化”的重要，後者說明“現代科學知識”的重要。這種變化被抽像地歸結為：從慾望到需要。

慾望是什麼？費孝通將慾望定義為：取捨的根據。慾望規定了行為的方向，並且慾望的不滿足這一狀態是不能持久的，會訴諸行為，實現“慾望——緊張——動作——滿足——愉快”這一過程。 “人類行為是有動機的”，在費孝通看來，有兩個意思：一、有動機表現在人對自己的行為可以控制，即自由意志的存在；二、有動機表現在以之為根據作出取捨的慾望的存在。

而這個過程公式並不是全部的事實，因為慾望不可能全都得到滿足，也不會僅止於一次滿足，失去對過度慾望的抑制將會是世界陷入混亂、失範的狀態。費孝通應該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因而他提到了自覺和控制。 “自覺”在這裡解釋為“知道自己要什麼” ，他提出這樣的設問：依據慾望而行為，是否必然有利於己，以及，是否有利於社會的完整和持續？這個設問與性善性惡的倫理道德判斷無涉，而是以生存事實為發生的背景，這體現了費孝通思想的超越性，超出了道德的說教，回到社會事實來看待這個問題。不言自明的是，“自覺”是這個時代理性發展對慾望和情緒的控制所不可缺少的。

關於個人慾望和社會持續之間的關係，若基於一種去人類中心論的客觀視角去看待人類的歷史，會發現個體為自己行為提供的具象的理由，即各自的慾望，與社會的完整、群體的生存綿續無關，而這些行為又確實造就了社會完整、族群延續的事實結果。換言之，個體慾望驅使下的行為主觀上滿足了自己，客觀上服務於整個社會，且後者常不為某一個體意識到，自覺的慾望支配引導的行為，其目的與遠看上去往往並不一樣。

費孝通因此聯想到了十九世紀亞當·斯密的理論，大意是自私的個體只要為自己的利益作打算，充分滿足本性裡帶來的慾望，社會在“冥冥中看不見的手”安排下就會形成最好最融洽的秩序。在這裡，費孝通是一定程度上誤解了亞當·斯密，他也沒有看到《道德情操論》的理論，將這只“看不見的手”歸給傳統，而把基於現代科學知識的“計劃”視作是現代的。而我們知道亞當·斯密所指的“看不見的手”是價格機制，他的觀點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基礎，而絕非為計劃經濟大唱讚歌。

費孝通認為這種理論所根據的並非現代社會而是鄉土社會，因為“鄉土社會中個人的慾望常是合於人類生存條件的”。結合上面的文字，大致意思為：正因為鄉土社會中個人的慾望常合乎生存條件，才看上去像“冥冥中有隻手”在安排秩序，而不需要人們的“計劃”，如今進入現代社會，個人慾望並不完全符合生存條件，所以需要“計劃”，“計劃”和“工程”是現代的。

上述觀點牽連出幾個問題：第一、為什麼鄉土社會個人慾望常合乎生存條件？第二、為什麼現代社會個人慾望不符合？第三、“需要”是如何在現代化進程中形成的？

為回答第一個問題，費孝通找到了“文化事實”這一概念。文化事實即決定慾望內容的社會文化環境。 “鄉土社會中個人慾望合於生存條件”這一論斷的合理性由以下的邏輯推導而來，可以看出明顯的文化功能論意味：

因為：

1. 個人的慾望是文化事實，來自所處的社會環境。

2. 鄉土社會是傳統社會。

3. 傳統是經驗的累積。

4. 能累積即經得起自然選擇。

5. 經得起自然選擇即是有助於生存的。

所以：

• 在鄉土社會，個人慾望合於生存條件。

慾望是文化事實，但不能說“一切文化事實都是合於人類生存條件的”——邏輯推導如下：

因為：

1. 慾望是文化事實（社會文化環境決定慾望的內容）。

2. 一部分文化事實不合於生存條件。

所以：

• 人的慾望也有不合於生存條件的可能性。

——這是現代社會要解決的問題，且由科學知識來解決，隨之產生的是“需要”。傳統慾望與現代需要之間的差別在於根據的不同。

社會變動迅速，舊有的文化無法帶來生活上的滿足，因此引發對行為和目的之間關係的重新審視——慾望並不是最後動機，而是為生存所造下的動機，從而人類開始關注生存條件本身，新的概念產生—— “功能” 。功能是分析的結果，並不一定是行為者所自覺的。自覺的生存條件是“需要”，有別於“慾望”，“是營養而不是味覺”，這是現代的理性社會。 “理性”指人依據已知的手段和目的的關係去計劃他的行為，費孝通認為現代社會變化快，所以要有自覺的生存條件，即“需要”。

現代化過程中理性和科技力量發展，國家干預社會工程或計劃隨之興起，人們總以為用現代科學知識，社會就可以被大規模改造了。 1949之後延續了社會計劃和工程思維，是現代化語境下的“需要”。

至此，“生存”是第一要義，而費孝通開始拓寬考慮問題：“生存作為最終價值是不太確切的”。主觀上儘管有比生存更重要的價值，“在生存之外找到若干價值標準”，或主觀信奉某種超越生存的理論，不合於生存條件的文化終將在時間中被淘汰，淘汰的力量有文化的也有文化之外的。非人力所能及的“天道”不關心任何價值問題（即文化價值標準），而只是“列下若干條件，不合則去，合則留。”這裡又有點“適者生存”，或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意味。所以一種理論說法出現了。費孝通用孫末楠《社會習俗》中的理論來說明行為與思想的關係：“先有行為，後有思想”，而“決定行為的是從試驗與錯誤的公式中累積出來的經驗” 。

費孝通認為，不自覺的印合的弊端在於，若環境變化則人不能作主動的有計劃的適應，只能通過盲目地試錯來找到出路。鄉土社會環境不很變，人們可以從容地盲目地試錯，而不必擔心引起致命的損失，這也從側面印證了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徵，諸如不確定性，巨大的風險，高速運轉的秩序，相對緊張的生存樣態，而我認為這恰恰是層出不窮的迭代創新的來源，因為只有變動弗居的社會才能維持自身，也才能在一輪代謝之後催生出新的動力。

“在現代社會裡知識即權力。”說明在傳統社會權力的來源不在知識，也說明了現代社會的進步性：鄉土社會是靠經驗的，因而傳統社會的權力的基礎也難以從經驗中脫離；現代社會的權力更多的是“時勢權力”。

《從慾望到需要》的中心思想，就是走出鄉土的現代社會，因某些人掌握科學知識而具有時勢權力。有一種觀點稱，費孝通沒有看到現代科學知識本身，在現代性裡需要一種反思。

對知識的反思，是安東尼·吉登斯在《現代性之後果》裡所強調的。由於現代科學的發展，在解釋行為時把人類理性的作用誇大了，成了泛目的化。工程思維本身借鑒於自然科學，用之於社會則有不少誤導，造成社會改造中人類的自負。費孝通的誤讀之處在於，他認為現代社會是要計劃經濟的,而在1944年，哈耶克已經在英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 ，批判的就是計劃經濟。從慾望到需要，是從“鄉土社會的傳統經驗下不自覺的慾望”到“現代社會構建於科學知識的自覺的生存條件（即需要）”，時勢權力因之而生，其間也經歷了一個人類重新審視行為與目的的過程，而如果輕信現代科學的力量能實現計劃與工程的完美執行，將使我們陷入“致命的自負”。

參考文獻

費孝通. (2019). 鄉土中國. BEIJING BOOK CO. INC..

陳心想. (2017). 走出鄉土：對話費孝通《鄉土中國》.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